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中国人

易中天

引言

• 中国人耿直却又圆滑，坦诚却又世故，多疑却又轻信，古板却又灵活，讲实惠却又重义气，尚礼仪却又少公德，主中庸却又走极端，美节俭却又喜排场，守古法却又赶时髦，知足常乐却又梦想暴发，烧香算命却又无宗教感，爱抱团儿却又好窝里斗，爱挑刺儿却又会打圆场，不爱管闲事却又爱说闲话，懂得只争朝夕的道理却又主张慢慢来，等等，等等。
•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西方文化的思想内核是个体意识。

一 民以食为天

•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囵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 恩格斯早就说过，肉食是从猿到人的重要一步，而羊肉则很可能是我们先民的主要动物蛋白来源。羊以一己之躯帮助人类完成了从猿到人的伟大历史转变，简直是功德无量！正因为有此大功德，羊才成为吉祥之物，羊字才成为美善之词——羊言为善，羊人为美，羊我为義，示羊为祥。其实，“吉祥”二字，原本就写作“吉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更干脆说，羊，就是祥。
• 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在中国人看来，只有血缘，才最亲密、最稳定和最靠得住。谁都知道“是亲三分向”，血总是要浓于水，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这样，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拜把子啦，认干亲啦，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比如父母官、子弟兵、父老乡亲、兄弟单位等，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
• 而赡养老母，也就天经地义，否则便禽兽不如。所以，当一个人提出“家中尚有七旬老母”时，也就只好饶他一条狗命。
• 说起来，所谓“年夜”，也不过就是一个夜晚罢了；而只要能团圆，又何必拘泥于哪一天？但这一回的家宴就是特别重要，因为它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对前一年已然存在的血缘关系，是肯定和确认；对后一年将要延续的血缘关系，则是预约和重申。
• 工作就是开会，管理就是收费，协调就是喝醉。”是啊，不先在酒桌上“勾兑”一番，怎么协调关系呢？
• 敬酒的学问主要有三条：一是要注意先后次序，即尊者先，卑者次；二是在碰杯时，自己的杯子要低一点，以示谦虚；三是自己要先喝完，叫作先干为敬。
• “茶交隐士，酒结豪侠”
• 有个相声讲，某单位领导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科学家巴甫洛夫，加深对“条件反射”原理的理解，全体到烤鸭店吃烤鸭一次。结果，“学习效果”很好，同志们在酒席上都“感动地流下了哈拉子（口水）”。
• 中国人爱喝茶，和西方人爱喝酒完全是两回事。西人饮酒乃取其汁，国人饮茶乃取其气。西方的人体科学，注意的是体液。他们曾根据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在人体中的比例，把人分为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四种类型，称之为temperament。这个词，究其本源，实应译为液质，中国人却译为气质，就因为中国人是以“气”为“质”的。中国人认为，一个人的素质和品质，取决于他胸中之气：充盈着正气的是君子，充盈着邪气的是小人，充盈着清气的是雅士，充盈着浊气的是俗物。所以我们常说某人气宇轩昂，某人气度不凡，某人盛气凌人，某人一团和气，某人帅气，某人俗气，某人大气，某人小气，某人妖里妖气，某人怪里怪气，等等，就是这个道理。

一 文明与野蛮

• ，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进门必须脱鞋。脱鞋之后，脱不脱袜，则要看身份。如果身份相当，可以不脱；如果是卑者见尊者，如臣下见君主，儿媳侍翁姑，就一定要光着脚，叫作跣足。跣足是表示敬意的方式。
• 中国古代的所谓“圣王”，都被描述成“经天纬地”的大人物。经，是织布机或纺织品的纵线，纬则是横线。经天纬地，就是像纺纱织布一样有条有理地治理天下。
• 东方的野蛮人叫“夷”（东夷），披头散发，身上刻花纹（被发文身）；南方的野蛮人叫“蛮”（南蛮），也是光着身子，脸上脚上刻花纹（雕题交趾）；西方的野蛮人叫“戎”（西戎），披头散发，拿野兽皮裹在身上（被发皮衣）；北方的野蛮人叫“狄”（北狄），拿鸟羽毛做衣服，住在洞里（衣羽毛穴居）。
• 原来服饰是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是有文化与没文化、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的分水岭，
• 所以，依照传统礼法，不要说裸体，便是露出腿子也是犯规的。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才可以裸露上身或胳膊，谓之“肉袒”。
• 可见中国人的注重服饰，首先不是要漂亮，也不是要舒服，而是要“合礼”。
• 穿衣要怎样才“合礼”？无非两条。一是合身份，二是合场合。
• 剪去的头发长出之后，便不再剪，而是向两边分梳，长齐眉毛，叫作两髦。所以儿童又叫童髦。或者把两髦总束起来，扎在头上，一边一束。这两束头发，男孩的状如兽角，叫作总角；女孩的状如树桠，叫作丫头。所以孩童时代又叫总角之时，年幼或地位低的女孩又叫丫头。
• 一加缁冠，有治权；二加皮弁，有兵权；三加爵弁，有祀权。
• 最有趣的是饰物。比如戴冠冕的人，都要在两耳之处各垂一颗珠玉，叫作充耳。充耳并不真的要塞进耳朵，而是悬挂在耳旁，提醒戴冠者不要轻易听信谗言，叫作充耳不闻。冠冕的前后两方，则要悬挂玉串，提醒戴冠者不要去看那些不该看的，叫作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也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意思。
• 内衣，古人叫“衷”。它不但最为贴身，而且简直就是着衣者本人及其内心世界的代表，因此才有无动于衷、言不由衷、衷心感谢、互诉衷肠、道出衷情等说法，都是以衷衣代中心，以贴身代贴心。
• 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不能用身体感官确定的东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认知上，耳闻不如目见；在学习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业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则心不能定。于是就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体育锻炼，其实与身没多少关系。
• 事实上，中国的男女关系，更看重的是“依恋”而不是“性爱”。西方人的两性关系，往往带有好奇和探究的内容，因此不惮于婚前性关系，也乐意于与不同的男女成为性伙伴，为的是多一些体验和经验。中国人的婚姻，却主要不是为了一夜之欢，而是要“相依为命”“地久天长”。因此，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便是以身相许，定了终身的。如果被那男人始乱终弃，便会痛不欲生。
• 衣服就是依附。衣服依附于身体，自身依附于他人，由此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里，每个人都如被熨斗烫过一样，“服服帖帖”。这大概也就是“圣王”们“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秘密所在吧？
• 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
• 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 这当然很便当，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会有什么长进。因为把责任都推到别人那里去了，没自己什么事，自然也用不着反省，用不着改进。一个不知反省的人，对别人也不会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个对自己都不负责的人，又怎么谈得上对国家民族负责？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这样，倒也罢了。倘若全民族每个人都如阿Q，则其前途也就十分堪忧。
• 鲁迅先生早就描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一 命之所系

• 中国人的服饰之道，就可以总结为三句话：重人前而轻人后，重外衣而轻内衣，重礼服而轻便服。
• 他又留下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成语典故，也算是对历史文化有所贡献，可以名垂千古的。反正，项羽的面子总算是争回来了，虽然是在死后。
• 可见，丧失面子，有时会比丧失性命还要可怕。失身的少女，落榜的少年，被俘的战士，还有其他那些丢了面子的人，往往会竟至于寻短见，道理也就在这里。
• 。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等人死了以后，获得的一个盖棺论定的称号。它是对死者的总体评价，也是死者最后的面子，非争不可。
• 中国人为什么死要面子？就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比方说，君臣关系中的君或臣，父子关系中的父或子等等。不是单独的个人，也就没有独立的价值。
• 所谓“对不起”，就是说，不是我不想“对”，而是因为您老人家面子太大，我自己面子又太小，想“对”也“对不起”。
•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器晚成，真正有面子的人，并用不着摆谱。相反，只有唯恐别人看不起的，才会架子端得十足，到处耀武扬威。
• 尊者是不能当真贬损自己的。他的赔偿办法，只能是设法给对方一个更大的面子。
• 这就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条准则，即无论是恩是仇，都必须回报。而且回报的量级，还要大于给予者。人敬我一尺，则我敬人一丈；你伤了我的脸，则我一定要剥你的皮。
• 和事佬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自己必须极有面子；第二，他必须有办法让双方都有面子。
• 所以，说到底，和事佬之所以能够和事，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面子
• 历史上公认可以作为面子之本钱的，主要是爵位、年龄和德行。
•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 体面体面，总得先有“体”，才有“面”。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体之不存，面将焉附？无其体而求其面，势必身受其害，脸也丢光
•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面子其实是要靠实力来支撑的。有实力的面子是真面子，没实力的面子是假面子。
• 面子是中国人社会交往中的“通行证”。有了它，就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难为易，左右逢源，甚至化敌为友，化险为夷。
• 不但江湖，便是官场、商界，但凡是人的圈子，面子都是打通关节的法宝。
• 花花轿子人抬人。如欲取之，必先予之。那些会做人的，都懂这个道理。
• 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
• 面子就是面子。它的特征是：一、人人必备，一旦丧失，便没脸见人；二、可以替换，有时会变大，有时会变小，有时还会丢光；三、专供观赏，有人看时挂在脸上，没人看时束之高阁。
• 中国做人的规矩很多，但原则也很简单：第一要识相，第二要懂事。所谓“识相”，就是要会看脸色，知道对方有什么样的面子；所谓“懂事”，就是要懂得礼貌，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表演。
• 事实上，在中国无论做人做事，都带有表演性质，甚至根本就是“做戏”。因为在中国人这里，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做”出来的，并且是“做”出来给别人看的。
• 在社会交往中，要想不伤对方的面子，最好先弄清对方此刻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历史的辩证法，亦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
• 实际上，在任何民族那里，蓬头垢面、不加修饰地面对他人，都是极不礼貌的，因为这似乎隐含着“你也配让我修饰吗”的意思。所以，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见别人，或让别人来看，就不仅是自己要面子，也是给别人面子。
• 所以做人必须“世故”。不世故，便会或因不会做人而伤了别人的面子，或因不会认人而为别人的假面所惑。伤人不落好，被惑要吃亏，因此“人情世故”四个字，实在是一门大学问，也是每个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琢磨，甚至必须耗尽一生精力才能弄懂学会的“必修课”。

一 面子与人情

• 但即便是佛祖出面，也还是人情，得了好处的人也要领情。由于人情和面子是如此地相互依存，所以，中国人也常常把它们合起来称作“情面”。
• 只好一任自己的情妇，去做那刀下的冤魂，这便叫人情大于王法。中国的法制难以健全，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此。
• 储备和制造情面的办法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多多见面。因为情由面生，如果从来也不曾见面，则情由何来？
• 一个人，如果念旧，也就是在不再见面的情况下仍然记挂和认定过去的情面，维持过去情面的有效性，就会被舆论肯定和赞扬。
• 看来，维系人情、储备情面之最可靠也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多多见面。
• 时谚云：“走动走动，向上浮动；不走不动，向下滑动。”
• 故意不见既然意味着不友好，无意的不见也就可能被视为或误为不讲交情。所以，一个人回到故乡、母校、原单位，就应该尽量设法和所有的亲朋故旧都见上一面。如果不小心漏掉了一位，他就会认为你不给面子，甚或怀疑你对他有意见。
• 常不见面，固然难免生疏；常常见面，也容易“熟”得烂掉。最好是亲而不近，敬而不远，若即若离，恰到好处。这当然很难，故曰“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 人情的基本法则是“回报”。
• 甚至就连“还不还”，也是问题。中国人的所谓“人情”，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它是情感，又不纯粹是情感。这就不好办。因为如果纯是情感，就不必还；如果纯是商品，就容易还。最怕的就是说不清。还吧，像做买卖；不还，又好像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可真是左右为难。
• 其实“衷情”也是需要回报的，只不过其方式与回报“表情”不大相同，然而它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则往往还要更大。
• 所谓“听话”，也就是以对方的意志为意志，以对方的情感为情感，以对方的爱憎好恶为爱憎好恶，这还不是报之以全身心吗？这种回报的代价，还不算大吗？
• 做人难，就难在这“人”原不是自己要做，也不是为自己做，而是为别人做的。
•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而已集·小杂感》）
• 像话不像话，全看别人如何说话，哪有什么客观标准可言！
• 所谓“太不像话”，只不过是表达了一种愤怒和鄙视的情感态度，是属于人情范畴的东西。
• 比如中国人是不喜欢张狂的，因此做人就得收敛一点。不过他们也不怎么喜欢窝囊，因此又不能一点“尾巴”都没有。最好是深藏不露，若有若无，“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而且，藏的时候看不出来是在夹着，露的时候又不知是怎么出的手。这是做人的诀窍，也是世故。
• 深于世故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善于察言观色，又消息灵通，在他人尚未开口或不便开口时主动上门服务，甚至已然把事办好，让他“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二，不动声色，举重若轻，事前不张扬，事后不夸功，甚至不认账，当然也绝口不提回报的事；其三，不计利害，甚至无妨让自己吃一点不大不小的亏（以拟送之人情的大小为比例而以不损害自己的根本利益为限度），担一点有惊无险的“风险”。
• 良心，是专门用于人情回报的一个道德范畴。
• 因为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三年以后，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父母既然予我有“三年怀抱之爱”，则我们也应该有“三年守丧之回报”，否则便是没良心。但是，这种回报，父母显然并不能享受到它的真正好处，所以，归根结底，也仍然只是我们自己是否安心的问题。
• 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
• 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落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
• 人情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因为人情是美好的。中国人认为，人的心灵之所以美，全在“有情”。情字从心从青。“青”表声，也表意。“青”的本义，是“春季植物叶子的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热爱生命，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来说，青也就是最美丽的颜色，如天空之美者曰青天，季节之美者曰青阳，年华之美者曰青春，妇人之美者曰青娥，头发之美者曰青丝，合金之美者曰青铜，目光之美者曰青眼，楼宇之美者曰青楼。用之于造字，则心之美者曰“情”，言之美者曰“请”，人之美者曰“倩”，目之美者曰“睛”。情既为“心之美者”，则有情者必心灵美，心灵美者必有情。
• 不通人情是不行的，有没有人情味也大不一样。因此，一个人如果有了困难或有了麻烦，要找领导说情或求情，便往往会在下班后找到家里去，就因家里比办公室更有人情味。同理，单位上的同事尽管天天见面，逢年过节仍要组织诸如联欢、郊游、聚餐一类的活动，也并非当真就是要吃、要喝、要玩，而主要是增加单位的人情味。所以这类活动，不论个人愿意与否，一般都应积极参加为宜，否则便会被视为孤僻、孤寒、不合群，或者没有人情味。人情味和人情是俱为一体的。没有人情味，即等于没有人情。

一 单位之谜

• 单位，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人生存的依据。
• 更重要的是，单位不仅是饭碗，是面子，是人情，而且还可以说是“父母”，是“家庭”，甚至是“摇篮”，是“襁褓”。
• 即便是这种客套话，一般也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而且要说得空洞，不能有太多的具体内容。当然，为了表示虚心学习的诚恳，也不能一点具体内容也没有。所以，这种话只能由带队的领导说。如果由一行中地位最低的小青年来说，不但掌握不住分寸，还会有吃里扒外之嫌，而且对方也不会领情。
• 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
• 单位之所以具有前面所述那些“包揽一切，关怀备至”的职能，与其说是一种管理的需要，毋宁说是一种心理的需要。
• 正是这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永不“断奶”，造成了人们严重的依赖感。
• 今朝有奶今朝吃，明朝无奶再叫娘”？
• 事实上，历史上的贪官污吏在中饱私囊的时候，野心家、阴谋家在篡国夺权的时候，都无不打着“为公”“为国”“为天下”“为人民”的旗号。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遮人耳目，另方面却也未尝没有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心理因素在内。
• 人人有份就是公，大家一样则是平。
• 公（人人有份），是“平”的前提；平（大家一样），则是“公”的体现。公不公（有没有份），就看平不平（一样不一样）。
• 海之所以大，是因为它容纳百川；河之所以大，是因为它不拒细流；国之所以大，则因为它统摄万民。
• 中国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东西少点不怕，只要能做到“均平”，也就“太平”。
• 思想教育虽然有用，却并不万能，因为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来摧毁，现实的状况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改变。
• 猪太肥了，就会被宰；人太出名，就会挨整。所以越是出名，就越要谦虚谨慎，特别是待人接物时，要多给对方面子。因为你的面子大，人家心里本来就不平衡，但如果你和他“平起平坐”，他等于毫不费力地便得了个同样大小的面子，自然立即平衡起来。
• 吃大锅饭的单位，便变成了弱者的天堂，强者的牢笼。这也是弱者往往醉心于找一个“可靠”的单位，而强者每每想要跳槽的原因。
• 难怪有人说西方文化的象征物是十字架，四面出击搞扩张；中国文化的象征物是太极图，阴阳两极窝里斗。
• 窝里斗的结果也只有两个：一是把人变成“两面派”，二是把人逼成“精神病”。
• 在“人人有份，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观念熏陶下，中国人的一个普遍心理，是最不能容忍自己身边熟悉的人比自己过得好。
• 总之，当中国人不再为吃饭穿衣发愁，继而不再为住房交通所困时，多一点自由，便将是他们的向往与追求。
• 它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民主与法制，是法律和真理的面前人人平等。所有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人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意志，就没有法制；没有民主和法制，就没有现代化。如果说，西方文明开始于“炸毁氏族血缘组织”，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就必须从割断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依附关系开始。

一 家为国之本

• 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组成社会的概念，就叫个体本位；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个人主义。
•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成说是“家”了——公是公家，国是国家，老板是东家，老婆是浑家，同姓是本家，全体是大家，别人是人家，自己是自家。农家、渔家、船家、店家、商家、厂家，女人家、孩子家、姑娘家、学生家，行家、专家、野心家，没有什么不是“家”。当然是“家”了，“家”是“本位”么！
• “家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公共财产为家族所私有，二是指国家体制以家庭为模式。
• 中国传统社会的所有制，是“家有制”（家庭所有制）。依此制度，包括主要生产资料在内的一切财产，都归家庭而不是个人所有。父家长只有“支配权”，并无“所有权”。
• 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曲线救国”了。
• 别内外”是为了“定亲疏”，而“定亲疏”则是为了界定人情的大小和面子的尺寸。一般地说，内则亲，亲则近，叫作亲近；外则疏，疏则远，叫作疏远。疏远者为“客”，必须客气，也必须装门面；亲近者为“家里人”，不必客气，可以不留情面。
• 因此，当家庭成为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模式时，“公私不分”和“内外有别”这两个基本原则，也就确立起来了。
• 的确，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原则，差不多都是从家庭这个本位出发的，这就是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
• 长幼有序，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所谓“长幼”，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辈分，其中辈分又比年龄重要。
• 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就构成了中国古代伦理的全部基础。
• 总之，中国语言极为丰富，词语的搭配极重“分寸感”。正是在这细微的差异中，最能见到文化精神。
• 家”就是“豭”，也就是“公猪”，或“关进深屋的公猪”。这只公猪关进深屋干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圈养，而是为了防止乱伦。因为公猪性淫，只有关进深屋才不会“乱来”。所以，“关进深屋的公猪”——“家”，也就成了防止乱伦的符号和象征。
• 血统高贵的，其人也高贵；血统卑贱的，其人也卑贱。可见，单有血统还不行，还要血统好。一要高贵，否则便是“贱种”；二要优秀，否则便是“孬种”；三要纯正，否则便是“杂种”；四要清白，否则便是“野种”。
• 可见，所谓“亲”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有血缘关系的，叫血亲；一种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叫姻亲。
• 对于亲人，是“亲爱”；对于人民，是“仁爱”；对于庶众，是“泛爱”；对于万物，是“怜爱”。
• 一个有家教的人，便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疏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会懂得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事中通气，从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嘉许。可见此事虽小，作用却大，意义也很深远，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
• 第一，应把道德和法区分开来。道德和法有关系，但并不同一。犯法的人，并不一定道德败坏；守法的人，也并不一定道德高尚。以道德代法制，只能弄得道德与法都不健全。第二，应把政治与道德区分开来。政治是一种立场，道德是一种品质。立场表现为态度，品质表现为行为。态度好不等于行为佳，立场对不等于品质优。站在敌对立场上的人，并不都品质恶劣；而同一阵营中人，也可能背后开枪。千万不要以为某某人在政治上拥护你，就一定是“有德君子”，可以放心依靠。第三，应把一般共同道德和特殊职业道德区分开来。有些道德品质，是作为一个“人”所必须具备的；倘无，则“不是人”。有些道德品质，则是一定岗位上的人必须具备的；倘无，则应掉换岗位。比如军人应该勇敢坚毅，懦弱的人就不能当将军；学者应该热爱真理实事求是，见风使舵、卖论求官的人，就应该从学术界开除出去。至于他们生活上是否艰苦朴素，或是否有暧昧的男女关系，其实不应苛求。
• 说话时，官大的叫指示，官小的叫讲话，没有官衔的叫发言。
• 官为什么会成为本位呢？就因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传统伦理是一种等级伦理。内外、亲疏、长幼、贵贱，都是等差，也都是级别，纵横交错，不胜其烦，很需要有一个简单明确一目了然的统一标准。
• 显然，所谓“官本位”，其实就是“等级本位”。
• 级别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因为它不仅意味着地位的高低和面子的大小，而且意味着待遇的高低和实惠的多少。
• 爵明贵贱，服定亲疏，爵明待遇，服定义务，这就从纵横两个方面，建立起一个立体结构的等级制度，而后代的官僚体制，则不过是等级制度的集中体现罢了。
• 级别这玩意，既是面子，又是实惠，既是贵贱，又是亲疏，则谁人不想，哪个不争？
• 我们知道，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兴旺，社会的进步，取决于科学的进步，政治的昌明，道德的完善，法制的健全。说到底，取决于全民族的素质。然而，官本位造就什么呢？它造就的是思想的平庸，政治的腐败，道德的堕落，法制的破坏，以及全民族素质的低下。
• 也就是说，官与民，公务员与非公务员，作为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权力和义务上也是平等的。平等，才有民主和法制；平等，才有科学与道德。显然，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废除官本位。

一 无爱的婚姻

• 然而，这个“终身大事”，与那两个定了“终身”的人，又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 总之，媒人替父母做选择，父母替子女做决定，没当事人什么事。
• 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 中国传统社会的婚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一是尽义务，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二是结亲缘，即“合二姓之好”；三是继血统，即“生儿育女”；四是过日子，即“男人无妻家无主，女人无夫房无梁”。
• 依此逻辑，则最好是男的方正古板，女的木讷冷淡，或女的不性感，男的无魅力，除了制造人口，再无性的需要，便是模范夫妻了。
• 然而传统婚姻却可以把两个素不相识、连面也没见过的人强行捏在一起，“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地住在一块儿罢！’”（鲁迅《热风·随感录四十》），岂非“禽兽不如”？
• 婚外之情婚姻以结缘为目的，就无须爱；以继统为目的，就无须性。于是，要想得到爱，满足性，便只有寄希望于婚外。
• 爱，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外界的干预和指挥越少，爱的可能就越大。
• 事实上，在中国传统社会，也包括按传统观念和传统方式组织的现代家庭，夫妻感情都相当淡漠，既不浪漫，也不甜蜜。于是，除个别人寻花问柳或红杏出墙外，大多数夫妻满腔的爱心，便都只好倾注在子女身上。
• 中国人的事情很怪：既尊老，又爱幼，就是不大看得起自己。
• 小儿任情娇惯，大来负了亲心。费尽千辛万苦，分明养个仇人
• 教育的失误，问题太多，难以尽述，但我以为最核心最关键的，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不平等”。父母、师长一站在子女、学生面前，还没开口，便预先不容置疑地成了“真理的化身”，无论说什么，子女和学生都得无条件地全盘接受下来。如有疑义，便是不敬；如有商榷，便是顶嘴。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问题就立即发生转移，就由“父母师长的话是否正确”，变成了“子女学生的态度是否端正”，接下来自然是对态度的整肃，而真理的探讨则成了几乎永无期日的事情。这样的教育，倘若能培养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勇于为真理献身的科学人才，那才是咄咄怪事！
• 中国父母最关心的，无非是子女的三个问题：教育、工作和婚姻。
• 三十未娶，不应再娶；四十未仕，不应再仕”的说法。至于现代，年限又可再放宽一点，大约男子超过三十五岁，女子超过二十八岁，如无对象，便一般公认是大男大女。
• 甚至在现代西方国家，一般说来，青年男女都可以自由地找到自己的异性朋友、情人或性伙伴，并公开同居，而结婚则只是一种形式和手续。
• 所以不少大男大女，到了实在顶不下去时，往往胡乱找个对象，凑合着结婚了事。
• 而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无妻、无夫、无父、无子这四种人，即鳏、寡、孤、独。
• 社会关心的，首先是甚至仅仅是“女有家，男有室”，女的得嫁得出去，男的不打光棍。
• 事实上，没有爱情做基础的婚姻，从来就靠不住。可以凑合着过的，也可以随便地离。离不离，只看有没有必要，有没有条件。传统社会离婚率不高，第一是没有必要（离了也没爱情），第二是没有条件（女方没有权利）。一旦人们发现离婚并不很困难，离婚后或在婚外又能找到爱情，那么，婚姻的破裂，也就只是早晚的事。
• “少谈些爱情，多解决些问题。”
• 拖半年不够，就拖一年；拖十年不够，就拖一辈子。只要临终之前离不了婚，咱们就是“白头到老”，岂不“死也瞑目”？再说，“我好不了，你也别想好”；“我得不到幸福，你也别想得到”。大家都不好，都不幸福，可不仍是“同甘共苦”？
• 我们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因为我们的同情心总是倾注在弱者一边。
• 公众舆论和不愿离异的妻子，也都共同地排除了“感情”这个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更深入地想一想，即使那负心丈夫迫于舆论压力而收回成命，维持婚姻，他的心会在妻子身上吗？他们这种感情早已破裂的婚姻，会幸福吗？
• 当代社会老人们与子女之间最理想的家庭方式是：同在一地，相距不远，平时单过，节假日相聚，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子女较多的话，也不必都在身边或附近，有一两个就好。
• 伴随着爱情发生率剧增的，是其保真度的降低和其延续期的缩短。半年之内换几任恋人已不是什么稀奇事，认识三天就上床，一个星期后就分手，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白头偕老的海誓山盟，谁也不拥有爱情的“铁饭碗”。
• 清人赵翼诗云：“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也不妨改它一下：“夫妻生活许多年，而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情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天。”
• 许多女孩子甚至明确地表示，她们更中意的是“红苹果”而不是“青苹果”。换言之，不是“曾经沧海难为水”，而是“曾经沧海更会水”。
• 爱情似乎首先是年轻人的事。

一 真情所系

•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人生所贵在知己，四海相逢骨肉亲”。
• 平等，相同，相合，而又自由可选择，关系就亲密，感情就深厚。
• 真正的君子之交，诚应“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着眼大处，不拘小节，求同存异，才是长久之计。
• 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
• 世上真正的君子和真正的小人都不多。大多数人，处在君子与小人之间，无妨称之为常人。
•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 中国人友谊的又一个特点，是任何人的结交，都有一定的“圈子”。
• 如果我们要了解一个人，认识一个人，只要看看他生活在哪一个圈子里，和什么人来往，跟谁交朋友，也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这就叫“不知其人而视其友”。
• 形成圈子的又一种最常见的因素和条件是“籍贯”。中国人历来重籍贯，直至今日，中国人的档案材料中，差不多都有“籍贯”一栏。中国文化认为，不同的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气质，或刚，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犷，或细密，或耿直，或油滑。文化气质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行业职业，如“江南出才子，山东出响马”，“宁波出裁缝，绍兴出师爷”等。
• 所谓圈子，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资源共享”的意思。
• 既共享资源，又同仇敌忾；既利益均沾，又祸患均摊，这就叫“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中国人交朋友、结圈子、拉帮派的基本原则。
• 代价之一，就是消解了个人。
• 一个人的团体意识越强，自我意识就越弱；越是与圈子认同，就越是消解了个人，最后就变得只会说“我们”，不会说“我”了。中国人写文章，谈到自己的观点时，往往说“我们认为”，而不会说“我认为”，就是这种观点和习惯所使然。
• 在战时是团体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在平时则是人情大于王法。
• 因此可以这么说，传统的中国社会，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又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而只有许许多多的“圈子”（比如行帮和乡社，家族和家庭）。

一 所谓闲话

• 中国人爱说闲话。全国各地，都有关于闲话的种种说法。比如北京叫侃山，上海叫吹牛，东北叫啦呱，西北叫谝传，新疆叫宣荒，闽南叫化仙，成都叫摆龙门阵。
• 打麻将最好。朋友聚会，可以增进友谊；家人围打，可以共享天伦。有些做子女的为讨双亲高兴，特地在节假日陪父母打上几圈，也算是一种孝心。
• 中国人爱打麻将，爱说闲话，说到底，还是因为爱扎堆，爱抱团，爱往一块凑。
• 二十岁的男人是‘奔腾’，三十岁的男人是‘日立’，四十岁的男人是‘正大’，五十岁的男人是‘微软’，六十岁的男人是‘松下’，七十岁以上就只好靠‘联想’了。
• 会说段子的人差不多都有相声演员的口才，会设悬念，会抖包袱，甚至会说方言，总之是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嘴皮子特溜，这才能成为“九段高手”。
• 讲段子，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调节气氛，放松身心，解除戒备，拉近距离。
•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探索自然兴趣不大，对公益事业也热情不高，唯独对关乎他人私事的闲话，以及各类来路不明的消息传闻，兴趣盎然，乐此不疲。
• 完全不说闲话，也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说闲话，你一个人不说，就显得不合群，也给人以有毛病的感觉。所以，除非你自命清高，存心和大家伙儿过不去，便少不得多多少少要说点闲话。
• 陛下以一人之誉而召臣，一人之毁而去臣，臣生恐天下有识之士听说陛下如此地为他人的议论所左右，就能窥测到陛下的深浅了。
• 。尽管你被平反了，尽管你被证明无罪，也没有问题，但只要闲话不止，就终究是个“问题”，也就别想过安生日子
• 闲话这玩意，又闲又不闲，“提起来千斤，放下去四两”，用来做武器，最为合适。
• 真实可靠，就有人信；神秘诱人，就有人传。因为能够听到不能公开讲的话，证明自己面子大，路子广，手眼通天，消息灵通，如不向人展示，则优越感何以显现？再说，把“不足与外人道”的闲话倒给别人听，也是拉交情、套近乎的一种方式，它往往意味着“如果咱俩不是哥们姐们，怎么会告诉你”。这就是面子，也是人情。倒闲话，体验了优越感，又得了面子人情，当然是很合算的买卖。
•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 糟糕的是，这种疑心往往无法证实，而且也不会表露出来，结果很可能一个人中了暗箭自己还蒙在鼓里，稀里糊涂地就被“断送”了政治生命
• 那么，闲话果真就无法对付了么？有的。一个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用闲话来对付闲话。
• 男人的报复多诉诸行动，女人的报复则多诉诸语言。故男人动手，女人动口；男人打架，女人骂街；男人搞政变，女人倒闲话。
• 一个单位，或一个圈子里，如果突然来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又相当出色，或气质高贵，或谈吐优雅，或年轻漂亮，或风流性感，便立即会引起注意。男人的注意多半带有“邪念”，女人的注意则多半带有“敌意”。虽然都是“不怀好意”，但内容和性质却大相径庭。
• 总的来说，男人谈女人，意在欣赏；女人谈女人，意在批评。男人较少对女人进行道德评价，女人则很难对女人进行审美欣赏。男人的态度是美学的，女人的态度是伦理学的。男人是欣赏者，女人是批评家。
• 第一，男人也倒闲话，而且也不见得少说；第二，男人的倒闲话，多半有目的，甚至是用于搞阴谋；第三，男人的倒闲话，和女人一样，也是着眼于他人的隐私和私生活。这就比女人更可怕，也更下作。因为女人的倒闲话，多半没有什么直接的功利目的，只不过爱说而已，顶多借此表明自己的清白，或泄泄私愤。男人是不爱说闲话的。不爱说而说，就多半“别有用心”。
• 所以这类人，大多有“两件珍宝”，曰“好马快刀”。马是什么马？吹牛拍马。刀是什么刀？两面三刀。吹牛拍马就说假话，两面三刀就倒闲话。
•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 攀比之外，也不乏好奇。人的心理大约总是这样：离得太远，根本看不见的，他没有兴趣；全无遮掩，一目了然的，他也不会好奇；唯独那些近在眼前又看不清楚、半含半露、半遮半掩、若有若无、似是而非的东西和事情，最能勾起他们看个究竟的欲望。
• 用于杀人之闲话，多为此类，而想象力则是其刀刃
• 闲话最大的好处，是什么人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讲，反正只当放屁。
• 一个人，除非谁也不认识他，或者谁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就难免会被人说闲话。即便他再会做人，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这家伙，八面玲珑，从来不得罪人，真是油壶里的鸡蛋，又圆又滑。”这不也是闲话么？
• 尤其在古代，既无广播可听，又无电视可看，说闲话是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 弄臣和清客，因为都是只有等皇上或权贵们“闲”下来时才“上班”的，所以他们的职业，也就可以统称为“帮闲”。
• 所谓“真正的帮闲”，第一要“会说”，也就是要有好的口才，能够举重若轻，挥洒自如，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相当于“口头文学家”。第二要“能讲”，见多识广，知今鉴古，无论什么话题，都能接上茬，对上口，说出名堂来。这就要肚子里有货，至少是半个“学问家”。第三要“善道”，也就是要知道哪些话该讲，哪些话不该讲，无论讲什么，都只会让人高兴，不会让人反感。这就简直要有点“政治家”的天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