品人录

易中天

作者简介

1947年出生于长沙，曾在新疆工作，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32卷“中华史”。
《易中天中华史》（1-20卷）《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全6册）《品三国》《先秦诸子》《儒墨道法的救世之策》《闲话中国人》《品人录》《大话方言》《读城记》《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中国人的智慧》《帝国的惆怅》《帝国的终结》《费城风云》

贵族与流氓

古人的排行，曰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
在中国历史上，夺帝位者不外两种人。一种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是。一种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是。文人是没有份的。文人既不敢起这个心，也没那个力。即便参加造反起义，也只能攀龙附凤，跟在豪族或流氓的屁股后面，当个军师，做个幕僚，出点主意，使点计谋，断然是当不了领袖的。

项羽的毛病

依照韩信的说法，项羽至少有两条致命的弱点，即“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但在我看来，根据这一谈话，还起码得再加两条，即“小家子气”和“小心眼儿”。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就是君子之勇。
项羽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爱面子的人内心都很脆弱。唯其脆弱，才那么爱面子。因为他受不了半点伤害，这才要拼命护住自己的面子
真正的忍，是在想做而又可做的前提下忍住不做。

韩信的错误

柏杨先生说得好：心胆俱裂，由衷屈服，是瘫痪了的奴才。跳高之前，先曲双膝，则是英雄豪杰。如果稍一挑衅，就愤怒上前一口咬住，死也不放，那就是螃蟹了。

刘邦的长处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不能替别人着想的人，其实对自己也缺乏体验；而能够以己度人的人，也多半有自知之明。
我总认为，先秦至汉初是我们民族最大气的时代，是我们民族古代历史上不可企及的一个英雄时代，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古代希腊是高不可及和永不复返的历史阶段一样。

项羽之死

大家熟知的成语有破釜沉舟、作壁上观、衣锦夜行、沐猴而冠、四面楚歌、霸王别姬，以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等。最脍炙人口的诗则是李清照的五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做能臣，还是做奸雄

一个王朝和一种制度既然容不得君子，那就只能培养小人；既然听不得真话，大家便只好都说假话。当多数人都鬼鬼祟祟或战战兢兢，都乌龟缩头或老鼠打洞时，当权欲嚣张物欲横流，卑鄙受到鼓励而高尚受到打击时，这个社会就很难有什么英雄气质和高贵精神，也很难产生虎和豹。有的，只是狗和羊。那粗鄙的狗是由粗野的狼退化而来的，那平庸的羊则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且是黄鼠狼。
事实上，当不当得成皇帝，与抢不抢先没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实力，以及当时的条件。而且，即便条件成熟，也要作秀，要装模作样地推辞、谦让，让过三次以后，才装作顺从天意民心的样子，勉为其难一肚子委屈地去当。这当然很虚伪。但中国人偏偏就吃这一套。倘若无此虚伪，则会被视为恬不知耻。

天才与蠢才

“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汉末政坛上，开始大家比较看好的是袁绍。袁绍人长得漂亮（有姿貌威容），对人也不错（能折节下士），人缘也挺好（士多附之）。
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

宽容与报复

天下的争夺，归根结底是人心的争夺。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而要争取人心，就必须有一个宽宏大量的气度和一个既往不咎的政策，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像回事。这就需要有一个典型，一个样板，一个榜样。因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比说多少好话都管用。
战场上用诡计，官场上用权谋，不过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家常便饭，没什么稀罕，也并不丢人，谁都这么做，只不过敌方叫“狡猾奸诈”，己方叫“足智多谋”“出奇制胜”罢了。曹操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假话，什么时候该说真话。
曹操铲除异己向来就不手软，何况前方吃紧之时，更不容后院起火。
冤死鬼是少不了的，其中说不定就有曹操早就想报复又没有机会报复的人，比如在官渡之战中与袁绍暗中勾结的那些家伙。
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

几桩谋杀案

实际上，但凡得罪、顶撞过曹操的人，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实在找不到岔子，就诬以谋反；谋反的赃也栽不了，便诬以“腹诽心谤”。
根据《春秋》之义，立子以长，何况五官中郎将（曹丕）仁孝聪明，宜承正统。我崔琰愿以死恪守正道。曹操一看，大为惊异。因为曹植正是崔琰的侄女婿。崔琰不举荐曹植而举荐曹丕，说明他确实是处以公心的，连曹操也不得不“喟然叹息”，敬佩他的大公无私。
我们不要忘记，专制时代那些掌握了权力的家伙，没有一个不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
孔融，字文举，据说是孔夫子第二十世孙，来头自然很大。他小时候便很聪明，被视为“神童”；十六岁时为掩护受宦官迫害的张俭，与哥哥孔褒争死，被视为“义士”。
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
孔融和祢衡相互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则夸祢衡是“颜回复生”
祢衡的死，多少有些咎由自取。他实在做得太过分了。在所有冤死的文士中，他最不值得同情。认真说来，他其实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他的自高自大，就是他自私的表现。在他的心目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所以他谁都看不起。为了表现他的所谓傲气，不惜把自己的朋友孔融推到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就不能算是英雄，只能叫作混蛋。
祢衡正死于他的盛气凌人
说到底，祢衡是死于没有法制和人权。因为无论祢衡多么可恶和讨厌，至少罪不当死。但可以肯定，即便是在讲法制和人权的社会，他也不会讨人喜欢。
杨修，字德祖，太尉杨彪之子，也是一个聪明绝顶、极有才华的人，连狂妄冠军祢衡也承认他还算个人物，呼他为小儿
此说甚为可疑。杨修确实是帮过曹植，但杨修并非曹植死党。曹丕被立为太子后，杨修就想疏远曹植。曹植却一再拉拢杨修，杨修“亦不敢自绝”。曹植毕竟是曹操的爱子，即便当不上太子，也是得罪不起的。
崔琰是死于他的忠诚正直，孔融是死于他的不识时务，祢衡是死于他的狂妄悖谬，杨修是死于他的自作聪明。崔琰死得最冤，而祢衡死得最没价值。

无情未必真豪杰

曹操虽然残忍，却并不暴虐；冷酷，却并非无情。残忍和冷酷不是他的天性，是他在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被逼出来的。因为他不残忍，别人就要对他残忍；他不冷酷，就战胜不了一个又一个凶险的敌人。
实际上曹操自己就是一个慷慨多情的人。郭嘉英年早逝，曹操悲痛得死去活来。他给朝廷上表，给荀彧写信，同荀攸等人议论郭嘉，每每痛哭流涕，声泪俱下。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
鲁迅先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曹操怜子，项羽别姬，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也都是真豪杰，大丈夫。

可爱的奸雄

搞政治的人，太一本正经其实不好。不是让人觉得城府太深，不可信；便是让人觉得不通人情，不可近。最好是办事严肃认真，平时洒脱随和，原则问题寸步不让，鸡毛蒜皮马马虎虎，既有领袖的威望威严，又有人情味、幽默感。这样的人，最能得人衷心的爱戴和拥护。曹操便正是这样的人。
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
这是曹操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中国文化的悲剧。因为这种“宁要无才之德，不要无德之才”的逻辑，发展到后来，就是大清王朝的“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和张春桥之流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也是典型的狗与羊的逻辑。因为它翻译过来就是：“宁要一大群狗与羊，也不要一只虎和豹”，如果那虎或豹曾在农场里偷过猪的话。
曹操一生，政治上最得意的一笔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军事上最成功的一仗是官渡之战，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疏忽是放走刘备，失败得最惨的一次是在赤壁，最受肯定的是他的才略，最受指责的是他的人品，最有争议的是他的历史功过，最没争议的是他的文学成就。

这个女人不寻常

古人的称呼方式很复杂。光是表示尊敬或客气的，就有好几种。有称字的，如李太白（李白）；有称号的，如苏东坡（苏轼）；有称官衔的，如杜工部（杜甫）；有称郡望的，如韩昌黎（韩愈）；有称排行的，如白二十二（白居易）。如果是皇帝或皇后，则有谥号（如汉武帝）、庙号（如唐太宗）、徽号（如慈禧）、年号（如雍正）等。还有尊号，但不常用。至于谥号前加姓氏的，于臣则有之，如岳武穆（岳飞）；于君则无。君的称呼方式，是谥号或庙号前加朝代名，如唐明皇（谥号）、宋太祖（庙号）。姓氏加于谥号之前的君主，只有武则天一个。
这算盘打得并不错，只是没把武则天算进去。他们当然想不到，李治身边会出现一个蛇一样的女人武则天。他们当然也想不到，李治虽然好控制，却不是控制在他们手里，而是控制在老婆手里。结果，他们把李治扶上了台，李治却在老婆的指使下把他们整了下去。
没想到反而提醒了李世民：立李泰，承乾和李治都会有危险。只有立李治，才能保证三个儿子都平安无事。
柔弱的人往往倔强，正如刚毅的人往往豁达。
唐制，天子四妃，曰贵淑德贤。武则天却要求在此四妃之上再设宸妃。宸，北辰也，即北极星，是帝王的象征。宸极指君位，宸居则指帝王的居处，也代指君位。
武则天是不会放过她的仇人的。就在她正式成为皇后的二十六天后，王皇后、萧淑妃被赐自尽。两年后，韩瑗和来济被贬。四年后，长孙无忌也被谋杀。办法是刘邦、曹操都用过的：诬以谋反。
武则天，这个木材商的女儿，太宗宫殿里卑贱的侍妾，感业寺里孤寂的尼姑，终于实现了她的愿望，成为大唐王朝的堂堂国母。这一年，她三十二岁。

大尾巴羊

开国之君必须是虎，守成之君则不妨是羊
李治一上台，就面临三大难题：一，如何摆脱先帝的阴影；二，如何摆脱权臣的控制；三，如何克服自己性格上的弱点。
在专制政治体制下，小人从来就是阴谋家、野心家、独裁者最称手的工具。乱世要靠他们兴风作浪（他们最擅长造谣告密），治世要靠他们粉饰太平（他们最擅长拍马吹牛）。尤其是搞宫廷斗争时，小人更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正人君子不肯、不敢、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放心地交给小人去做，而且包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何况小人用起来比君子更顺手。小人没有道德观念，好收买；没有个人意志，好指挥；没有社会基础，不怕他们翘尾巴；没有自身价值，没用时扔了也不可惜。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都既用君子，又用小人。君子的作用是伸张正义，树立楷模；小人的作用是制造恐怖，实施阴谋。君子是领头羊，小人是看门狗。君子务虚，小人务实。有君子做榜样做楷模，人们自觉忠君；有小人做耳目做打手，大家不敢谋反。一个高明的君主，是一定两种人都要用的，就像大棒和胡萝卜缺一不可一样。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血染的皇冠

李贤实际上是死于武则天的猜忌。
但武则天猜忌甚至嫉恨她这两个儿子，则大体上可以肯定。原因是当时君臣朝野都看好这两位太子。
武则天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事先并无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准备，只是几个失意官僚落魄文人，凑在一起发了一通牢骚，慷慨陈词一番后，就匆忙起兵，扬言要把天下翻个个儿，岂有不败之理？
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裴炎反对搞武装叛乱，更不想让徐敬业成什么气候。他的打算，是和程务挺一起，对武则天进行“兵谏”，就像“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做的那样。只不过张、杨搞成了，裴、程没搞成。
告密制度、酷吏集团、冤假错案，这三个东西是一环扣一环的。有人出来告密，就有了情报和线索，也就有了整人的理由和借口；有人充当酷吏，告密者的举报才可能被“坐实”，也才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有了冤假错案，才能不断宣称“国家受到威胁”，从而使告密制度和酷吏集团显得合理合法。

左右开弓

告密和举报是不同的。举报出于公愤，告密出于私欲；举报出于正义，告密出于邪恶。告密的动机无非两种：或是陷害他人，以泄私愤；或是邀功请赏，讨好卖乖。反正不是为了损人，就是为了利己。
正如战争只能由战争来消灭，出卖也只能由出卖来遏制。
法网疏漏错放罪人，不过人臣的小过；爱惜生命厌恶杀戮，才是圣人的大德！
正直正派的人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敌人和持不同政见者）由衷地敬重，而卑鄙无耻的小人则总是会受到人们（包括其主子）的厌恶和鄙视。
武则天在对抗“恶”的时候，却把自己变成了更大的恶。当她动用手中的权力，公然把告密和出卖这两种最丑陋卑劣的行径一变而为值得赞扬和应予褒奖的事情时，她自己就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祸首。因为她启动了人性中最黑暗最肮脏的东西。现在，潘多拉的盒子已经打开，漫天飞扬的是瘟疫和病毒。

进退两难

峣峣者易折，皦皦者易污
要做到这一点，靠她一个人是不行的，必须广纳人才。人才不是摆设。要使用人才，首先就要尊重人才，而对人才的最大尊重，又莫过于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显然，治国必须招贤，招贤又必须纳谏。
他博通经史，熟悉刑律，仪表堂堂，一身正气。为官，则爱民如子，不惧权要；为臣，则忠贞不贰，老成谋国；为人，则诚实友善，刚正不阿；处事，则机警权变，足智多谋
李昭德又对武则天说：天皇（指李治），陛下之夫；皇嗣（指李旦），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当传之子孙，为万代之业，哪有让侄子接班的道理！武则天想想也不错，就把立储问题搁置了起来。
狄仁杰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片夕阳红。他这时虽已是九旬老人，精力却还十分充沛，头脑也还十分清醒。
武则天这才发现自己真正遇到了劲敌。这个劲敌就是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武则天毅然以女儿之身行男儿之事，这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事。任何反传统的人都要被传统所反。武则天充当了传统的反叛者，现在她不得不向传统投降，成为它的手下败将。

屡被罢官的官

现在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大约很少有人不知道“海瑞罢官”的。1966年，以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为导火线，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一个人，做官做到连死都死不起，也算得上“一清见底”了。
海瑞调升应天巡抚的任命刚一发表，应天十府官员便几乎快要哭出来。不少人纷纷请求改调他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不要头上的乌纱。这固然说明海瑞的清廉和声威已足以让人闻风丧胆，但也说明他在当时的官场上，其实已很孤立。
这种官样文章，原本是此类人物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把戏，十足地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中国官场历来就是以人划线的。严嵩一倒，他所扶植任用的胡宗宪、鄢懋卿之流也得跟着完蛋。这些人既然被确定为坏人，那么，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也就一律是好人。这也是中国政治斗争中最通用的逻辑，历来如此。
一个开明的君主和时代应该允许人们说话，但这种开明只能是一种装饰，一种点缀，不能太动真格，

不合时宜的人

上两次海瑞反对的是个人（胡宗宪、鄢懋卿或者嘉靖皇帝），这一回他反对的是整个官场。这个强劲的对手不论由谁出面来和海瑞对抗，都有两个坚强的后盾：一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官场传统，二是盘根错节、人数众多的文官集团。海瑞却只有一个人。他的武器，只不过是些空洞的道德信条，早就被人束之高阁，或视为粉饰。他的资本，也只是靠不怕死挣来的名声，一旦得罪了全体官僚，也就变得一文不值。所以，海瑞向整个官场发起的进攻，就只能是以卵击石，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是怪事！
中国人是十分看重家庭生活的。家伦理也就是国伦理。人们相信，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能忠于国君（所以海瑞的忠诚无人怀疑），而一个夫妻关系不好的人也一定很难与同僚和睦相处（这是海瑞遭受攻击最多之处）。许多中国人都认为，正如一个不会品尝食物滋味的人也一定没有艺术鉴赏力，一个没有男女之情的人也一定不通人情。
我们无妨将人分为五个品类：一、大公无私，专门利人；二、先公后私，先人后己；三、公私兼顾，人己两利；四、谋私也奉公，利己不损人；五、损公肥私，损人利己。其中第一类是圣人，第二类是君子，第三类是好人，第四类是不坏的人，只有第五类是坏人。圣人极少，君子和坏人也不多，最多的是中间层次大体还好和不好不坏的人。他们不是君子也不是小人，无妨说是常人。
他当然更不知道，官场的弊病并非只有贪墨，还有危险更大的一件事情——派系斗争。
徐阶因为四面受敌，年事又高，打算知难而退，告老还乡，海瑞专门去信劝阻，说徐阶受到攻击，无非因为“小人欲行己私，变乱是非”，徐阶的政策并无错误，政绩也不可抹杀。此时海瑞对徐阶，可以说是感激、敬重，还有些崇拜。
松江府华亭县（也就是现在的上海）
事情最后的结果是：徐阶的长子、次子和十多个豪奴被判充军，三子被革去官职，数千家奴被遣散十之八九，掠夺的民田至少退还了一半。
官场是没有是非只有亲疏的。
海瑞无疑是一个好人，也是一个好官。他善良、正直、刚毅、果敢，勇于负责，不怕困难，宁折不弯，决不妥协，意志坚定，勇往直前。但正是这些优秀的品格使他四处碰壁，走投无路。他就像一只天真无邪的小鹿，不经意撞入了豺狼和狐狸群中，却还以为自己是一头雄狮。

无法医治之国

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
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言：如果海瑞“采取惩一儆百的方式，把徐家或其他几家有代表性的案件广事宣传，以使借富欺贫者知所戒惧”，那么，“他也许会在一种外张内弛的气氛中取得成功”[插图]。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他们想起一个医生，这个医生曾给病人猛吃巴豆，还振振有辞地讲什么医书上说“巴豆不可轻用”，当然要重用了。内阁觉得海瑞就是这样一个医生，应该迅速地将其从巡抚的任上召回，以免我们这个原本就病病殃殃的帝国被他过度的热情医得人仰马翻。
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堪也。
明以前，一个皇帝的年号有许多，其中尤以武则天的年号为最多，有时一年之中要改好几次，因此历史上习惯用他们的谥号或庙号来称呼，比如汉武帝、唐太宗。明清两代的皇帝只有一个年号（唯明英宗朱祁镇因两次登基而例外），人们也就习惯于用年号来称呼，如明的万历，清的雍正。
所不同者，在于海瑞的念头，是要为民做主，因此更注意廉政；张居正的目的，却是要富国强兵，因此更注意效率。反腐倡廉，只要弘扬道德精神和恢复洪武成宪就行了；而要提高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则非得变法不可。变法，就一定会触及整个官场的神经系统，损害相当多人的既得利益和将得利益，使许多人升官发财的计划泡汤。所以，张居正的“官愤”更大。
第一件事，是他曾用皇帝的名义责令地方将所欠的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种制度居然会导致“合法的贪污”，这种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就大成问题了，但没有人敢对制度表示怀疑。
张居正第二件“不得人心”的事情是制定了新的“考成法”。
大明王朝从洪武皇帝开国之日起，就没想过怎样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有政治经济制度的着眼点和出发点，都是王朝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尤其是要保证皇帝的地位不被动摇，大权不致旁落。为此，就必须维持小农经济的低水平。与之相适应，政府的管理也应该简单、粗放、迟钝而低能，行政效率太高反倒是不对的，因为那会使基层惊惶失措而被指责为“民不聊生”，让皇帝感到威胁而被指责为“图谋不轨”。
海瑞、张居正、申时行，这三个性格、观点、作风不同的人，全都败给了同一个对象——文官集团或官场，而他们又都是想改善或维护官场的。海瑞以身作则，力图以道德来清除积弊，结果怨声四起；张居正锐意革新，力图用法令来振作精神，结果抗拒横生；申时行妥协安抚，力图用调和来维持团结，结果众叛亲离。他们都失败了，正所谓“可怜无补费精神”。显然，他们这个帝国，其实已无药可救。

难以成功的事

按说张居正是不该倒霉的。他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不仅想做官，还想做事，希望对帝国有贡献，这倒是和海瑞相同的。可惜帝国并不需要有人做事。它只想在普遍贫穷的低水平低标准前提下维持所谓长治久安。
万历皇帝在愤怒之余倍感伤心，在伤心之余又极其灰心。他不知道，如果连张先生这样的人，其道德品质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天下还有没有可靠之人？如果天下人的道德品质都不可靠，那么，以礼仪道德为立国之本，还能不能成立？
后宫千数，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
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是由三根支柱支撑起来的，这就是小农经济、孔孟之道和文官集团。小农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孔孟之道是其意识形态，文官集团则是其上层建筑的核心构件。
这就十分荒唐滑稽了：有着高风亮节的人只能“镇雅俗、励颓风”（说白了就是做摆设），而不能“当局任事”，岂非反过来说只有道德败坏、作风不正的人才能担此重任？看来，皇帝陛下本人对所谓“以德治国”，也已经丧失了信心。
根除腐败的唯一途径是限制权力。权力有一种自我扩张的倾向。如不加限制，就会恶性膨胀。一旦权力膨胀到无所不能的地步，腐败就会不期而至。但为了治理国家，又不能没有权力。消灭权力是无政府主义的想法。所以权力不能消灭，只能限制。如能有效地限制权力，就能较好地防止腐败。
海瑞去世后，南京人民奔走相告，如丧考妣。出丧那天，不少店铺自动停止营业以示哀悼。许多与海瑞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普通民众也纷纷前往参加送葬。送葬的人们白衣白冠，哀声不绝于道，延绵逶迤的队伍竟长达一百多里。人们为这位善良、刚毅、正直、清廉的官员，献上最诚挚的感激和哀思。
他的本愿，是要清除腐败，重振道德。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便是一万个海瑞也无济于事的。何况，在这种制度下，也出不了一万个海瑞。

如此父子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清世宗宪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雍正皇帝，突然在北京圆明园神秘地死去，终年五十八岁。
难怪张廷玉要表示“惊骇欲绝”了。
雍正确实有心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帝位多少有些来历不明。
小人总是弄不清自己的斤两。
允禩的“八爷党”显然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知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却不知道这天下如果是皇帝的，而且牢牢被皇帝掌握在手心里，那么，“得人心”就不如“得君心”。甚至，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因为任何独裁的君王都绝不会允许别人的威望和受到拥护的程度超过自己。
“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

如此兄弟

胤禛在康熙的精心安排下当上了大清帝国第五任皇帝，是为雍正。但他的悲剧性命运也就由此注定：没有康熙的精心安排他当不上这个皇帝；正因为康熙的安排如此精心，他这个皇帝当得十分别扭。
雍正心里清楚，他这个皇位，有些“来历不明”：既非汉家礼法，立嫡以长；又非大清传统，立君以贤。立长，该允祉当；立贤，该允禩当。即便是立爱，似乎也该允[插图]当，怎么也轮不到他胤禛。
从西周到大清，传统中国是个礼治的国家，什么也大不过“礼”去。即便贵为天子，位居九重，也不能违礼。失礼就是失德。失德，则君失其国，臣失其爵
达赖掌前藏，班禅掌后藏，哲布尊丹巴掌漠北（现蒙古国），章嘉掌漠南（内蒙古），均直辖于清廷。
雍正曾对人解释说：“廉亲王（允禩）其心断不可用，而其人有不得不用之委曲。”什么“委曲”呢？说穿了，就因为允禩是“反对党”的领袖，又确有才能。对于这样的人，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打，或者是拉。但要打，就得打在七寸上，不但要打得他满地找牙，还要打得他永世不得翻身。即位之初的雍正，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既然打不得，那就只有拉。拉也有拉的好处。真要能拉过来，自己的力量就会大增。即便拉不过来，先稳住他几天，也是好的。
他唯一的罪过，是德才兼备，以致老王夸赞，群臣拥戴，诸多阿哥爱护，成了皇子中出头的椽子，这才被康熙视为肉中刺，被雍正视为眼中钉。因此，允禩的罪，无妨叫作“有才有德罪”，或曰“德才出众罪”。
允礽“屡失人心”而允禩“屡结人心”，因此“此人（允禩）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允礽）也”。
芥蒂既深，怎么说，都话不投机。
如果不争夺皇位，这哥儿俩也不会反目为仇。一旦反目，也就不复再有手足骨肉之情了。剩下的，便只有必欲置对方于死地的仇恨和斗争。历史上所有的宫廷斗争莫不如此，雍正和允禩当然也不例外。

如此君臣

，雍正兴奋异常，竟然称年羹尧为“恩人”。雍正还说：“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
允禩和马齐是利用对象，允祥和隆科多才是依靠对象
他认为，惩罚要有针对性。怕疼的人，打他的屁股；怕死的人，砍他的脑袋；爱财的人，抄他的家产；一心想往上爬的人，就罢他的官职。这些惩罚，对文人都不合适。文人最重的是清名。罢他的官，他会说我正想归隐山林；杀他的头，他会说我正想名垂千古；把他流放到宁古塔、海南岛，他说不定又多了些写诗的材料。如此，岂非反倒成全了他？
何况钱家名门望族，五世七进士，江南武进有名的书香门第。钱名世自己也是两榜出身的“探花郎”，却要在祖宅门前，高悬“名教罪人”四字匾额，不但祖宗被辱，自己丢人，而且连子孙都会抬不起头来。士可杀而不可辱，钱名世受此奇耻大辱，真正生不如死。
一个文人，如果掺和到官场是非当中去，清名节操什么的，就不大容易保得住了。所以，文人最好离功名利禄这些东西远一点，方可保住一生的清白和宁静。
甚至就连雍正信赖重用的人，一不小心也会被他手里的那支朱笔刺得心里流血。
然而，十几天以后，雍正又在丁士杰奏报福建仓储情况的折子上批示说：“尔奏甚属可嘉！一切皆似此据实无隐，乃报朕第一著也。勉之！朕甚嘉尔之存心立志。”后来，在丁士杰的谢恩折子上，雍正又批示说：“朕因尔向不欺隐，所以训尔始终如一。”这时，丁士杰又变成“向不欺隐”“立志可嘉”了，真是前后判若两人，简直不可思议。
后面我们还要讲到，他骂人、训人、整治人，也疼人、爱人、宽容人。他刻薄而不寡恩，喜怒其实有常。被他痛骂的人，有骂错了的（如丁士杰），有不少也是“该骂”的。只不过换了别的皇帝，则不一定会骂就是
“舆论二字不但不足凭，竟全然听不得。”因为撕破脸皮秉公办事者，自然舆论不佳，而好好先生们的口碑却好得出奇。
所以雍正再三强调：“朕之前惟以真实二字方可保长久。”欺上瞒下不行，诬陷他人不行，投机取巧、讨好卖乖也不行。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朱藻喜欢搞浮夸风，经常向雍正报告“形势一片大好”，雍正批评他说：“观汝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边作活计”，正告他以后多做些实事，少搞些花架子。
专制君主残害他人，真比强盗还要厉害。强盗不过要人钱财，最多谋人性命，专制君主则不但要别人的性命，还要别人的灵魂，而且还要说这是为你好，是慈悲为怀菩萨心肠，真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年羹尧、隆科多之罪，说白了就是“辜恩”。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去声，适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如此朋友

义固君臣，情同契友”。
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无情。岂止有情，甚至感情用事。
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
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
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
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
君臣分际，隔如天壤。一个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个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错。
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
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事实上，政治也是艺术。政治家匠心独运的举措和处置，就像一件精湛的艺术品，也是要有人欣赏的。问题在于，这种欣赏必须发自内心，否则就是逢迎，就是谄媚，就是伪善，就是矫情，也就是奸。
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
是只有尧舜，没有皋夔。皋就是皋陶，尧的大臣。夔则是舜时的乐正。李元直的意思是说有圣君，无贤臣。雍正看了奏折，把他叫来质问：没有皋夔，哪有尧舜？李元直无言以对。结果，雍正对他的“处分”，是把广东刚进贡来的荔枝赏给他。
陆生楠是个小官，却喜欢议论大事。他著有《通鉴论》十七篇，对包括国家政体在内的许多重大政治问题都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见解。
那么，什么是“诚恳的批评”，什么是“虚伪的批评”？标准也只有一个：诚。具体地说，凡站在皇帝的立场上，一心一意为皇帝着想，就是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诚恳的批评”。相反，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夹杂着私心杂念，就是不诚。这样的批评，就是“虚伪的批评”。而且
雍正自有说法。他认为，小人有好几种。一种是钱名世式的，特点是投机钻营；一种是年羹尧式的，特点是忘恩负义。这两种小人，容易被人识破，所以无足为虑。还有一种小人最可怕，也最危险。他们的特点，是沽名钓誉。正因为是沽名钓誉，因此他们往往做正人君子状，甚至不惜作出牺牲，最能迷惑群众，混淆视听。由是之故，他们的危害性也最大。
在雍正眼里，这些“清官”就比“贪官”还可恨。贪官只不过偷钱，清官却要窃名，而窃名就是窃国。
雍正特别喜欢“孤臣”。这倒不完全是政治的需要，也和他的经历、处境、性格有关。他是一个孤独的人，从来就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他多次告诫臣僚：“人是最难信的。只可以自己勤慎服劳，公正清廉做去。”“他人是依仗不得的，惟求诸己好。”
九重三殿谁为友，皓月清风作契交
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

如此皇帝

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
一是取消宰相，代之以阁臣，也就是不要国务总理，只要秘书和秘书长，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皇帝一人兼任。这个制度，清代继承了下来。二是建立特务机关。具体地说，就是让明代臣民谈虎色变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
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
事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
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就数明代的最差。不是昏，就是暴，要不就是懒，好一点的又平庸。好容易出了个想做事的，又气数已尽。
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

如此帝国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
因为清从明制，官员俸禄极低。正一品官员的年俸不过纹银一百五十两，七品县令则只有四十五两。
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
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
讲道理是没有用的，做思想工作也是没用的，甚至杀一儆百也是不管用的，唯一的办法是改革制度。
现在雍正便可以“关门打狗”了。打的办法也有三种：一罢官，二索赔，三抄家。
雍正完全具备一个改革家的条件和素质。他自信十足又洞悉下情，勤政不息又讲究效率，刚毅果断又处处小心，广开言路又从善如流。他不是自不量力又好大喜功的皇帝，也不是好胜心切又文过饰非的庸主。他的强力意志和铁的手腕，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基础之上的：关外旗人的剽悍英武，预政皇子的丰富阅历，满汉文化的精神熏陶。这就使他的改革，既能有大动作，大手笔，又防微杜渐，严丝合缝，总之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谁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
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创业，太宗文皇帝（皇太极）继统，世祖章皇帝（顺治帝福临）建国。
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一代更比一代强！太祖高皇帝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世祖章皇帝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康熙）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到我当今皇上（雍正），更是天纵聪明，恢弘前烈，创造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已达到礼乐文明的最高境界。
得民心者得天下，顺天命者为正统，
这就既是因果倒置，也是循环论证。它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嘲笑过的德国庸人逻辑：凡是合理的都会存在。我存在，所以我合理。它也使我们想起民国时一位军阀的逻辑：自古英雄都好色。我好色，所以我是英雄。
曾静这个人，正如他自己所说，原本是穷乡僻壤的一个穷酸秀才，哪经过这种场面，见过这种世面？很快就被雍正连哄带吓收拾得服服帖帖。
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
我们这个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
雍正出生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爆发，世界在此之前三十八年（即公元1640年）已进入近代史阶段。雍正去世一百年后，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也被迫进入了近现代。看来，不管雍正当年做了多大努力，他的帝国也会风雨飘摇，他的王朝都时日不多。

文化与人

法制文化的前提，是个体意识，是人与人之间的独立和平等。独立，才会平等；平等，才需要法制。

关于“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的正解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就正如不能因为下游有羊在喝水，就说上游的水是它弄脏的。那可是狼的逻辑。
如此，则祢衡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大的孔文举（孔融），小的杨德祖（杨修），也就这俩小子还对付。其余那些人，提都提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