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

基辛格

序言

欧洲为结束自己大陆上的战祸所做的努力预兆并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寻求通过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

欧洲：多元化的国际秩序

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近代欧洲的主流政治韬略认为，秩序源自平衡，自我认同感源自对大一统的抵抗。
从黎塞留的一生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成功的外交政策有一项内容不可或缺：一个基于通盘分析的长期战略观。第二，政治家需要认真分析暧昧不清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的纷杂外力，把它们引向服务于一定目标的一致方向，并通过这一过程形成长期战略观。政治家必须了解这一战略的走势及其原因。第三，一位政治家必须尽最大之可能弥合本国社会的现实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循规蹈矩会导致僵滞，因此需要敢作敢为。
社会上的种种怨愤情绪汇聚起来冲击毫无警觉的政权之日，也是革命爆发之时。革命同盟越广泛，摧毁现政权结构的能量就越大。变革波及范围越广，重建权威时就越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否则社会就会走向解体。恐怖统治不是偶然现象，而是革命固有的特征。

欧洲均势体系及其终结

几百年来，俄国的政策遵循着自己的特殊节奏，在一个涵盖了各种气候和文明的大陆板块上不断扩张，只有当需要调整国内体制以适应其庞大的新疆土时，扩张才会暂时中断，之后又如同漫上海滩的潮水一般卷土重来。从彼得大帝到普京，时过境迁，然而俄国的扩张节奏却惊人的一致。
中国人认为，中国皇帝统治子民靠的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沉稳。俄国人则认为，沙皇维系其统治靠的是一种能力，一种以不容他人挑战自己权威的方式贯彻自己的意志，让所有旁观者深深感受到俄国这个国家无比强大的能力。中国的皇帝被视为优越的中华文明的象征，吸引他国人民“向化”。沙皇则被看作俄国抵御环伺之敌的象征。中国的皇帝因其圣明仁厚受到称赞。而19世纪的政治家尼古拉·卡拉姆津把沙皇的严酷看作是他响应内心召唤的表现：
为了避免莫斯科落入拿破仑之手并断绝法军的给养，俄国人放火焚烧了五分之四的莫斯科城区。据说拿破仑在他的宏大战略泡汤后惊呼道：“这个民族简直不可思议！他们是锡西厄人！居然如此死硬！简直是野蛮人！”
现在不再有什么英国政策，或法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政策。今天只有一项所有国家和人民为了普天下的福祉应该采纳的政策。”他的这番话预示了日后美国的威尔逊提出的世界秩序观，只不过亚历山大所说的这一政策所体现的原则与威尔逊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维也纳会议建立的秩序，是自从查理大帝的帝国覆亡后欧洲最接近实现天下一统的体系。会议达成了以下共识：现有体系内的和平演进强于其他选择；维护这一体系比该体系内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更重要；通过磋商而不是战争解决分歧。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美国完全应该加强欧盟，防止它一步步滑入地缘政治真空。美国若在政治、经济和防御上与欧洲分家，就地缘意义而言，就会成为欧亚大陆对岸的一个岛国。欧洲自己可能也会成为亚洲和中东势力范围的附庸。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世界乱局

中东一方面沉浸在对昔日辉煌的梦想中，另一方面又无力就国家秩序或国际合法性的共同原则达成共识。
这两派最终形成了伊斯兰教的两大分支。阿布·伯克尔的支持者和他之后的几位后继人认为，穆罕默德与真主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终极的。哈里发的首要任务是传承穆罕默德收到的启示和他的教诲。这批人成为逊尼派，意思是“传统与大众派”。另一派是阿里派，即阿里什叶派（或什叶派）。他们认为，对新的伊斯兰社会的统治也是一项带有秘传意味的宗教使命。他们认为，先知和阿里是伊斯兰教隐义的“受托人”。穆斯林只有在先知和阿里的有宗教灵性的直系后裔的指引下，方能与穆罕默德接到的启示建立正确的关系。
以色列对安全和认同感的追求、巴勒斯坦人对自治的渴望，以及四周阿拉伯国家政府对符合其历史性宗教诉求的政策的摸索——如何协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激起了巨大的感情波澜。
从阿拉伯人的态度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种观点：为数不多的一些人接受与以色列实现真正的共存并愿意为此而努力，他们目标坚定，但声音微弱；更多人试图通过永久性的对抗消灭以色列；最后一类人愿意与以色列谈判，但把谈判说成是分阶段征服犹太人国家的一种手段，至少他们对本国人民这样讲。
“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
它们没有学会如何在没有外敌或国际危机的情况下调动本国人民的积极性，这些国家的人民不再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而越来越认为国家有义务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美国与伊朗：不同的秩序理念

任何有知识、有头脑的人都无法否认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伊斯兰世界终于从世界社会和政治赛场的边缘走到了中间，在重大的全球事件中占据了突出的中心地位，为生活、政治、政府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全新的观念。据哈梅内伊分析，这场伊斯兰意识的再觉醒正在引发全球宗教革命，最终将打败专横跋扈的美国及其盟国，给西方持续3个世纪的霸主地位画上句号：
通过宗教信仰、知识、道德和不懈的斗争，伊斯兰文明会给伊斯兰乌玛和整个人类带来先进的思想和崇高的行为规范，让人们摆脱支撑西方文明的物质主义、压迫观念以及腐败的行为规范。
波斯帝国与古中国一样，代表着一种形式的世界秩序，在这样的世界秩序中，文化和政治上的成就及心理上的自信与传统的军事征服同样重要。
什叶派与教众占多数的逊尼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宗教真理的神秘性和不可言传性，准许为了教众的利益进行“审慎的伪饰”。
根据阿亚图拉们的政策观念，与西方的争端不是仅通过在具体问题上让步就能解决的。它是关于世界秩序性质的角力。
传统的均势强调军事和工业实力。均势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或通过一方征服另一方来达到。现代的均势反映的是社会的科技发展水平，一国内部事态的发展就能构成严重威胁。
要获取制造核武器的实际能力必须克服三道障碍：获取运载系统，生产裂变材料，建造核弹头。
伊朗的最高领袖多次宣布，伊朗高官也不断重申，伊朗决不放弃已有的能力。
过去的10年中，伊朗两个最大的敌人——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相继倒台。不无讽刺的是，两个都是被美国推翻的。
从伊朗引以为傲而博大精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个民族对国际秩序的三种不同态度。一是霍梅尼革命之前的国家政策：严守本国边界，尊重他国主权，愿意结盟——实质上就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之下追求国家利益。二是帝国的传统，把伊朗视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在权力所及的范围内努力消灭周边国家的自主权。三是前文介绍的打“圣战”的伊朗。
它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还是一项事业。
因为均势从来不是静态的，各方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需要扮演平衡者的角色。要扮演好平衡者的角色，美国需要与相互竞争的各方保持比它们彼此之间更紧密的关系，不能偏向任何一方的战略，尤其是极端的战略。
这些目标之所以能够达成，是因为存在着三个条件：美国推行了积极参与的政策；企图借暴力强制普遍施行某些原则来建立地区秩序的行为遭到挫败；出现了抱有和平远见的领导人。
“要止住痛哭，不再流泪，因为你的辛苦终必有报——上帝的断语。”
暴力威胁的理念再次向建立世界秩序的希望提出了挑战。

亚洲的多样性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殖民主义当时如此强大，它的制度居然被当作国际生活中的正常机制，简直令人匪夷所思。单靠物质力量是做不到的，使命感和不可言传的内心驱动力也发挥了作用。
欧洲的行政官员带领一小队人马，给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重新划界，丝毫不觉得他们的做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不受欢迎的，甚至是不合法的。
声称历史从来不会重演的人应该仔细想一想，中国对丰臣秀吉侵略的抵抗和400年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遭遇惊人的相似。
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
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
印度文化奠基的几个宗教的教义基础，不是对先知所预言的救世主降临的憧憬，而是对人生脆弱无常的领悟。它们提供的不是个人的救赎，而是无可奈何、听天由命的安然。
考底利耶分析说，毗邻的政体处于隐在的敌意状态。无论统治者多么信誓旦旦地对邻邦表示友好，一旦他的实力大增，总有一天都会发现颠覆邻邦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这是自我保护的内在逻辑，无关道义。
我们今天所谓的秘密情报活动在《政事论》里被视为重要的工具。
《政事论》是实现征服的指南，不是建设国际秩序的指南。
存在于印度的多种多样的影响势力在莫卧儿帝国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仰伊斯兰教，种族起源于突厥人和蒙古人，精英文化源自波斯，治下人民多数是印度人，不同地区的人又各有自己的特点。
每一次欧洲和美洲发生战事，在印度的英国人都会和对手的殖民地及其盟友发生冲突，每次得胜，都把对手在印度的资产收归己有。
在此过程中，英国唤醒了印度作为遭受外国统治的单一实体的意识，激起了人们的信念。他们相信，要想打败外来统治，就必须团结为一个国家。因此，英国对印度的影响和拿破仑对德意志的影响差可比拟。在拿破仑的征服战之前，有着众多邦国的德意志也只是被视为一个地理实体，而非国家实体。
甘地之所以能够对英国统治发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首先是因为他“圣雄”称号的精神号召力，也是因为那是反对帝国力量的最有效的方法，它与开明的英国社会所崇尚的自由这一核心价值观不谋而合。
无论确定什么样的政策，主持一国外交事务的艺术都在于找到对本国最有利的办法。我们说到国家间的善意时，可以语出至诚。但归根结底，政府是为了它治理的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做出任何在短期或长期显然不利于自己国家的事情。连考底利耶（和马基雅维利）都不可能说得比这更加透彻。
印度把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说成是一项独一无二的开明事业——近两个世纪前美国也是这样说的。
印度最看重的是不正式加入哪个阵营，它对自己政策成功的衡量标准，是不被拉入与它国家利益无关的冲突。
尼赫鲁把印度的理念定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的名字虽然来自印度的哲学概念“Pancha Shila”（共处的五项原则），但它们其实是在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基础上为主权国家的多极秩序提出的更高尚的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
印度经常被定义为南亚国家，但是，它和中东的历史渊源更深，它的穆斯林人口比巴基斯坦还多。事实上，除了印度尼西亚，印度的穆斯林人口比任何伊斯兰国家都多。迄今为止，印度避免了政治动乱和教派间暴力的剧烈冲击，部分原因是它对少数民族采取了温和开明的政策，并培育了超越族群间分歧的印度人民共同的原则，包括民主和民族主义。
印美的战略协调至今仍限于南亚地区，这是因为印度传统的不结盟立场阻碍了它与美国建立全球性的关系，也是因为两国都不愿意把与中国对抗定为永久的国策。
印度自身的战略利益不容许在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也不容许另一个大国在亚洲建立霸权。
现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均由有战略眼光的强势政府领导，虽然竞争可能加剧，但找到大胆的解决办法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
相比之下，当今亚洲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外部国家。
现代的美国偶尔会应要求担任力量平衡者的角色。
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认为朝鲜的政策会造成地区不稳定，但也认为它万一崩溃，引发的危险更大。韩国自己则需要应对国内日益加大的统一呼声。
印度似乎最关注中国，将其作为与自己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1962年边界战争的结果。而中国却认为与自己分量相当的竞争者是日本和美国。
历史上亚洲构建的地区秩序没有一个是以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为基础的。欧洲的秩序支持国家间的力量平衡。这里的国家指的是边界清晰、彼此承认法律上平等地位的“主权国家”。但历史上亚洲的政治强国所依照的标准却比较模糊。
在这种情况下，实质上出现了两个均势，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亚。二者都不具备欧洲均势所必不可少的因素平衡者——即只要转而支持弱的一方就能实现平衡的国家。

通往亚洲秩序之路：对抗还是伙伴关系？

亚洲的构成天生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它现有的秩序机制取决于大国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和追求，而不是力量均势体系。
两国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着重大差异。美国的政策着眼于务实，中国则偏重概念。美国从未受过邻国威胁，中国的边境四周却无时无刻不强敌环伺，虎视眈眈。美国人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中国人却认为一个问题的解决只会引起新的问题。美国人对眼前形势一定要拿出结果，中国人注重的则是大局的发展。美国人制定实际“可以做到的”计划，中国人只确定总的原则，进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国人的思维部分地受到了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但越来越趋向于传统的中国思维方式。美国人对两者都缺乏直观的和深入的理解。
19世纪的俾斯麦说过：“在我们这个奇妙的时代，强国因良知的顾忌而软弱，弱国却因胆大包天而强悍。”

“代表全人类行事”：美国及其秩序观

美国外交政策表明，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对西半球以外地区的潜在战略目标是，改造整个世界，从而不必再扮演其战略角色。
宗教纷争和血腥战争让生活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下的欧洲得出痛苦的结论：让整个大陆团结在单一神权治理之下的理想永远不可能实现，而在遥远的美洲彼岸正可一展身手。欧洲只能接受现实，以均势换安全，而美国人（他们开始这样看待自己）则胸怀着通过团结和治理实现救赎的梦想。
美国自视为一个新型大国，以确认自己的独立地位。《独立宣言》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把它当作“全人类的观点”。
美国是一个新兴国家，在两个大洋庇护下安全无虞，卷入欧洲大陆的均势争端既没有必要，也缺少财力。它之所以结盟，不是为了捍卫一种国际秩序观念，只是服务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利益。只要欧洲的平衡得以维持，美国的战略还是重在巩固内政、保持行动自由。
自始至终，美国一直虔诚地认为，这些作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而是奉上帝之命传播自由原则。
我们是代表人类进步的国家，谁会给我们的前进设限呢？又有什么力量能给我们设限呢？上帝与我们同在，世间没有任何国家可与我们媲美。因此，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还是上帝神圣计划的推手和世界秩序的缩影。
他1900年再次竞选的海报上打出的口号是：“美国国旗插到外国土地上，不是为了攫取更多的领土，而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
对罗斯福来说，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它就别指望他国尊重自己的利益。
用罗斯福最喜欢的谚语说，美国应当“说话温和，手持大棒”。
罗斯福认为，正是大国之间雄心的碰撞，决定了世界秩序的最终本质。对追求自身利益并能维持可靠威慑力的自由国家来说，只有取得地缘政治胜利，人类价值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
传统至关重要，社会发展不会摆脱历史，也不会信马由缰，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偏离先前的轨道。伟大政治家的行为会以这个范围的外沿为限。如果不及外沿，社会就会停滞；如果超出这个极限，政治家就会失去影响后人的能力。
伍德罗·威尔逊：代表世界良心的美国
威尔逊宣称美国之所以干预，不是为了恢复欧洲均势，而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中得到保护”。换言之，各国的国内制度均应效仿美国，这种彼此相似的国内制度将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础。虽然这一理念与欧洲的传统相悖，但为了换取美国参战，欧洲领导人还是接受了它。
约翰·昆西·亚当斯曾经赞颂美国对自治和国际公平规则的特殊承诺，但警告他的同胞，对西半球之外那些无意于此的国家，不要试图强加这些美德。但威尔逊的赌注更大，目标更加急迫。他对国会说，这场伟大的战争“将是争取人类自由的终极战争”。
我们没有私心。我们不追求征服别国，也不追求占有领土。我们不为自己索取赔偿，对于我们自愿做出的牺牲，也不追求物质上的补偿。我们只是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威尔逊的大战略的前提是，全世界人民和美国一样，都受到同样价值观的激励：
国际联盟将建立在道德原则之上，即对军事侵略一概反对，不管其根源、目标或宣称的合理性为何。它针对的不是具体问题，而是对准则的违反。但准则的定义取决于不同的解读，因此在这种意义上，集体安全的运作是不可预测的。
对威尔逊主义的考验从来不是世界能否召集足够多的签字国，制定足够详细的规则，从而把和平奉为圭臬。最基本的问题是，当这些规则被违反，或者更具挑战的是，当这些规则被操纵结果事与愿违时，应该怎么办？
威尔逊卸任总统之后的年代里，他的失败通常被归咎于偶然情况（国会奉行孤立主义，而威尔逊没有试图消除或缓和国会的保留态度）
伍德罗·威尔逊之所以伟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提出了宏大愿景，极大地激发了美国例外主义传统，让那些起初的缺陷显得微不足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世界新秩序
又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美国再次面对挑战，又要按照威尔逊原则塑造世界新秩序。
罗斯福表达了这样一个信念，即国际新秩序应该建立在个人信任基础之上：
苏联还是对建立战后国际秩序造成了两个障碍。它的国土面积及其占领的范围破坏了欧洲的均势。它的意识形态挑战着西方制度架构的合法性。共产主义指责所有现存制度是各种形式的非法剥削制度，号召进行世界革命，推翻统治阶级，由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全世界工人阶级”掌权。
在斯大林的世界观中，决策取决于客观因素，而非个人关系。因此，战时同盟之间的友好是“主观性的”，会被胜利带来的新情况取代。苏联的战略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安全，为不可避免的摊牌做好准备。这意味着把苏联的安全边界尽量向西推进，并通过各国共产党和特工行动削弱安全边界之外的国家。
罗斯福既不支持势力均衡，也不赞成帝国复辟。他的公开计划号召确立和平解决争端的规则，并要求主要大国（即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四大警察”）共同努力。
伟大领导人在大事上的态度经常表现得模棱两可。

美国：心情矛盾的超级大国

几乎每位美国总统都坚称美国拥有普世原则，而其他国家只有国家利益。结果，美国只好在四面出击与黯然撤回两个极端之间徘徊。
在哈里·S·杜鲁门的职业生涯中，没有迹象表明他能当上总统，更遑论主导创建一个贯穿冷战始终并决定冷战走向的国际秩序架构了。但就是这个标准的“普通美国人”将崛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总统之一。
1948年的“马歇尔计划”提出了一项复兴计划，及时恢复了欧洲的经济健康。1949年，杜鲁门的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主持仪式，创立了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美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至此达到顶点。
美国出于自己的理由加入冷战斗争，不是为了跟苏联开展地缘政治竞争，而是要为自由世界发起道德攻势。
有一次一位中国知名人士告诉我，跟在斯大林后面同意卷入朝鲜战争是毛泽东犯下的唯一战略错误。朝鲜战争最终把中国的统一推迟了一个世纪，因为它使美国更加坚定了保护台湾的承诺。
美国之所以能够得到联合国的批准，是因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不断抗议联合国将共产党中国排除在外，因而缺席了安理会的关键投票。
因此，用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对德作战中的一位高级将领）的话说，用军事手段解决朝鲜战争，甚至深入中国境内，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一个错误的敌人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还在朝鲜战争的困难时期，威尔逊主义原则就与罗斯福式地缘战略相结合，形成了冷战政策头15年背后的非凡动力
在年青一代心目中，肯尼迪遇刺引起了对美国事业的道德正当性的质疑。
遏制政策运用于亚洲边缘时，遇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情况。马歇尔计划和北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欧洲国家政府的政治传统虽然遭到破坏，但依然存在，经济复苏也能帮助恢复政治活力。但在许多不发达国家，政治架构脆弱或刚刚建立，经济援助快速实现了稳定，但也马上带来了腐败。
保卫亚洲的时候，美国建议像在西欧那样推进。按照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一国陷入共产主义，其他国家也会跟着陷落，所以美国运用遏制理论（按照北约模式）来反击侵略者，实施经济和政治重建（如同马歇尔计划）
美国一方面与北越主力打常规战，另一方面与越共游击队打丛林战，还要在这个数世纪以来不知自治和民主为何物的地区大搞政治工程。
一场起初受到美国绝大多数人支持的战争，一场被美国总统提升到普世自由和人权原则高度的战争，现在却被当成美国道德迟钝的独特证据。
有人希望经济改革与政治演变相互促进，但事实证明这在亚洲行不通。
尼克松从一开始就承诺结束这场战争，可是他也认为他有责任在撤军的同时继续履行美国维持战后国际秩序的全球承诺。
美国国内辩论的焦点是，人们普遍希望结束这场战争给印度支那人民造成的创伤，好像美国是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然而河内坚持继续战斗，这不是因为它不相信美国的和平承诺，而是因为它希望借此耗尽美国继续牺牲的意愿。
约翰逊政府高估了美国军事力量的作用。与一般看法相反，尼克松则高估了谈判的效力。对北越久经沙场的领导人来说，不惜牺牲投入战斗就是为了取得胜利，妥协与战败没有区别，建立多元社会不可想象。
美国第一次输掉战争，也失去了推进国际秩序观的思路。
20世纪60年代充斥着暗杀、暴乱和没完没了的战争。
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
他惯用的逻辑是：“半途而废与坚持到底要付出同样的代价，那干脆坚持到底好了。”
福特的历史任务是弥合美国内部的分歧。
自古以来，尽管人类罪孽深重，上帝还是保留了人类，因为在任何时期，总会有十个正义之士来救赎人类，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杰拉尔德·福特就是其中之一。
一直是中东地区秩序的支柱的伊朗被一些什叶派领袖接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向美国宣战，颠覆了中东的力量均势。
卡特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外交关系，巩固了对华开放政策，就这一新方向形成了两党共识。而且他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做出强烈反应，支持抵抗苏联占领的人
罗纳德·里根生逢其时，这样的总统在美国历史上少之又少。早10年，里根可能显得过于好战，不够务实；晚10年，他的诉求可能显得过于肤浅。
这是罗纳德·里根与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区别。两人的实际政策并行不悖，但绝不相同。尼克松把外交政策当成没有终点的努力，就像一套需要跟上的音乐节拍。他像完成一位异常严厉的老师留下的作业一样，一丝不苟地理清其中的纷乱和矛盾。他希望美国大获全胜，但那可能是一项漫长、艰苦而且在他离任之后才能完成的事业。相形之下，1977年，里根用他特有的乐观口吻对其助手总结了他的冷战策略：“我们会获胜，他们将失败。”尼克松的决策风格对提升冷战外交的活力至关重要，里根的风格则对以外交方式结束冷战不可或缺。
因为“得到被统治者认可的政府不会向邻国开战”。这正是威尔逊国际秩序观的核心原则。
戈尔巴乔夫意识到苏联无法维持现行路线，但低估了苏联制度的脆弱性。他的改革呼吁释放出来的力量杂乱无章，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也打击了士气，无法继续实施极权主义领导。这验证了半个世纪前凯南的预测。
在新的国际秩序建立之前，必须先清理冷战的断壁残垣。
冷战结束开启的不是梦寐以求的民主共识时代，而是又一个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时代。
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
一个新的挑战几乎马上浮现出来：当主要对手是没有特定领土、拒绝既有合法性原则的非国家组织时，应该如何建立国际秩序？
这些目标明确的行动旨在阻止阿富汗被用作恐怖分子行动基地，并打击塔利班政权的军事能力”。
美国及盟国的工作重心变成了“重建阿富汗”，即建设民主、多元和透明的阿富汗政府，使其政令通行全国。建设阿富汗国防军，使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履行安全职责。这些工作都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色彩，几乎可以与“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民主建设相提并论。
传统上，阿富汗还算不上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从未被单一政权连续施政的地理符号。
阿富汗政府的政令可能只会在喀布尔及其郊区执行，在其他地区得不到统一实施。在外部国家争相施加影响的情况下，阿富汗可能会以民族画线，组成一个半自治的封建地区同盟。如果这样，独立的阿富汗与地区政治秩序能否相容，将依然不得而知。
甚至什叶派的伊朗也会受到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趋势的影响。从战略角度看，如果阿富汗倒向恐怖主义，那么所有这些国家受到的威胁都比美国严重。（也许伊朗除外。
2002年白宫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20世纪的伟大斗争”已经展示了“唯一可持续的国家成功模式：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
1950年的文件援引美国的价值观来捍卫自由世界。2002年的文件主张，为了普世性的自由价值，要终结世界各地的暴政。
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美国决定把在伊拉克的强制行动当成传播自由和民主工程的一项内容，这也是传统的美国方式。美国回应日益增长的极端伊斯兰普世主义浪潮的方法是，重申美国自身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的普世性。
所以美国总统的言下之意是，美国将实施一个隐蔽计划，推翻伊拉克的独裁者。
中东没有自由，西方国家对此辩解和迁就了60年，却根本没有为我们带来安全——因为从长远来看，以自由为代价不可能换来稳定。
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价值观没有历史根基的地方，试图通过军事干预来传播它们，指望在一段政治上极其重要的时期内实现根本性改变，这是伊拉克事业的许多支持者和批评者设定的标准。美国公众无法支持，伊拉克社会也无法适应。
据报道，布什在2007年一次规划会议结束时问道：“如果不去打胜仗，那我们去那儿干什么？”这句话体现了总统性格的坚毅，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这个国家的人民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只要需要就送自己的儿女到世界遥远的角落去捍卫自由，但它的政治制度却无法凝聚起同样统一坚定的意志。
目前，我们完全可以说，在寻求世界秩序的过程中，一个作用不可或缺的国家在履行职责前，必须对这个职责以及自身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人是讲道义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反映举国拥护的价值观；但是美国人也是务实的人民，希望外交政策收到成效。美国的国内辩论经常被描述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对美国和世界来说，两者之争的结果也许是：如果美国不能二者兼顾，二者都会落空。

技术、均衡与人的意识

每个时代都有其主旋律。它是一套解读世界的信念，通过解释周围发生的各种事件，激励或安慰个人。在中世纪时期，主旋律是宗教；在启蒙时期，是理性；在19~20世纪，是民族主义和历史观。科学和技术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观念，它们推动了人类福祉史无前例的进步。
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政治单元（不管是否称为国家）都把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
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关注外围的均势，欧洲则把均势作为核心运行原则。
美苏双方的战略家在“确保相互摧毁”概念上至少达成了心照不宣的共识，这个概念成为核时代的和平机制。鉴于美苏双方都拥有能挺过首轮打击的核武库，所以目标是消除各种骇人的威胁，让双方放弃这种尝试。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声称在核战争中中国不惜牺牲数亿人口，这被西方广泛认为是情绪失控或意识错乱的表现。其实，这很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为了抵御前所未有的军事威胁，一个国家需要展现出超越人类理解力的牺牲意愿。对于这句话，西方和华约国家都感到震撼，但它们恰恰忘记了超级大国本身的威慑理念正是建立在世界末日的风险之上。说得更委婉一些，确保相互摧毁论背后的逻辑是，领导人为了和平而故意把平民置于灭绝的威胁之下。
简言之，大国的战略武器库与想要实现的政治目标不相匹配，事态的实际发展击碎了核武器无所不能的错觉。
传统的战争学说是线性的，针对的是敌方领土，而现在出现了非对称战争。游击战不需保卫任何领土，但能集中制造伤亡，销蚀公众继续支持战争的政治意愿。在这种意义上，技术上的优势变成了地缘政治上的无能。
核武器扩散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秩序中一个全面的战略问题。
当一国违反或拒绝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条款，打擦边球，或者干脆拒绝承认防扩散这一国际准则的合法性时，并没有明确的国际机制来强制其履约
自从1949年美国的核垄断地位终结以来，核武器已被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以色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掌握，伊朗也处于核门槛水平。而且巴基斯坦和朝鲜已经广泛扩散了核技术。
核扩散带来了典型的核困境：核武器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但战争一旦爆发，惨烈程度将大大提高。
在新秩序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宁愿给人留下不怕世界末日到来的印象，因为这也许反而使之比对手更能占据优势。
所以人们会发现，核武器扩散会形成联盟体系。虽然该体系在全球影响力和破坏力上远超导致“一战”的各种同盟体系，但僵硬程度与其大体相似。
即使美国在谈判限制使用核技术的同时，它也必须始终处于核技术的前列。
核武器似乎让这个世界更不容易爆发战争。但是，随着战争次数的减少，非国家行为体或一些国家以非战争名义制造的暴力事件大幅增加。巨大的风险，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化，揭示了非对称战争的可能性，也凸显了非国家行为体无法长期保持克制带来的挑战。
坦克代替了数个世纪以来的骑兵，飞机是另一种形式的炮兵，战舰是移动的堡垒，航空母舰是飞机跑道。尽管核武器的破坏力极大提升，它在某些方面也是以往经验的延伸。
当前这个时代的最新发展，是计算能力的快速提升和信息技术扩展至社会的每个领域。
聚合和监控这些信息的公司拥有的影响力和监视能力，已经超过当前许多国家和几乎所有传统大国。各国政府不愿把这个新领域拱手让给对手，因此踊跃进入这个还没有多少规则和约束的领域。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具有诱惑力，这一新领域也将被视作一个战略优势领域。
“震网”就是一种由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它成功地破坏和延迟了伊朗的核努力，在破坏程度上相当于一次有限军事打击。2007年，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发起的“僵尸网络”攻击让通信瘫痪数日。
在其他战略能力方面，各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行为不受约束在本质上是自掘坟墓。即便潜在对手之间，也需要走一条可持续的道路，就是综合使用威慑和相互克制，再加上一些措施，防止因误解和沟通不畅而发生危机。
美国要求中国约束利用网络获取商业秘密的活动，并声称这些活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可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公开自己的网络行为呢？
过度抓取信息可能反而抑制了知识的获取，让智慧更加遥不可及。
自文明之初，同一社会内部和不同社会之间就存在冲突。冲突的根源并不限于缺乏信息或无法分享信息。冲突不仅出现在缺乏相互了解的社会之间，也出现在相互过于熟悉的社会之间。即便面对同样的原始资料，人们也会对其意义或主观价值争执不下。在价值观、理想或战略目标存在根本矛盾的地方，披露信息和互联互通能缓和冲突，有时也会火上浇油。
迎合数字化大众要求的冲动，可能会破坏所需的判断力，导致无法制定符合长期目标的复杂路线图。信息、知识和智慧之间的区别消失了。
共识的达成，越来越不是靠思想的交流，而是靠情绪的分享。
当今时代能建立世界秩序吗？
美国的主流看法认为人类天生理性，倾向于互谅互让，讲究情理和公平交易。传播民主因此成为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自由市场将激励个人，富足社会，经济相互依赖将取代传统的国际对抗。
美国对这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不管受益者请求与否，美国的军事实力为全世界提供了安全盾牌。在基本上由美国单方面提供的军事保护伞下，大部分发达国家结成了一个联盟体系，而发展中国家则免于遭受它们有时没有认识到，更不要说承认的某种威胁。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普遍意义源自它的程序性特征，即在价值观上是中立的。它的规则适用于任何国家：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享有主权，鼓励遵守国际法。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弱点是其长处的反面。尽管这个体系由饱经战乱的国家设计，但它并没有提供一种方向感。它给出了分配和维持权力的方法，但没有解答如何产生合法性。
实际上，在一些地方，普世准则（例如人权、法定程序和男女平等）被嘲笑为北大西洋的偏好，而且这种嘲弄还被看作一种美德和另外的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为了排他性利益，更基本的自我认同形式受到推崇。结果不仅造成了权力的多极化，还导致世界上的各种现实矛盾交织。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以上趋势会在某一时刻自动融入一个平衡、合作的世界，甚至融入某种秩序。
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
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全球经济动力旨在消除不利于货物和资本流动的障碍，而国际政治体系依然主要基于各种迥异的世界秩序观，旨在调和不同的国家利益观。经济全球化在本质上不顾及国家边界，国际政策努力调和各国相互冲突的目标，但依然强调边界的重要性。
尽管危机发生的原因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过度投机和忽视风险。人们发明出来的金融工具掩盖了相关交易的本质。放贷者难以评估自己做出的承诺，而借款者（包括大国）难以了解债务的含义。

致谢

本书源自与查理·希尔在一次晚宴上的谈话
世界秩序观的危机是我们当下面临的最根本的国际问题。
我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南希。她是我的生命。她一如既往地阅读了整部书稿，以不同寻常的敏锐视角做出了评论。

注释

“关于种种治理方式的问题，还是让愚人去争论吧。什么治理效果最好，什么就是最好的
卢梭的著名论断：“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对当代俄罗斯人的民意调查显示，47%的人接受以下说法：“斯大林是一位睿智的领导人，他使苏联繁荣强大。”30%的俄罗斯人认同以下说法：“我国人民永远需要一位像斯大林一样的领导人。他将现身恢复秩序。”）
“从东往西迁移”从理论上讲，是指世界统治权的转移，即最高政治权力宝座的时空变化：从巴比伦和波斯到希腊，到罗马，到法国或德国，再到英国和（摩尔斯设想的）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