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全集）
总编辑序
- 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引人入胜的一门学科。
本卷序言
- 一般地说，皇帝以他们的谥号相称。这些惯用的名号之被选用，是使已故的君主具有理想化的形象。有一个例子，更始帝的名号用来指他采用的年号。
- 在公元前105年之前，阴历十月被视为一年之始；从此以后（除了公元9—23年），把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
- 鲁惟一的《中国人的生死观》
导言
- 公元184年黄巾叛乱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汉帝权威的结束。
- 秦王政通过在战场上击败其对手，崛起而成为第一个皇帝；他行使的权力是以武力为基础。当汉朝的末代皇帝让位于魏王时，人们普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更高的权威上苍的委托。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完全在实践上，中国皇帝的君权的基础从此表现为神明的委托而不是物质的成就。
政治和社会背景
-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
实行变法，公元前361—前338年
- 目标是建立一个靠满足现状和定居的农民的劳动和不受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手工生产者的活动干扰的静态的农业社会。
军事的壮大，公元前338—前250年
- 在中国历史上屡次出现一个地处中国西陲的国家或统治者统治其他国家或区域的过程。因为一个地处西陲的国家由于其周围有位于今陕西省境内的山脉这一自然屏障的掩护，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由此，它可以不惧东面的潜在敌人而不断地扩大其版图。
- 两种结盟正在形成。一种结盟旨在通过协同行动，以遏制秦的扩张；在另一种结盟中，各盟国认识到那种遏制将是徒劳的，因此结盟旨在安抚秦或与它合作。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公元前250—前221年
- 吕不韦在几个方面有权赢得名声。他不但是当时最富有的商人，而且更是中国历史上达到如此显赫政治地位的唯一商人。
胜利的原因
- 在行政过程中坚持效率、精确性和规定的程序；强调精确的计量数据；注意改进农业生产和保存自然资源。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
- 在造成政治统一和文化统一的一切文化力量中，文字的一致性（与方言的多样性正好形成对比）几乎肯定是最有影响的因素。
帝国时期的思想潮流
- 秦帝国可以很恰当地被认为是泛称为法家的思想和行政技术的最高体现。
- 去掉这些外表上虚构的因素，秦始皇这个历史人物看来远不是那样乖戾和残暴的，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似乎更加可信。
- 在秦始皇统治下，秦绝不像传统所描绘的那样只是商鞅的思想和制度的严格体现。
崩溃的原因
- 在汉代，上面的行政控制与基层自我管理的行为标准结合了起来，正是这种法家和儒家的共生现象，才使中国具有得以生存下来的那种坚定性和灵活性的必要的结合。
附录一 史料和现代研究
- 除了可能的窜改增添的文字外，现代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史记》和其他秦代史料的注意面狭窄。它们对政治和军事史特别偏重，但对制度、社会学和经济方面的发展往往只是一笔带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历史学家根据过于简单、缺乏连续性和含糊的参考材料作出笼统的全面概括。
- 在毛泽东于1976去世后，评法批儒运动已经完全停止了。
附录二 《史记》中的窜改增添部分
- 《史记》中记载的六七件事以一种强烈的憎恨情绪描述秦始皇，特别是在卷六中。前面已经提出（但未予详细论证），它们很可能是窜改的，或者至少可以作此设想。
政治史的模式
- 董仲舒（约公元前179—前104年）从未担任高官，但比任何担任显赫公职的人更深远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思想。[插图]他的哲学把帝国统治术与宇宙的整体性联系起来，而且它注定要成为中华帝国制度中的思想砥柱。
王朝的建立，公元前210—前195年
- 帝国政体已经丧失了存在于分封制中的这类优点，却没有取得一个充分组织起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力量。
- 公元前208年阴历七月李斯之处死可以视为秦力量消失的标志；因为正是这个李斯，他靠正确的政策主要负责建立了秦帝国。他被处死的原因是其政敌的敌视，这些人把个人野心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且他们的生性是又残忍，又多猜忌
- 汉代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有意识地在两名以上的高级官员之间进行分权。
- 鉴于各王国有其行政上的便利，于是高帝的问题是如何保留它们，同时又要赢得诸王的忠诚；如何授予足够的权力以保持四周边境的安全，同时又保持中央对使用那里的军队和资源的控制权。这个问题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上必定会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
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年
- 前汉最初大约70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改。
- 在王朝史中的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能够援引吕后的经历作为告诫，容许一个太后或公主突出她的位置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惠帝时期朝廷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在全国建立纪念先皇的宗庙，一是加固长安城。
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公元前141—前87年
- 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标志着汉代历史的新转折。巩固工作让位于扩张和积极的主动行动；建设性的政策被采纳，以加强中国的国力和解决它存在的问题。政治家们计划改进国内的施政和加强对其人民的控制；计划组织经济和增加国家的收入；计划消除入侵的威胁和改善中国在边远地区的利益。
- 在武帝时期，一种新的纪年方法被采用。到那时为止，纪年分别从每位皇帝在位的第一个整年算起（例如，文帝一年和二年相当于公元前179年和前178年，等等）；但从公元前113年起，政府开始习惯于宣布年号，用年号来确定年份，年号每几年更换一次。这一制度之使用部分的是出于方便；部分的是确认王朝宣布的某些特点、特性或目的；部分的是为了纪念一些重要事件。
-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110年在泰山举行的封禅。
- 政务由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三名高官负责；另两人为金日和上官桀。
过渡时期，公元前87—前49年
- 它说明一个与皇帝毫不相干的人可以统治中国，继位问题可以被用来适应有野心的和利己的政治家们的需要。
- 董仲舒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为一个世俗的统治者在宇宙体系中提供了一个公认的位置。
- 《盐铁论》[插图]确定了时新派观点和改造派观点之间的主要意见分歧。从哲学方面，时新派认为宇宙自然而然地在五行永恒的更替中运行，五行中每一个因素通过克服前一个因素而上升到支配地位。改造派也同意宇宙在这一体制中运行，但他们主张的理论是，每一行自然而然地通过相生而不是通过相克来接替前一阶段。在施政的目的方面，时新派全力为黎民百姓提供安全和物质福利；在设法达到这些目的时，他们着眼于取得普遍繁荣，认为把工作和活动管制起来会大有好处。但是改造派的观点坚持完美政府的理想，旨在通过遵循基本的道德原则来改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希望把管制、徭役和税赋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期提高文明社会的价值准则。
- 在这几十年中，中国的皇帝们认识到，不论是以所谓的法家原则为基础的极权政府，或是对儒家伦理观念的不切实际的依赖，都不足以单独地治理一个巨大的帝国。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
- 长期以来，政府容许罪犯付钱折罪，以减刑或免刑，这已成为惯例。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秦帝国时期；公元前97年，50万钱足以减死刑一等。[插图]这些措施对时新派思想家们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又一个收入来源；然而改造派的意见是反对这一制度，因为它有妨碍实施公正的司法和偏袒富人的倾向，却不能遏制犯罪。
王莽的崛起
- 古代中国的一些开国皇帝和他们的支持者是实用心理学大师。他们对典籍和不足凭信的文书中的预言作有利于他们的解释，并虚构预言，制造吉兆和散布反对其敌人的政治歌谣。
王莽的统治，公元9—23年
- 王莽不是一个标新立异者。除了土地改革和限制奴隶制的短命的尝试外，他的重大政策是前汉实践的直接继续。这意味着班固对王莽的指责缺乏根据。这些指责是歪曲一个人的手法，出于政治和哲学的原因，他必须被描述为无能的和道德低下的人。
- 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
汉代的中兴
- 世界上保存的最早人口数字是在公元2年阴历八月（9月至10月）进行统计的。
- 刘玄是后汉的第一个皇帝，但不是王朝的创建者。他甚至没有得到谥号，在历史上被称为更始帝
后汉
- 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符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 宦官们尽管内部有宗派斗争，他们的大部分人都捍卫皇帝的权力，因为他们把生存的唯一希望寄托在皇帝的保护上。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 第五伦于公元75年晋升为司空，他被誉为历史上第一位小心翼翼地拒绝利用职权牟取个人利益的高官。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年
- 法之所禁是控制人民生活方式的手段，刑罚则是限制人民的工具。
- 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
- 顺帝统治时期一个积极的成就可以说是重新占领了西北地区
灵帝时代，公元168—189年
- 在宦官的统治下，汉帝国政府的结构有所改变。首先，除中宫的盟友之外，其他人都绝了仕进之路；后来，官职变成了可以买卖的东西。宦官们自己插手军队事务。无休无止的叛乱强迫朝廷向地方州牧下放某些权力，而对于继承权的争吵也造成了宫廷内部的分裂。这是有秩序的汉朝政府的最后的时期。
- 灵帝在位20年，它代表了宦官在汉朝历史上最长的连续统治时期
王朝权力的崩溃
- 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
- 董卓曾经“对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东方的联盟
-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
对汉王朝灭亡的剖析
- 汉代之所以灭亡，是因为一种超自然的哲理体系成长起来之后催了它的命，这个体系只是等待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实现它的理论而已。
-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
- 公元263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年，这个晋王朝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年，晋王朝被赶到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年让位于宋；宋在479年让位于齐；齐在502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让位于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次获得了统一。
- 因为汉的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汉代中国的世界秩序：理论与实际
- “海内”是在地理学意义上使用的，表示中国领土的界限，而“天下”则是较纯粹的政治概念，与现代的帝国是同义语。
羌
- 汉朝边境官员的贪污实际上是“蛮夷寇乱”的原因。
东胡：乌桓与鲜卑
- 从战国末期到汉朝初期，乌桓与鲜卑共同以东胡一名为人所知
- 乌桓过多地被用作军人的情况播下了叛乱的种子。
朝鲜半岛
- 汉朝制度在朝鲜成长的真正重要性表现于长期的文化效果。最后朝鲜成为将中国文化因素传入日本的代理人。
郡与地方政府
- 但是历届政府像它们的继任者一样，证明没有能力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委托给郡使之具有生命力，同时又能大力保持地方对它们的忠诚以防止分裂主义。
武装力量
- 所有年龄在23—56岁（有一段短时期在20—56岁）的壮丁，都必须在军队服役两年，并有义务在情况紧急时应征
- 汉军被组成以下几个部分：一是驻守京城的常驻禁军，他们分成几支，分别由独立的将领率领；一是在边境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一是长期的边防军。
行政的实践
- 统计的精确度直接取决于官员的忠诚和效率。有时以人口的增长来衡量郡的成绩，这样就会诱使官员们夸大这些数字；另一方面，那些想在税收报表上弄虚作假的官员宁愿低估土地面积和居民人数，以便把实收税额中的一部分归为己有。
中央政府
- 九卿的第五位是廷尉。[插图]他是法律的主要解释人，并负责处理地方政府交上来的案子；他也可能对郡的诉讼施加影响。
- 九卿的第六位是大鸿胪。他负责接待朝廷的来访者，确定王、侯等贵族头衔的继承顺序，指导那些应召参加帝王庆典的人，接待外国使节并与之进行谈判。
- 九卿的第六位是大鸿胪。[插图]他负责接待朝廷的来访者，确定王、侯等贵族头衔的继承顺序，指导那些应召参加帝王庆典的人，接待外国使节并与之进行谈判。
- 九卿的第八位是大司农。[插图]虽然他称为大司农，他实为政府的司库，负责收存地方行政官征收和上缴的税。
政府的权力
- 汉代中国行使权力的基本原则是不让人拥有过多的权力。官员与皇帝分享权力，官员与官员之间互相分享权力。
结束语
- 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
总的原则
- 早期中国的法，是一种完完全全的古代社会的法。它的古代性甚至到了表现出某些属于所谓“原始”思想特质的程度；而在其他方面，则从现代意义上说是纯理性主义的。
- 中国的整个传统法的特点是，如体现在法典里的那样，只涉及公共事务，是行政和刑事性质的。与家庭、贸易和非国家垄断的商业有关的私法，则被置于公共事务当局的管辖之外，而继续被风俗习惯所控制。
法典
- 与其他的很多民族不同，中国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法归之于神授。
行政法规
- 后世的军队大部分是由志愿兵和异族雇佣兵组成的
农村社会和农业技术的发展
- 爵制的作用看来是表明，里被认为缺乏形成它自己的社会等级的能力，同时也表明国家打算通过在里中建立社会等级来统治农民。
城市、商业和制造业的发展
- 战国时代以前的中国城市的典型形式（它确实可以溯源到商代）只是一个政权的中心，居民都是贵族成员；它一般不具有大量商业活动的特色。
财政管理
- 汉代的税一般来说有两种，即租和赋，两者的区别开始于春秋时期。租原是人民献给统治者的贡品，作为在他的宗祠进行礼仪和节日活动的礼物。它也叫作税，意思是人民把他们生产品的一部分分给统治者。赋起初是一种服兵役的义务，后来变成交纳某些物品。因而习惯地把租用作皇帝个人和朝廷的费用，而赋用作军事费用，这就是为什么汉代把很多交纳给少府的税叫作租，而把交纳给大司农的税常叫作赋的原因。
经济史
- 关于货币，铜钱在后汉完全赢得了支配一切的地位
社会史
- 在帝国以前时期，相对封闭的、往往以大姓为基础的、社会和经济相似的、其成员协力从事农业和其他基本生计的村社被认为是地方组织的普遍形式。
四个世纪的发展
- 四种不同心态的影响；对永恒的追求；对一致性的需要；标准化的倾向。
- 如果一个人确定了宇宙中的某些更加长久的特征，并且能说明自己在这些特征的周期循环中有一定的位置，那么当他面对人的短暂性的过于明显的迹象时，就不至于怅然若失了。
- 标准化的号召表现在以下的尝试中：一方面压制对经籍的独立性的注疏，一方面集中力量搞适合于政府口味和目的的版本和解释。
神话学
- 虽然在早期中国文化中已经出现了一个个的神话，但是以一体化的材料形式出现的成系统的神话学却没有形成
宗教信仰和仪式
- 秦汉时期的皇帝和官员崇拜的主要的神首先是帝，其次是天。
- 在王莽的影响下，才坚决决定应该祭天，祭祀应在京都附近的地点举行。从那时（公元5年）起直到帝制时代结束，中国的皇帝首先以祭天为己任。
- 看来两个原则发生了矛盾：一是加强皇室与过去的联系纽带的愿望，一是节省国家开支的需要。
伦理原则和人的组织
- 从最好的一面看，礼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合适的框架，人在其中如果处于恰当的位置和与上下级保持稳定的关系，他就能幸福地生活。从最坏的一面看，人们可以谴责礼窒息了行为的自由和自发的活动，以及它坚持遵守早已过时的典章规定。
秦王朝和王莽对后世的影响
- 这是一件怪事，即帝制之取得胜利及其连绵不绝的传授下来，其部分原因却是起源于两个在中国传统中一直加以诋毁的短命的政权，此即秦始皇的政权和王莽的政权。
皇帝的作用与职能
- 从秦二世起，有很多情况是这样的：皇帝根本不能行使权力，或者皇帝只是别人手中的工具。总的说来，虽然皇帝的象征意义上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但他在政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缩减，甚至趋于零。
古代传统：倡导者和文献
- 儒家的特殊贡献在于它反省了古代礼制和人——特别是受命有权的人——在这个体制中的地位的意义。
学派的发展和官学
- 我们赞成顾颉刚的说法，汉代思想的主要成分是阴阳五行学说。
中央权威的崩溃
- 在前汉王朝的全盛期，君主不但被想象成世俗权力、荣誉和财富的施舍者，而且也被想象成实现精神和宇宙和谐的中枢。个人的价值是根据他在行政事务中的成就来判定，而不是据他的个人品德或家庭道德来判定。
后汉思想的价值
- 法家传统的长处在于它对国家和公益问题的注重实用的看法；它的短处在于为君主唯我独尊的权力和臣民卑躬屈节的服从辩护。道家传统的价值在于它对超越和精神自由的想象，以及它对世俗权力和利益的蔑视；它的缺点在于避开世俗问题，以及它鼓励虚无主义和逃避现实。
后汉时期哲学的衰颓
- 儒学的发展史便是经学注疏的发展史，正像基督教的发展史便是《圣经》注疏的发展史一样；佛教发展史的道理也是这样。
全国统一的形成
- 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
隋唐和外部世界
- 939年越南独立，该地仍坚定地作为一个部分而加入中国文化区，以中国制度和法律进行统治，它的统治精英集团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使用中国文字。
- 在北方和西方，唐朝面临更常见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政策的基本目的仍是两个方面：（1）保护中国人定居区不受生活在固定的草原边境以外的周边游牧民的袭扰；（2）控制和保护经今之甘肃省和新疆省通向中亚、伊朗和西方的贸易路线。
- 842年以后吐蕃国亡，唐朝作出了明智的、但从长期看却是严重的决定，不打算去收复原在远西的疆土。结果，这意味着在18世纪清朝远征胜利前，中国再也不能有效地控制敦煌和哈密以西之地。这还意味着中国永远丧失了作为中国文化区的一部分的中亚。
开国者隋文帝（581—604年在位）及其辅弼大臣
- 即个性不是一个人生来就有的性格的合成，而是基本上随着环境及人的成熟和年龄增长而形成的。
隋代面临的大问题
- 国家的意识形态给予其他一切措施以特色和微妙的影响，但在已知的任何结果中却很少表现为决定性的因素。它既是决策者的设想和心理倾向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操纵的舆论的组成部分。
- 隋朝佛教的第三种作用表现在它是各地各阶级人民的共同信仰这一方面，因此它是漫长的大分裂时期以后的统一力量。
- 如果不能适当地为分配田地和征收以农产品为基础的赋税作出安排，中华帝国的历代王朝都不能繁荣兴旺。
夺取政权的经过
- 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唐王朝对全国控制的扩展
- 唐高祖的任务是一方面尽量取得这些小叛乱者、隋朝官员和绅士领袖人物的支持，一方面就是摧毁他的主要对手们的力量。他达到第一个目的的办法是，他精明地既搞大赦，又搞封官许愿，又搞特赏；而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他则不断扩充自己的兵力，精心地予以部署。
对内政策
- 唐王朝以这种方式组成的官僚体制，是它的力量的一种源泉。它的成员们绝大多数都有从政经验。大部分高级官员都与皇室有关系，这有助于加强唐王朝的统治，而他们所体现的唐王朝的五湖四海的广泛性则能消除全国不同人士的疑虑，从而促进国家的重新统一。
太宗朝的群臣
- 太宗认为，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们的命运，他采取的理性主义态度是与这一时期的传统信念背道而驰的。
- 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桷。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犹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高宗的对内政策
- 高宗另一个远比他的前辈伟大的政绩是重新建立科举制度，并在他统治时期更多地通过科举制起用官员。
对外关系
- 不管对高宗统治下的国内政治作出什么样的评价，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都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中华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 叛乱者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后者在锦江口与中国人进行的一次大海战中损失了400多条船。
玄宗在位初期（713—720年）：姚崇和宋璟
- 姚崇和宋璟因此是两个互相取长补短的人物，一个是务实的政治家，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另一个是严格掌握原则和清廉正直的人，具有堪为道德楷模的真正品质
玄宗朝的终结
- 但从长期观点看，从河西和陇右撤出大量军队的行动将使西北和中国在中亚的统治听凭吐蕃人和回纥人的摆布，并标志着中国将在今后的几乎一千年中丧失了对塔里木和准噶尔的控制。
德宗（779—805年在位）
- 780年初期两税法的采用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史中的大事之一
宪宗继承者治下的藩镇
- 到821年春，朝廷从此可以满意地看到帝国的最高级地方行政长官无一不是它自己挑选和任命的人了。
藩镇制的衰落
- 政府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是通过从边境派来的3000名沙陀突厥骑兵的援助取得的，在唐代，这是第一次把外国辅助部队派往黄河以南的行动。
僖宗（873—888年在位）
- 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
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
- 唐朝的最后20年是一个发生决定性变化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每一个地区都在走向独立割据的道路。
盟约关系
- 不论这些国家的多语状况如何，在整个东亚大陆，外交上的通行语言是汉文。
- 这种孤立主义的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态度，在明朝统治初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时建立了四夷馆，它为当局的外交往来提供外族语言文字的基本知识。
政府的模式
- 所有这些政体，都处于以独裁和官僚政治的成分为一方，以封建和世袭制为另一方的基本对抗的压力之下
阿保机起而争权的背景
- 世纪40年代初回鹘帝国被黠戛斯摧垮，使契丹摆脱了原领主的控制，并造成了自6世纪以来由突厥诸族控制的北方草原的权力真空
景宗朝，969—982年：与宋朝对抗
- 宋太祖最终解除了自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真正的权力拥有者——藩镇将领们的权力，并在稳定的文职官员统治下为其新王朝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嵬名元昊帝位的继承
- 这种由母族执政的类型显然深深地植根于党项（和吐蕃）的社会政治和血缘亲族的传统之中。
阿骨打的统治和金朝的建立
- 阿骨打在指挥一个由多种民族成分组成的军队的问题上显得很有才能，而辽的末代统治者却连本民族内由各种势力混合编成的军队也掌握不了。
金朝的覆亡，1215—1234年
- 一个朝代的灭亡，总会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津津乐道。他们总是想以道德的沦丧来解释一个国家的覆亡，这种道德原则的具体化，就是儒家的伦理。
向外扩张
-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衡量一位统治者的成就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看他是否有能力将更多的财富、人民和领土并入他的版图。
社会和经济政策
- 交通上最显著的成就是驿站系统。至少从汉朝起中国就有驿传和驿马，但是蒙古统治者大规模地扩大了该系统。
图帖睦尔朝（文宗）,1328—1332年
- 在忽必烈朝之后的帝位争夺中，真正起作用的是争位者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因素，而不是正统因素。
导言
- 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承认那是治理中国社会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深深地疑虑它的后果；他让他的官员经常处于惊骇之中，又使皇权高高在上而处于脱离官僚阶层使之不能够提供最佳服务的地位。这就是他要建立的一个有严重缺陷的政体。
日益恶化的中国情况，1330—1350年
- 一个社会一旦军事化了，要它再非军事化和恢复到统一的文官之治，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使所有争当全国领袖的人最后只剩下一个。
明军在全中国的胜利，1364—1368年
- 1393年，苏州是明帝国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府，对它的赋税征收得特别高，这反映了朱元璋对这个地区的绅士怀有的深仇大恨。
两位皇帝
- 有无限权力的天朝统治者为了分享不应有的利益，竟助长自己的官员集团的堕落，这是明代政府明显的反常现象之一。
张居正的10年：耀眼的暮光
- 很明显，从1572年年中到1582年年中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它的顶点。这个顶点还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的政治传统的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张居正的施政没有依靠镇压行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声名赫赫的施政相比。
衰落期中的思想状况
- 一个其公开承认的目的是保存农村村社的农业单纯性的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的时代的难题的。
历史和中国的革命
- 简言之，中国的近代史就是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从第一出派生出来的，它揭示了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
- 随着中央权力的衰落，思想领域的混乱增长了，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通过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的毛泽东思想，一种新的历史正统观念才得以建立。
- 各种思想的继续论战归根到底只会加强促使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纽带。
行政
- 中华帝国有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能用一个很小的官员编制，来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
- 清帝国的政府组织保留着明代从1368年起建立的三大机构：由天子统治和主宰、由朝廷领导的文官政府；在长城以内和边境地区维持秩序的军事组织；以及对各级政府的行政情况进行严密监督的监察系统。这个王朝三权鼎立的每个部门都是从明朝承袭下来的，满洲人只是进行了某些修补。
教育、庇护制与社会晋升之路
- 招权纳贿、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以及所有馈赠和小恩小惠，是中国官场的通病，而这种事实是被接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被体谅的。所以问题不在于消灭这些陋习，而是如何把它们限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内讧与衰落
- 英国担心的并不是太平军会对外国贸易甚至外国的条约权利采取敌视态度，它是担心他们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那就会使农村和商业陷入混乱。
外国势力的影响问题
- 因此，国民革命是利用了外国人，利用了他们的援助、思想和方法，去打击外国创建的事业，以作为国内革命的目标。
次要传统的中国沿海
- 中国之所以长期能团结为一个国家，实有赖于普遍从事农业的农民村落，血缘家族结构，薄弱的统治阶层，古典文献，官方语言（官话），以及儒家定皇帝为至尊的社会等级制度。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 反袁运动因在云南省会昆明护国寺举行会议而得名[插图]，称为护国运动，军队也因此称护国军。
军阀统治与中国社会
- 军阀们的失败表明，单独的军事力量，绝不能使之成为中国政治力量的基础。
溯源：作为东亚地区秩序的清帝国的衰落和灭亡
- 满族统治者不能领导一场汉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事实，成了一个主要障碍，延缓了中国对国际社会的适应。
谈判与美国的卷入
- 苏联人利用推迟撤离增加了他们的战利品，在撤军的同时，拆除并带走了成吨的满洲最现代化的日本工业设备
第一章 中国的再统一
- 导致经世治国时期的王朝循环阶段；导致改革运动的自强阶段；导致党派专政的共和革命时期；最后是导致“现代化”的近期的共产党人阶段。
中国统一的成就
- 总地来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肯定，中国的地形本身并不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崛起；相反，它的由来已久的统一是人的制度战胜地理条件的结果
- 中国的核心观念是作为万物自然秩序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的思想。
地方控制的问题
- 日本人征服中国的企图对中共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共产党人已被赶出江西并在长征中幸存下来；如果没有日本人的入侵，他们在华北边区贫困的根据地里可能会被饿死。总之，日本人提供了导致国民党衰落和中共幸存、壮大和胜利的主要形势。
巩固和重建，1949—1952年
- “三反”运动的主要对象是城市干部，特别是那些由于与资产阶级打交道，已经有贪污行为的财经部门的干部。
“大跃进”以后：刘邓纲领
- 其间，邓小平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审查关于“单干”的材料，他在会上发表了他后来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捉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整风
- 要理解毛在1959—1966年这关键几年心理上的发展变化，有三个因素似乎是极为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可能向什么方向发展的理解有变化；他对接班人问题不断关心；以及与此相关的他对死亡正在逼近的意识。所有这一切在某种程度上纠结起来，加深了毛的忧虑——他毕生工作导致的政治制度到头来将偏离他的理想，并证明和它所取代的政治制度同样是剥削性质的。
第一章 1949—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 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他一贯从事的把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一个落后农业国家的社会经济实际、与中国的历史遗产相结合的事业。
- 无产阶级政党与农民拥护者，现代化进程与革命战争精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宿命论与主观能动性，道德救世与技术救世，独裁专制与人民民主——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毛1949—1976年间反复思考的矛盾问题中的一部分。
- 整个这段时期，坚持政治精英的坚强领导，是他思想的显著标志。
第二章 中国陷入危机
-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这位政权领导人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政权的也是毛，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词汇的仍是毛。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权威的垮台
- 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进行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最多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四人帮”的兴衰
-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 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的隶属关系纹丝不动，“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 自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撤到台湾以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台湾的历史贯穿着三条主线，即：要求台湾成为国际社会里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斗争；努力发展经济；在情况不断变化的压力下调整内部政策。
后记 统一的重任
- 1989年年中天安门广场事件，暴露了中国改革计划中的政治真空。它把一个继续存在的根本问题展现在试图把中国引入现代世界的中国政治家面前：在允许人们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自由，以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同时，如何维护10亿人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