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易中天

封面

认真说来，责任心和责任感，才是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
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

版权信息

书名：中国的男人和女人作者：易中天

奶油小生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体力，也指智力，而且主要是指意志力。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

江湖好汉

不知为什么，中国古代的传奇故事，好像有严格的分工和界限：说爱情的专说爱情，说英雄的专说英雄。爱情传奇中少有英雄行为，英雄传奇中又难觅爱情色彩。在爱情传奇中，要么是死去活来地爱，要么是始乱终弃地赖，要么是生离死别地哭，要么是棒打鸳鸯地坏，都与英雄无关。
在梁山上，贯彻“不好色”原则最为坚决彻底的，是李逵
有任何心理负担地跟着宋江走到底，为宋江出生入死，赴汤蹈火，乃至跟着宋江去投降
一种观念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可以做三种理解：一种理解是，英雄气总是很短的，儿女情才能长久；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不要紧，反正还有儿女情长；还有一种理解是，英雄气短者，多因儿女情长。江湖上的好汉们，显然取最后一种理解。
中国的女人既然无英雄可爱，那么没奈何，便只好去爱“病人”“蠢人”或所谓“老实人”，比如呆头呆脑的董永、傻里傻气的许仙和多愁多病的张生——如果她们不想委身于西门庆之流的话。这可真是悲莫大焉！

忠臣孝子

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国家亡了，就拿女人来顶罪。殷是妲己弄亡的，周是褒姒弄亡的，安史之乱是杨贵妃引起的，八国联军则是慈禧太后惹来的。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大老粗与小白脸

中国文化大体上是一种农业民族的文化。农业较之畜牧业，缺少明显的性特征，而农业民族也不像游牧民族或狩猎民族那样，需要男性的攻击和冒险，毋宁说更多的还是需要女性的忍耐和精细。春播秋收有如女人的十月怀胎，精耕细作有如女人的纺织缝纫，农业民族的文化性格是很容易倾向于无性化和女性化的。
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所以，文化偏见也往往是难以避免的，甚至有时很难说谁是谁非。

寻找男子汉

夫妻生活是很实在又很平凡的事情。“须男人到虎穴龙潭抢救女人的机会似乎很少，生活越来越被渺小的琐事充满。”所以“男人的责任如将只扮演成一个雄壮的男子汉，让负重的女人欣赏爱戴，那么，男人则是正式的堕落了。”
上海的绅士，基本上是以南方“奶油小生”为底本的；而未来北京的绅士，却将以北方的“红脸汉子”为底本。西方的绅士风度毕竟是在骑士精神和体育精神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移植到江南小生的身上，便难免得其表而不得其里，有其形而无其神。移植到北方汉子身上，也许情况会要好一些吧！
白面书生太柔弱，江湖好汉太粗野，而忠臣孝子又太虚伪。柔弱让人气闷，粗野让人遗憾，虚伪则让人憎恶。于是他们便以真情代其伪善，以刚勇壮其弱骨，以儒雅去其蛮野。一个男子，如果既真诚又刚勇，既英武又儒雅，懂得爱女人也被女人爱，难道不是最完美最理想的男性形象？

贤妻良母

于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就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似乎互不相容的现象：一方面是“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女人被置于男人的奴役和压迫之下；另方面则是“母爱泛化”“阴盛阳衰”，男人要由女人来保护和娇宠。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的英雄救美女，中国的小姐救公子；西方的美女爱英雄，中国的男孩恋母亲。所以西方人喜欢为孩子找教父，中国人则喜欢给孩子认干妈。

弱女子与女强人

到了周代，便有了“弄璋”“弄瓦”之别。《诗·小雅·斯干》说：如果生了儿子，就让他睡在床上，给他一块玉璋；如果生了女儿，就让她睡在地下，给她一只纺锤。所以，后人又把生儿生女，分别称为“弄璋之喜”和“弄瓦之喜”。虽说同是“喜”，但分量大不一样。

淫毒妇与贞烈女

比如潘金莲，便是“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
闲常时，只如鸟嘴卖弄杀好拳棒。急上场时，便没些用，见个纸虎，也吓一交。”这真是够毒的。第一，是激将，用“便没些用”来激西门庆；第二，是壮胆，告诉西门庆对方只是“纸虎”；第三，是教唆，用“平日卖弄好拳棒”，暗示西门庆来打武大。果然，西门庆冲出门来，一脚踢翻了武大郎。
当一个社会都在反复念诵着某一些话时，就会在人们的心理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形成一种条件反射，以至于一看到“眉似初春柳叶”，便坚信她“常含着雨恨云愁”；一看到“脸如三月桃花”，便断定她“暗藏着风情月意”。接下来，便是或者去挑逗、勾引、调戏，或者断言其心肠最毒，是惹不得的祸水。
什么是“贞”？贞就是正，包括忠诚、正直、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嗲妹妹与假小子

典型的“嗲妹妹”大体上主要在南方，又尤以上海的“嗲妹妹”最为典型。
我对“假小子”的特点有句调侃的界说：“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三落四，交友不三不四，被人说三道四。”

二十世纪新女性

然而，革命给中国妇女带来的好处，也是她们意想不到和喜出望外的。“不缠足”解放了她们的身，“兴女学”解放了她们的心，“废除包办婚姻”还其恋爱自由，“实行一夫一妻”使其免受奴役，“男女同工同酬”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妇女参政议政”提高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而“男女一律平等”则更从法律上保证了她们成为和男子一样，有着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独立、自主以及人身人格不受侵犯的人。
没有健全的男性，就没有健全的女性。同理，没有健全的女性，也就不会有健全的男性。当然，没有健全的男性和女性，也就没有健全的人性，而没有健全的人性，就不会有健全的社会。在大力提倡精神文明的今天，这无疑又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神圣祭坛

嫦娥也好，女娲也好，究其原型，都是青蛙。正因为母亲是“蛙”，子女才被称为“娃”。娃也者，女娲所生之小蛙也，故曰“娇娃”，而娇娃有时也特指娇美的小女孩。娃娃落地，呱呱而鸣，恰似蛙声。因此，荷塘之中，月色之下，那一片呱呱蛙鸣，便成了生命的交响。

从禁忌到贞节

禁忌在文化人类学中称为“taboo”，音译为“塔布”，往往用于那些被认为既神圣又危险、既纯洁又肮脏的事情和事物。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人类恐惧的心理上，是人类畏惧与欲求、恐怖与被诱的矛盾混合物。
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男人的性心理也仍然是很矛盾的：他希望自己的女人严守贞操，而其他的女子最好都是娼妇。

从图腾到祖宗

“totem”本是北美洲奥杰瓦人的语言，意谓“他的亲族”。图腾制的要义，是坚信氏族和部落的所有成员，无论血缘亲疏，都有一个共同的祖先，而这个共同的祖先，又是一个神圣的事物，叫“图腾”。图腾大多是动物，少数是植物，极少数是自然现象。动物、植物和自然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族的祖先，当然是因其神圣之故。所以，图腾表面上是物，实际上是神。
神化的目的是为了抬价，而抬价的目的是为了夺权。
祖的建立，标志着父系氏族社会的成立。所以，祖，也就成了每一个父系氏族的象征和图腾。作为神主的祖，就像图腾柱一样重要；作为宗庙的祖，就像祭坛一样崇高。当一个新的氏族建立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祖庙。以祖庙为中心，族长率族而居，叫做“籍”。祖立则籍立，祖在则籍在，祖毁则籍亡，叫“毁庙灭籍”。籍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籍”。后来，氏族变成了国家，祖便成了国家的象征。以祖庙为中心，国君率民而居，叫做“国”。祖立则国立，祖在则国在，祖毁则国亡，叫做“毁庙灭国”。国既因祖而生而灭，所以就叫“祖国”。

等级与配额

人却不一样。一方面，男人总是希望占有的女人越多越好；另方面，又希望一旦占有，就霸住不放。中国古代的那些帝王，便是典型。
在女人成了男人的附庸和占有对象后，中国古代社会决定把她们也像食品、财富和权力一样，进行有计划地分配。分配的依据就是“名”，分配的规则就是“礼”。最早规范着名和礼的，就是“宗法”。

设男女之大防

宗法制虽然繁琐复杂，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宗”；关键也只有一个，即“嫡”。确立了嫡（嫡子），就承继了统（血统），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对于宗法制社会而言，“立嫡”从来就是头等大事。
唯一的办法，便只有拒不承认那些来历不明的儿子，甚至将其遗弃。这个办法，就叫“弃子”。更严重一点的，则可能还要将第一个孩子杀掉或吃掉。这种野蛮的习俗，就叫“杀首子”。
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产生这样两种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一是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一并消失；再就是产生反弹，比如嫖妓和同性恋。所以，同性恋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

形式与内容

把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只是形式；把两个家族结为亲家，才是内容。显然，它只是旧家族的延续，而不是新家庭的开始；是男方家族多了个成员，女方家族多了门亲戚，而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得了个伴侣。

所谓“明媒正娶”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在中国传统社会，两家联姻，是可以给双方带来好处的，而指腹婚则可以把本来要到十几年以后才可能兑现的好处，提前支付给双方家族。这就好比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买住房或汽车，可以提前享受一样。但可惜，在这里，享受好处的是双方家族，偿还债务的却是腹中胎儿。事实上，这种危险的交易，是用两个男女青年的幸福甚至生命来做抵押的。
婚姻须经媒妁，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姻制度是一种社会制度，缔结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因此必须经过社会的公证和承认。代表社会加以承认之公证人和公证机构，在西方是教堂和神父，在现代是婚姻登记处及其工作人员，在中国古代则是媒妁，包括“官媒”（媒官）和“私媒”（媒婆）。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仿佛两个牲口听着主人的命令：‘咄，你们好好的住在一块儿罢！'”（《热风·随感录四十》）这样的婚姻，当然只能叫做“无爱之婚”。

无爱之婚

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无爱之婚，是中国传统社会最常规的婚姻状况和婚姻方式。
少数封建卫道者的态度则是歇斯底里。历朝历代，都有人把它们视为淫秽，列为禁书，大张挞伐，极力诋毁。
无论古代或现代，也无论是包办婚姻或自找对象（其实往往是通过热心人的介绍而见面，大致满意谈妥条件就结婚），铸就的大多是无爱的婚姻。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也不过古代的包办婚姻，是“隔着布袋买猫”；当代的自找对象，是“看过样品订货”而已。

无性之恋

因为传统社会设计的夫妻关系模式，恰恰正是要“燕尔新婚，如兄如弟”，“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所谓“无性”，不是说这些夫妻之间没有性关系或性行为，而是说它们不被重视，不被看作是夫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只被看作一种手段，目的是为了继统，为了生育。
因为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在交配之前也尚有性挑逗和性选择，而且决无强奸行为。算下来，大约只有家禽和家畜，才会这样听话，这样乖，这样不把性当回事。
中国人的忠厚、老实、本分和无魅力，只怕有一半以上是装出来的。正因为是装出来的，所以他们对于不肯装的人，尤其是对那些又聪明又漂亮、充满青春气息和女性魅力的女孩子，几乎会近乎本能地充满着嫉恨。

恋丈夫与怕老婆

一个优秀的妻子，或会做妻子的女人，在丈夫面前，最好一半像女儿一半像母亲。像女儿让人疼爱，像母亲让人依恋，合起来可不就是“恋爱”？难怪鲁迅先生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在古代，文人墨客狎妓，写了歌词给歌妓唱，或与才艺双绝的名妓唱和酬答，被视为风流韵事，是“雅”；如与正妻过于亲热，写诗赠妻，似乎反倒是“俗”。这又是一大怪事！细究起来，大约是“正统”思想在作怪。妻为“正”，必须正经严肃，不可调笑；情妇和妓女既然“非正”，自然不妨放浪形骸。这正如诗为“正”，故多言政事，而词为“诗余”，不妨聊叙闲情一样。
“妻有可畏者三”：年轻漂亮时，看上去就像活菩萨，世界上哪有不怕活菩萨的？等到她儿女满堂，看上去就像九子魔母，世界上哪有不怕九子魔母的？再到她五六十岁时，薄施脂粉，满面黑色，看上去就像鸠盘荼，世界上又哪有不怕鸠盘荼的？
中国古代政治，是以礼治国，而所谓“礼治”，又是要求“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
“夫为妻纲”是那些礼法森严的大户人家的事，小民们并不那么认真。他们的夫妻关系，更多的还是男耕女织的互助组模式。互助互补，互帮互让，无所谓纲不纲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实无伤大雅。
夫妻之间是礼多于情，义多于爱，生育重于性。夫妻之间，处于一种既不平等也不正常的关系之中。丈夫可以怕老婆，却不可以疼老婆；妻子只能恋丈夫，却不能爱丈夫。夫妻双方，都只能例行公事，不能产生私情。

妻与妾

一般地说，夫家与妾家不相往来，也不认这门亲戚。即便打交道，也只不过视为奴仆，只能享受奴才的待遇。
夫家不认妾家这门亲戚，这就在礼法上断绝了妾的后援，使妾在夫家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在公认妻为母的前提下，妾之子当然也可以承认自己的生母，并在嫡母的允许下孝敬生母。但是，嫡子对于庶母（父之妾）则无承认和孝敬的义务。不但无此义务，而且最好不要往来，不要见面。不要说话，以避瓜田李下之嫌。
更残酷的是，妾与其子，不但有母子之实而无母子之名，而且，在名分上，还应视为主仆。子因有父的血统，所以是主子；妾尽管生了儿子，也还是奴婢。所以，妾不但对夫的嫡子必须谨守礼法，便是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能随便教训和呵斥
《左传》说：“并后、匹嫡、两政、耦国，乱之本也。”就是妻妾不分，并后，王后与嫔妃相提并论；匹嫡，就是嫡庶不分，嫡子与庶子等量齐观；两政，就是君臣不分，国君与臣僚权力相等；耦国，就是朝野不分，京城与都邑彼此抗衡。

妾之地位

地位最高的妾是“媵”。“媵”是赠送的意思。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
最常见的非正式妾，就是“由婢而妾”者。婢是一种女性家奴，地位极为卑下，所以做妾，也只能做次等的。
婢就不一样了。婢有两种，一种是“家生”的，一种是“外来”的。所谓“家生”的，就是奴才的女儿，自然仍做奴才；所谓“外来”的，也就是买来的，其中有终身买断的，也有短期服役的，也有随女陪嫁的。
由婢而妾者中地位较低的，叫“通房丫头”，又叫“屋里人”。既名“丫头”，可见尚未脱离奴婢地位而升格为主子奶奶；而所谓“通房”，实则就是同居。
比如贾琏的“屋里人”平儿，薛蟠的“屋里人”香菱，便都是正式的通房丫头，都是“开过脸”，多少办了点手续的。这个手续，就叫“收房”，即“收在房中”的意思。婢女一经主子收房，就成了主子的专利品，其他人不得染指，也不再许配人家。如果这屋里人运气好，能生个一男半女，也可以升格为姨娘，分一间房单住。
尽管我们很不喜欢袭人这个人，但她落到这样一个不明不白、不伦不类的下场，却还是令人同情。
无论是身份高于婢的妾，还是性质近于妓的姬，被统称为“姬妾”的这些女子，在总体上说，都是被污辱的和被玩弄的。她们在身份上低人一等，人格上没有尊严，有的甚至连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如前所述石崇令姬侑酒，客不饮酒便杀姬一例即是）。应该说，姬妾是封建宗法制度和阶级压迫剥削的牺牲品

妻不如妾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妻扮演的不是单一的角色，而是一个多重角色。她的任务，至少有四种，即：辅佐丈夫、孝敬公婆、教育子女和管理家政。与此相对应，她的角色要求也有四种，即：贤妻、良母、佳媳、严妇。
“人心不同，其异如面”
一是儿媳妇“命相不好”，命里克夫；二是儿媳妇“辅佐不力”，没有尽责；三是儿媳妇“过于风骚”，害得她儿子玩物丧志。这三条，都可以构成休妻的条件，引起做公婆的来向那做媳妇的大兴问罪之师。
过去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做了朝廷命官，往往要干四件事，叫做：“备他一顶轿，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娶他一个小。”
古人云：“娶妻娶德，纳妾纳色。”以色事人易，以德服人难。

妒妇与宠姬

所谓有可能，也就是三条件：一、丈夫是个守礼的人，能坚持“纳妾须经妻批准”这条原则；二、妻家来头大，丈夫和夫家不敢得罪；三、妻为人较厉害，丈夫怕老婆。
谢安的侄子外甥们知道了，便到刘夫人那里去做工作。做工作的办法，是谈诗，说《诗经》写得真是好呀，关雎、螽斯，都有“不嫉之德”。刘夫人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便问：这诗是谁写的？众人答，是周公写的。刘夫人便点头说，这就是了！周公是男人，当然这样写。如果是周婆作诗，你看她怎么说！
当地有一句民谚，说：“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立水旁，好丑自彰。”
其实，嫉妒在两性关系中，是一种很常见的心理。然而，中国人却把嫉妒全归于女性（这两个字皆从“女”，就是证明），甚至认为是女性不应有的心理，便不能不说是男性的霸道了。
纳妾一事，既然为封建礼教所容许，则妻之妒夫纳妾，成功率也就不会很高。于是，妻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妾进门后，极力进行排挤、压迫、摧残甚至谋杀。
战国时楚怀王夫人郑袖见怀王宠幸魏国送来的美女，便对该女说，大王不喜欢你的鼻子。于是，该女每次见到怀王，便以袖掩鼻，希图得到怀王宠爱。谁知郑袖早向怀王进谗，说魏女嫌恶您身上的气味。结果怀王大怒，下令割去魏女之鼻，而魏女也就从此失宠。
中国古代的宫廷斗争和家庭斗争，原本就有极为相似之处，即都是争夺一个男人的斗争，只不过将相们争的是国君，妻妾们争的是夫君罢了。但是，目的却都一样，即排挤他人，独享其宠。
宠，也叫恩宠，是尊者对卑者的一种恩爱和恩惠。卑者受此恩惠，就叫“受宠”。
嫉妒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一人得宠，就意味着别人的卑辱和怨恨
因为臣之于君、妾之于夫，都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而聪明的姬妾，也都会在最得宠的时候，趁机向丈夫捞些好处，比如要一幢房子啦，多攒些私房钱啦，或者为自己的儿子讨个封号，要块地盘，谋个职事，留点遗产什么的，以为自己的退路
由此可见，姬妾制度是一种非常残酷、腐败、肮脏和不人道的制度。说到底，它只有两个内容，即男性对女性的欺侮玩弄和女性对女性的残杀迫害。

妾不如婢

“婢”这个字，一看就明白它的意思：卑贱的女子。《说文》曰：“婢，女之卑者也。”《广韵》曰：“婢，女之下也。”在上古，她们原本是没入官府的罪人眷属，显然带有奴隶的性质，所以又称奴婢，或者男曰奴女曰婢，合称奴婢。
试想，即便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不为名利所诱，而坚持心灵的自由？能看透这一切的，也就是那些不再有想头和盼头的。而一个人如果能不把那些世俗的“功名”放在眼里，他也就能不为其所束缚，并因此而自由起来。所谓“卑贱者最聪明”，原因可能就在这里——“位贱一身轻”。

起源与类别

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写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
在中国的远古和上古时代，包括音乐、舞蹈乃至杂技和歌舞剧在内而统称之为“乐”的东西，原本是用来敬神和媚神的，带有巫术和宗教的性质。
进入奴隶社会后，娱神的歌舞变成了娱人的玩意，而作为歌舞演员的倡伎，也成了贵族们的奴隶。
在历史上，家妓也常被称为妾。所谓“美妾换名马”，指的就是家妓。其实，严格说来，家妓既非妓，也非妾，而是介乎妓与妾之间的一种被奴役者。
花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到清初，政府便下令停办国营妓院。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以后，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官妓便销声匿迹，不复存在了。
私妓是个体民营的妓业，其存在不靠“政府计划”，而靠“市场需求”，所以又叫“市妓”。
唐代还有一个规矩：进士及第，必从中挑选两个英俊少年，使之游遍全城，采摘“名花”，号称“两街探花使”，又叫“探花郎”。探花郎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妓女们纷纷依在青楼窗前，秋波频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真是何等潇洒乃尔！

青楼的功能

恩格斯说：“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是与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娼妓的产生，可以说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
低档的妓院叫“瓦舍”，是政府经营的廉价娼馆
诗词歌赋靠妓女传播，音乐舞蹈靠妓女表演，中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妓女的贡献，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有着青楼的功劳。精湛的艺术和精致的建筑、精美的食品一样，也是吸引人们来到青楼的原因之一。

婢不如妓

至于嫖客和妓女之间，身份也是平等的：你是浪子，我是荡妇；你嫖娼，我卖淫，大家都不是好东西。所以，你不用摆架子，我也不用装样子，光脱脱，赤裸裸，反倒真实。谁也不用笑话谁，谁也不用蔑视谁，谁也不用害怕谁，谁也不用提防谁，完全用不着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装腔作势、作态摆谱。可以说，社会和家庭开的是“假面舞会”，而妓院与青楼开的是“脱衣舞会”。前者文明，后者粗野；前者高雅，后者下流，但真实性却也不可以道里计。
有妻有妾的男人缺少的是浪漫和刺激。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充满了矛盾的社会。一方面，它似乎比世界各民族的古代社会都温情脉脉，父子爱、兄弟情、朋友义，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甚至就连君臣之间的关系，也不那么公事公办，而是强调要有情义存乎其间。但是，另一方面，它对男女之间的爱情，却又相当地嫉恨和仇视。它可以容许男人纳妾，甚至可以容许男人嫖妓，却绝不容许男人和女人恋爱，不容许这种爱情取得合法地位，这实在是莫名其妙而又不可理喻的事情。
唐代以崔、卢、李、郑、王“五大姓”为海内第一高门，时人以娶五姓女为最大荣耀。

风雅与才情

这似乎也是中国传统爱情的一个模式，即“才子佳人式”，与西方的“英雄美人式”迥异。
髻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小蜜星眸一转，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
严蕊当场便口占《卜算子》一首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文人之所以是文人，大概是因为有才。有才的人，都有两个毛病：一是恃才傲物，二是同病相怜。有才的人虽然瞧不起无才的人，但对有才的人，却又相当敬重，所谓“惺惺惜惺惺”即是。

铜臭与血腥

风景总是美丽的，由才子词人构筑描绘的风景便更是如此。然而，在这道美丽浪漫的风景线背后，不堪入目的却是令人发指的罪恶，是无论如何也遮不住抹不去的铜臭与血腥
无论国营妓院，还是民营妓院，都是要赚钱的。提供娱乐服务只是幌子，获取高额利润才是目的。妓院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长久地存在，就因为它能给开办营业者带来经济上的极大好处。“子弟钱如粪土，粉头情若鬼神。”在金钱与才情之间，妓院的天平从来就是倾斜的。
老到的鸨母和妓女都知道，男人最贱。你要是屈意相从，他就不把你当回事；而你越是摆谱，他便越是猴急。等你把他胃口吊足了，银子骗够了，再给他点甜头，保证他眉开眼笑，下回还来。
反正自己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无非做一天娼妓卖一天笑，做一回婊子献一回身。
其实，无论妓女持何种态度，她们都不是、也不可能是诈取嫖客钱财的主谋者，更不可能是这种行为的主要受益者。主谋者和受益者，主要是妓院的女老板——鸨母。
鸨母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是丑恶形象：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教唆卖淫，勾引嫖客，诈骗钱财，拆散鸳鸯，认钱不认人，狗眼看人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等，等等，都是鸨母的“德行”。
所以叫“忘八”。所谓“忘八”，就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字皆忘，或忘了第八个字——耻，也就是“无耻”的意思。“忘八”谐音“王八”，而“王八”就是“乌龟”，所以这些家伙便叫做“龟奴”。
综观历史，妓女的来源，无非四种：一是罪人家属，二是战俘，三是为生活被迫走投无路者，四是被人诱骗拐卖者。

妓不如窃

世界从来就充满着矛盾。任何事物，都是与它的矛盾对立面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偷情让人向往，还因为它是唯一真正的自由恋爱，唯一真正的自主选择。妻子是父母和媒人选的，所以最难产生爱情。妾就要好一点，多少有了点主动权，不再是“娶媳妇”，而有可能是“找爱人”了，所以“妻不如妾”。但是纳妾仍然要报批，远不如将婢女收房来得自由，所以“妾不如婢”。然而纳妾和收房，又都只是单方面的主动，当然比不上双方的主动，所以“婢不如妓”。不过狎妓虽是双方主动的行为，无奈这种主动的背后有金钱驱使，就不大说得清是主动还是被动，还难免带有做戏成分，哪里比得上双方冒着风险的偷情？所以这才有了最后一句话：“妓不如窃。”

怀春与钟情

郑生窃玉，韩寿偷香”，
一首西北民歌唱道：“板子打了九十九，出来还要手拉手；大老爷堂上定了罪，回来还要同床睡。”
《诗·郑风·溱洧》的描写：“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讦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每当早春二月，或阳春三月，少男少女们便可自由恋爱、自主择偶的好事，很快便成了历史。以后，男女青年们便只能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提线木偶一样去完成双方家族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汤显祖所云“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了。
韦庄《思帝乡》云：“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少年，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爱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是与人的生命本能相联系的，因而是最内在、最深层、最真实、最个性化也最不可替代的一种情感。所以，爱情有时会重于生命。
“华山畿！君既为侬（我）死，独活为谁施？欢（古代女子对所恋男子的爱称）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结果，棺盖应声而开，少女纵身跳入，殉情而死。
演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傻子
总之，自从告别了《诗经》时代后，传统社会和社会传统已不允许青年男女的自由恋爱（唯唐代略为宽松）。

私奔与私通

妾弄青梅凭短墙，君骑白马停垂杨。墙头马上遥相顾，一见知君即断肠。知君断肠共君语，君指南山松柏树。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
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
如果说，私奔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挑战，那么，私通便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破坏。
中国古代的爱情诗，不是写给情人的，就是写情人之间私相幽会的。
所以她的情夫暨季江便说，柏直狗虽然老，却仍能狩猎；溧阳马虽然老，却仍能骏驰；徐娘娘虽然老，却依然多情。这就是后世所谓“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出典。

偷情种种

一般地说，偷情的人，双方多少都有些情意。这情意有多有少，有长有短，有许以终身，也有逢场作戏。但即便是逢场作戏，那戏也是认真去做的。完全没有情意的是强奸，强奸却不能叫偷情。
“偷”字有两义，一指“暗地”，如偷看、偷渡；二指“苟且”，如偷生、偷安。
这种并不打算长久的偷情方式，在中国古代称之为“露水夫妻”。
有人设想一种最佳情人方式——“的士式”，也就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两相情愿，互不欠账”
萧绎瞎了一只眼睛，是个“独眼龙”，徐妃在化妆时便常常只打扮一半，名曰“半面妆”，其理由则居然是“反正一只眼睛只能看见一半”。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徐妃的“半面妆”，显然就意味着在她看来，那个萧绎既不爱她，也不值得她
点点杨花入砚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俞公子呆了半天，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小姐含嗔一笑说，公子何不云“双双燕子飞帘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偷情中最应该谴责的是玩弄异性。这是一些情不专一、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在他们心目中，没有什么忠贞的爱情，而只有寻欢作乐、苟且行淫。因此，这一类人的私通，差不多都没有什么固定对象。
杀人可以偿命，借债可以还钱，而骗取爱情却无可补偿。它所造成的是心灵的创伤，而且会留下终身难愈的伤口。尽管在法律上，我们无法像设立诈骗钱财罪那样设定骗取爱情罪，但在道德上，实应视骗取爱情为更恶劣和严重的罪行。
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常常会产生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性爱冲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少女们往往会偷偷爱上“成熟的男性”，而少男们则往往会依恋于介乎母亲和姐姐之间的女人。这种心理是很正常的，这种情感应该说也是很纯洁的。
事实上，夫妻关系从来就比不上情人。因为情人之间，除了爱，没有别的。他们原本就是为了爱，才走到一起来的，自然越爱越深。夫妻则不同，他们之间的内容要多得多。除了性与爱以外，还有家庭建设、家庭责任、家庭义务，以及家庭成员关系（如婆媳、妯娌、翁婿等关系）的处理。不要说事务如此繁多，仅是家务劳动一项，便足以冲淡爱情的浪漫。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理想的夫妻关系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恩爱夫妻、和谐家庭都只是相对的。然而人们却又总是要追求理想的爱情，要求夫妻关系像情人一样浪漫多姿。这就使得不少人婚前两情相悦，婚后大打出手，看配偶样样不顺眼，看情人处处都可爱。所谓“婚外恋”，可不就应运而生？

捉奸心理

这就又不能不让人进一步怀疑，捉奸的目的恐怕不在于捉，而更在于“看”。
总之，捉奸这事，既能一饱眼福，看一回好戏；又能一显身手，当一回英雄；还能博得众人喝彩，出一回风头。这可真是一箭三雕，得了便宜又卖乖，这样的好事，上哪儿找去？
中国早就有句话，叫做“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千古无完人”。

荤话与风话

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门笑，过后不思量

微妙关系两种

一般说来，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子娶妻的先后，是以年龄为序的。当哥哥的还没有娶亲，做弟弟的只好等着
叔嫂关系是一种最微妙的关系。
“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叔嫂通奸，简直无异于弑父娶母，岂不是形同禽兽？
一个比较现实的深层心理原因，我们无妨称之为“恋子情结”。恋子情结产生的原因，有生理的，也有社会的。生理的原因是“异性相恋”，社会的原因则是母以子贵。父亲较疼女儿，母亲较疼儿子，这可能是人类的共性。这种共性加上母以子贵，就使得中国女性的恋子情结格外严重。
就是既不像真情人那样，真有恋爱关系和性关系，但相互之间的交往中，又多多少少带有一点性爱的意味。其具体表现，就是“说风话”和“吃豆腐”。
做丈夫的必须积极支持和肯定妻子疼爱小叔子，做妻子的却断然不会容忍丈夫疼爱小姨子。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不平等，而且总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唯独这是一个例外。
这种高度警惕和小心防范，当然会弄得杯弓蛇影、风声鹤唳，产生不必要的误会，闹出不愉快的结局
，中国的男女关系中，最必须注意“瓜田李下”嫌疑的，就是已婚男子与未婚少女。而且，一旦闹出事来，受损失最重的，往往是男方

孤男寡女

所谓“孤男寡女”，就是指那些大大超过了婚龄的单身男女，以及丧偶或离异后没有再嫁或续弦的已婚失偶男女。他们在总体上可以归为三类，即独身男女、寡妇和鳏夫。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四种人之一。这四种人是：鳏、寡、孤、独。鳏是丧妻之人，寡是丧夫之人，孤是丧父之人，独是丧子之人，即鳏夫、寡妇、孤儿、独老。
有一首民谣唱道：“小寡妇，十七八，掀开珠帘没有他。靴帽襕衫床边挂，烟袋荷包没人拿。关上门，黑古洞；开了门，满天星。擦着火，点上灯。灯看我，我看灯，看来看去冷清清。”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说：“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表彰是表彰了，但这种“慷慨”，又是何等地自私！
寡妇门前是非多，单身男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
中国人看来，一个男子或女子，大大超过了婚龄，居然不结婚，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道理，他们难道不懂？一定有什么蹊跷，没准还会有什么“猫腻”。至少，也是有问题。不是生理上有问题，便是道德上有问题。
其实，一个人的独身，原因是很复杂的；而结不结婚，也是他们的自由，社会对此，应一视同仁地不予干预。然而，中国传统社会却只讲社会义务，不讲个人权利。
过去有一首僧人所作之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
中国文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是成双成对的，各个形成一种对应关系，比如天地、日月、昼夜、阴阳。人也一样，也必须成双成对，比如君臣、父子、夫妻。成双成对才靠得住，独往独来便让人不放心。因为独立便难免失衡。大家心里不平衡，相信他们自己心里也不平衡。

离婚与再婚

因为在中国人看来，结婚也好，离婚也好，都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社会的要求；“夫妻恩爱，白首偕老”，是社会的理想。既然是社会问题，当然也就“人人有责”，大家都要关心过问。
西方社会因为以个人为本位，无论“成家”“出家”，都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也不会对别人造成损失。中国人就不一样了。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价值、权利、义务、责任、荣誉、利益，都和他的家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取决于他的家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丈夫们可以随便把有错或无辜的妻子打发出门的七条所谓“正当理由”是：不事舅姑（公婆）、无子、淫佚、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比如后汉有个叫黄允的，当时曾“以隽才知名”，但看来德却不怎么样。司徒（一种地位极高的官）袁隗想为自己的侄女求偶，看到黄允英俊潇洒，便赞叹说：“得婿如是，足矣！”黄允一听，立马回家闹离婚。黄允的妻子夏侯氏，并没有如常见的那样，哭天抢地，寻死觅活，痛不欲生，而是平静地对婆婆说，如今我被休弃了，即将与黄家长辞，希望能一会亲属，略叙离别之情。于是，大集宾客三百余人，夏侯氏稳坐正中，举起手来，历数黄允不可告人的隐私丑闻，共十五件。说完，便登上车子，扬长而去。
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性只有以生育为目的才合法，才道德，非生育的性事则应视为淫欲，这就难免让人说闲话。

窃不如说

所谓“窃不如说”，也就是偷情不如闲谈。首先，偷情要有对象，这个对象不好找；其次，偷情要有胆量，这个胆量很难有；第三，偷情要有地方，这个地方不易寻；第四，偷情要有金钱，而多数人大约掏不起。正所谓“有贼心无贼胆，有贼胆无贼地，有贼地无贼钱”，如此算下来，岂非可望而不可即？
偷情诉诸行为，闲话却诉诸想象。行为带来的快感是实在的，也是有限的；想象带来的快感是虚幻的，却又是无限的。它甚至可以创造行为所不可能得到的快感，至少也能避免与实在快感共生的实在烦恼。
“禁忌”往往是“诱惑”的同义语。一种东西，如果不构成对人的诱惑，也就不会成为禁忌。同样，许多东西，如果不是因为成了禁忌，也许就不一定会对人成为诱惑。
性既然是要宣泄的，犯规和乱来的事总是难免要发生的；那么，与其让少数人去“偷”，不如让多数人去“说”。所谓“窃不如说”，也可作如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