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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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公正：该如何做是好？ 作者：【美】桑德尔 译者：朱慧玲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2
第一章 做正当之事
- 只有中世纪的哲学家和神学家才会认为商品交换应当根据基于传统或物品固有价值的“正当的价格”来进行。在当下的市场经济中，价格应该由供求关系决定，“正当的价格”在商品交换中已不复存在。
福利、自由与德性
- 都围绕着三种观念展开：使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和促进德性。
受什么样的伤才配得上紫心勋章？
- 关于紫心勋章的争论阐明了亚里士多德公正理论的伦理逻辑。如果我们不询问一枚军队奖章尊敬的德性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能决定谁应当获得这一奖章。
对政府救助的愤慨
- 2008年，美国家庭所损失的财富总额达到110000亿美元，相当于德国、日本和英国年产值的总和。
- 美国公众反对发放奖金和政府救助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他们奖励贪婪，而在于他们奖励失败。
三种考量公正的角度
- 要看一个社会是否公正，就要看它如何分配我们所看重的物品—收入与财富、义务与权利、权力与机会、公共职务与荣誉等等。一个公正的社会以正当的方式分配这些物品，它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
失控的电车
- 用自己的双手将一个人推向死亡看起来确实比转动电车的方向盘更加残忍，然而，做正当的事情并不总是轻而易举。
- 我们有时候将道德推理看做是说服他人的一种途径，然而，它同时也是一种澄清我们自身的道德信念，了解自己相信什么、以及为何如此的途径。
阿富汗的牧羊人
- 使这些士兵所处的困境如此艰难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种不确定性，即他们不确定如果他们释放那些阿富汗人后将会发生什么。
道德困境
- 柏拉图的意思是：要想抓住公正的含义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我们就必须超越偏见和日常生活的惯例。
第二章 最大幸福原则／功利主义
- 1884年夏，四名英国海员被困在南大西洋的一只小救生艇上，远离陆地一千多英里。他们的船—“米尼奈特号”（Mignonette）在一场暴风雨中沉没了，他们几个人逃到救生艇上，食物仅剩两罐腌制的芜菁甘蓝，而且没有淡水。
- 道德就是计算生命、权衡得失呢，还是某些道德责任和人权是根本性的，以至于它们超越于这样的算计之上？如果某些权利在这方面是根本性的—假如它们是自然的、神圣的、不可剥夺的和无条件的—我们该如何甄别它们呢？又是什么使得它们具有这样的根本性呢？
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
- 道德的最高原则就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对边沁而言，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意指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
- 他总结道，公众所忍受的痛苦的总量，要超过那些被赶到救济院的乞丐们所感受到的不幸福。
反驳1：个体权利
- 许多人认为，功利主义最明显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尊重个体权利。由于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它可能恣意践踏个体公民。
- 如果有足够多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话，我们应当放下对尊严和权利的道德顾虑。而且如果这一点是真实的，那么，道德终究还是在于算计得失。
反驳2：通用价值货币
-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尺度上衡量和比较所有的价值和物品。
- 第二天，《卫报》（Guardian）的头条写道：“圣·安妮的女生，每晚50便士”。德性的逻辑转换成功利的逻辑并不容易。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 我们已经考察了两种对边沁“最大幸福”原则的反驳—一种认为它没有给予人类尊严和个体权利足够的重视，另一种认为它错误地将一切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都用单一的快乐与痛苦的尺度衡量。
- 倘若不伤害到他人的话，人们应该可以自由地去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政府不能为了保护人们不受到伤害，而干涉个体的自由，或将大多数人关于怎样最好地生活的观念强加于每个人。密尔认为，一个人要对社会负责的唯一一种行为，就是会影响到他人的行为。只要我不伤害到任何他人，那么，我的“权利的独立性就是绝对的。个体是他自己，是自己身体和思想的最高统治者”
- 更高级的快乐并不是因为我们更喜欢它们而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更喜欢它们是因为我们认识到它们更加高级。我们之所以将《哈姆雷特》看作是伟大的艺术，并不是因为较之于低级的娱乐我们更喜欢它，而是因为它运用了我们的最高级的能力，并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
第三章 我们拥有自身吗？／自由至上主义
- 自由至上主义者们并不是以经济效率的名义—而是以人类自由的名义，支持不受约束的市场，并反对政府管制。他们的核心主张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种根本性的自由权—用自己拥有的事物去做任何事情的权利，只要我们同样尊重他人这样做的权利。
最小政府
- 任何企图带来更大的经济平等的尝试都注定具有压迫性，并且对一个自由的社会是有害的
自由市场哲学
- 诺齐克反对模式化的公正理论，而支持那些尊重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的公正理论。他认为分配公正取决于两个条件—初始拥有的正当性和财产转移的正当性。
迈克尔·乔丹的钱
- 而这种新的分配完全源于自愿的选择。谁有理由抱怨呢？不是那些出钱看乔丹打球的人，他们自由地选择了买票；也不是那些不喜欢篮球并待在家里的人，他们没有在乔丹身上花一分钱，与以前相比也没有损失任何东西；当然更不是乔丹，他选择打篮球以换取一笔可观的收入
- 这一推理路线将我们带到自由至上主义主张的道德核心—自我所有权的观念。如果我拥有自身，那么我就必须拥有我自己的劳动力。
我们拥有自身吗？
- 自我所有权这一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对那些想为个人权利寻求一个牢固基础的人而言。我属于我自己，而非属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这一观念有力解释了为什么为了他人的利益而牺牲我的权利是不对的。
- 两个成人之间相互同意的同类相食，向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所有权原则以及由此得出的公正观念，提出了一种终极性的考验。
第四章 雇佣帮助／市场与道德
- 支持自由市场的理由一般基于两种主张：一种与自由有关，另一种则与福利有关。第一种是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让人们参与自由交换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干涉这种自由市场的法律，就侵犯了个人的自由。第二种是功利主义者支持市场自由的理由。它认为，自由市场促进了公共福利，当两个人做交易的时候，双方都获利。只要他们的交易使双方获益，而又不伤害任何其他人，那么它肯定会增加总体的功利。
何谓公正—征召士兵还是雇佣士兵？
- 何谓公正—征召士兵还是雇佣士兵？
- 征兵与美国个人主义传统的精神相冲突，于是联邦政府的征兵法对这一传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让步：任何被征召而又不想服兵役的人，可以雇用一个人来代替他。
- 1.征兵制 2.允许有偿替代者的征兵制（内战制度） 3.市场体制（志愿兵役制度）
支持志愿兵役制度的理由
- 如果你是一个自由至上主义者，那么答案就非常明显。征兵制（政策一）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具有强迫性，是一种奴役的形式。它暗示着政府拥有其公民，并且能够任意对待他们，包括强迫他们去打仗以及在战场上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他认为，将一项公民义务转变成为一种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并没有增加自由，而是暗中破坏了自由：
- 2007年，6名黑水公司的保安在巴格达广场上对人群开火，打死了17个平民。这些声称自己先遭到射击的保安躲过了伊拉克法律的起诉，因为这些法律是在美国入侵后由美国管理当局制定的。这些个体工人最终由于过失杀人而遭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起诉，并且这一事件导致了伊拉克政府要求黑水公司从本国撤出。
- 国会以及许多公众一般来说都反对将战争承包给像黑水国际这样的追求利益的公司。许多批评都集中于这些公司的不可信任问题，以及他们参与的虐待事件。
- 军事服务（或一般的国家服务）是一种所有公民都有义务履行的公民责任呢，还是一种被劳动力市场所恰当地管理的、像其他艰巨而冒险的职业（如采煤、商业捕鱼）一样的工作？
为钱而孕
- 玛丽·贝丝·怀特海却改变了主意，她不想交出孩子，于是她带着孩子逃到了佛罗里达。但是斯特恩夫妇获得了法院命令，要求她交出孩子。佛罗里达警方找到玛丽，把这个孩子交给了斯特恩夫妇，而接下来关于监护权的争夺战也在新泽西法院展开。
- 让我们集中研究相关的道德问题，而不是法律。
- 没有任何一方占据更高的交易地位。每一方都拥有对方想要的东西。每一方的服务价格都已经确定，因此他们达成了一项协议。没有一方强迫另一方，没有一方拥有专门知识因此而让另一方处于不利地位，也没有一方拥有不相称的交易权力。
代孕合同与公正
- 那种支持代孕合同的论点所依据的是我们迄今所考察的两种公正理论—自由至上主义和功利主义。自由至上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反映了选择的自由。支持两个相互同意的成人之间所达成的合同，就是尊重他们的自由。功利主义者支持合同的理由是，它们推进了总体福利。如果双方都认同一个交易，那么双方都肯定能从这一协议中获得一些利益或幸福，否则他们就不会做这笔交易。
- 它认为只有当我们并没有被过分地压迫（如对金钱的需要），并且我们合理地、完整地掌握了备选项的信息时，我们才能行使自由选择的权利。
- 他们认为—正如法官威伦茨在“婴儿M”一案中所说的那样—迫于压力或信息掌握不全面的许诺，并不是真正地出于自愿。
- 对更高规范的另一种路径，始于这样一种观念：正当的评价事物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取决于这些行为所满足的目的。
怀孕外包
- 许多欧洲国家禁止商业性代孕；在美国，超过12个州使这一行为合法化了，另有12个州禁止这一行为，而在其他一些州，其合法与否仍然不是很明确。
- 通过断开卵子、子宫和母亲这条传统的连接，妊娠代理减少了那些围绕着传统代孕的、法律上和情感上的危险，并因此给一个新型市场的繁荣打开了空间。
- 如今，代孕者们每次怀孕可以得到2万～2.5万美元的报酬。一次这样的安排（包括医疗费用和法律费用）一般来说总共要花费7.5万～8万美元。
- 2002年，印度将商业性代孕合法化，以期望能够吸引国外的顾客。
- 这种观点认为，由于代孕者并不提供卵子，而只是提供子宫和怀孕的劳动力，因此，这个孩子在基因上并不是她的。
- 我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选择到底有多自由？是否有一些特定的德性和更高的善是无法在市场上受到尊重的，并且是金钱所不能购买的？
第五章 重要的是动机／伊曼纽尔· 康德
- 如果权利并不依赖于功利，那么什么才是它们的道德基础呢？自由至上主义者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人们不应当被仅仅当做促进他人福利的手段而加以利用，因为这样做侵犯了根本性的自我所有权。我的生命、劳动力和人格属于我，且仅属于我。它们并不是任由社会整体随意处置的东西。
康德论权利
- 它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值得拥有尊严和尊重。
使幸福最大化的问题
- 康德认为，每个人都值得尊重，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自身，而是因为我们是理性的存在，即能够进行推理；我们也是意志自由的存在，能够自由地行动和选择。
什么是自由？
- 根据康德的思想，自由地行动就是自律地行动，自律地行动就是根据我给自己所立的法则而行动—而不是听从于本性或社会传统的指令。
人与物
- 当我们他律地行动时，我们是为了某些外在于我们的给定的目的去行动，我们是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工具，而非目的的设定者。
何谓道德？寻求动机
- 根据康德的理论，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并不是由随之而来的结果构成，而是由完成这一行为的意图构成。重要的是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必须是特定种类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因为一件事情是对的去做这件事，而并不是由于某些隐晦不明的动机去做它。
- 他认为只有义务的动机—因为某事是正确的，而不是因为它是有用的或便利的而去做它—才能给一个行为赋予道德价值。
- 从做好事中获得乐趣，并不一定破坏其道德价值。康德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人们之所以做某件好事是因为它是正当之事—而无论这样做是否给我们带来快乐。
- 当然，在实际中，义务和倾向经常同时存在。我们经常很难弄明白自己的动机，更不用说确切地知道他人的动机。康德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也并不是认为只有硬心肠的厌恶人类者才能做出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他那个厌恶人类者的例子的要点在于，要将义务的动机孤立开—要确保它不被怜悯和同情遮蔽。一旦我们看到了义务的动机，我们就能甄别良善行为的特征，这些特征赋予这些行为以道德价值—也即它们的原则，而不是它们的结果。
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什么？
- 对比1（道德）：义务 Vs. 倾向对比2（自由）：自律 Vs. 他律对比3（理性）：绝对命令 Vs. 假言命令
绝对命令Vs.假言命令
-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康德式的尊敬原则适合于普遍人权的学说。对于康德而言，公正要求我们支持所有人的人权，无论他们生活在哪里，以及我们与他们有多熟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类，具有理性能力，就因此而值得尊重。
道德与自由
- 现在我们可以弄明白康德所说的那种道德和自由之间的联系了。有道德地行动意味着出于义务—为了道德法则—而行动。道德法则由一个绝对命令所构成，也即一个要求我们尊敬地将他人当做目的本身而加以对待的原则。只有当我的行为与这个绝对命令相一致的时候，我才是自由地行动。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当我依据一个假言命令而行动的时候，我都是为了某些外在于我而给定的利益或目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的意志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而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由我的环境需要或我恰好拥有的各种期望和欲求所决定的。
对康德的疑问
- 由于我们同时栖居于两种立场之中—必然的王国和自由的王国—所以在我们所做的与我们所应当做的之间，在事物所是的方式与它们所应当是的方式之间，就总是存在有一个鸿沟。
性、谎言与政治
- 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所具有的欲望，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个人，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他对她作为一个人并不关心，只有她的性才是他所欲求的对象。
- 人不能随意支配自己，因为他不是物，他并不是自己的财产。
- 对康德来说，道德并不是关于结果的，而是关于原则。
- 有些吹毛求疵？可能是的。不过，在一个赤裸裸的谎言与一个精明的伎俩之间，确实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差别。
- 我认为这里的差别在于：一种精心设计的措辞，以某种方式对说实话的这一义务心存敬意，而一个直率的谎言则并不如此。任何一个人如果不厌其烦地编造一种具有误导性但在技术上却是真实的陈述—而一个简单的谎言也可以同样表达，那么，无论他是多么闪烁其词，他都是尊重道德法则的。
第六章 平等的理由／约翰· 罗尔斯
- 罗尔斯认为，从这种假想的契约中，会产生两种公正原则。第一个原则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基本自由，如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这一原则要优先于社会功利和总体福利的考虑。第二个原则关心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尽管它并不要求一种平等的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它却只允许那些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
契约的道德局限
- 宪法也容易受到像其他协议一样的质疑。宪法是由人们认可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其条款就是公正的。
- 你可能会诉诸我们的协议，也可能会诉诸我所享受的利益。你可能会很好地说明，我有义务偿还我所享受的那些由你而来的利益。
- 这个时候，你可能要诉诸我们的合同，不过，你也可能会诉诸你捕获龙虾所做的辛苦工作，并指望我会购买它们。你可能会说，我有义务支付那由于我而让你所付出的努力。
- 只要实际的合同实现了两种理想—意志自由和互惠，那么它们就具有道德分量。
当同意并非充分条件时：棒球卡和漏水的马桶
- 首先，一项协议的事实，并不能保证该协议的公平性；其次，同意并不足以产生一个具有约束力的道德主张。这种合同并不能作为相互获利的手段，因而它并不尊重互惠的理念。
当同意并非必要条件时：休谟的房子和橡皮清洁工
- “偿还一种利益的义务，可以不需要同意就能产生”，这一思想在休谟的房子这一事例当中，貌似具有道德合理性。然而，这很容易不知不觉地溜进强硬的销售策略以及其他形式的滥用。
利益还是同意？萨姆的汽车修理
- 当以同意为基础的义务，与以利益为基础的义务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时，就会出现以下这一容易引起混淆的事例。
- 尽管我们倾向于认为，任何一个道德主张都包含了同意，然而，如果我们不承认互惠的独自分量，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的道德生活。
设想完美的契约
- 契约的道德约束力来自于两种不同的理念：意志自由和互惠性。
公正的两个原则
- 考虑到这种可能性，我们就可能接受罗尔斯所说的“差异原则”：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最不利者的利益时，它们才是可允许的。
源于道德任意性的论点
- 允许每个人都进入比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然而如果选手们从不同的起点出发，那么比赛就很难说是公平的。这就是为什么罗尔斯认为，那源于具有形式上的机会平等的自由市场的有关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并不能看做公正的。自由至上主义体制的最明显的不公正，在于“它允许分配的份额受到这些在道德上看来非常任意的各种因素的影响”。
一个平等主义的噩梦
- 尽管精英统治者们谈论到了努力，可是他们却相信，其实是贡献或成就才值得奖励。
反对道德应得
- 分配公正与奖励道德应得无关。
- 与一种应得的主张不同，只有当已经有了某种游戏规则时，才能产生一种资格，它并不能事先告诉我们如何去确立各种规则。
- 成功人士经常忽视他们的成功所具有的这一偶然性的方面。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幸运地拥有—至少是某种程度上—我们这个社会所恰好看重的才能。
- 也许这是因为，在一个精英统治的社会，大多数人都认为，世间的成就反映出我们所应得的。
生活是公平的吗？
- 事物所是的方式，并不决定它们应当所是的方式。
第七章 反歧视政策之争
- “一个公民社会中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个社会愿意接受它的裁决。”
- 赞同将民族和种族纳入考虑因素的三个原因：纠正标准化考试中的偏见、补偿过往之错和促进多样性。
校正考试的不足
- 将民族和种族纳入考虑因素的原因之一就是：纠正标准化考试中可能存在的偏见。
- 学院和大学应当录取那些拥有最好的学术前景的学生。它只是试图找出那种最精确的、衡量每个个体学术前景的标准。
补偿过往之错
- 取决于“集体责任”这一令人费解的观念：我们是否具有一种道德责任来纠正前一辈人所犯下的错呢？
促进多样性
- 这种多样性的理由是一种以“共同善”为名义的理由—学校本身的共同善，以及更广阔的社会的共同善。首先，它认为一个民族融合的学生团体是值得欲求的，因为它使得学生们相互之间，能够比他们都来自于相似的背景要学习得更多。
- 成绩和考试分数从来都不是录取的唯一标准。“如果学术上的卓越成就是唯一的或占主导性的标准，那么哈佛学院就将失去很多活力和理智上的卓越成就……给所有学生提供的教育背景的品质也会受损。”
- 这种实际性的反驳并不认为反歧视行动是不公正的，而是认为它不可能达到其目标，并且有可能弊大于利。
民族偏好侵犯了权利吗？
- 德沃金的重点在于：录取中的公正并不是在奖赏优点与德性，只有当一所大学界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我们才能知道，什么才算是分配大学新生名额的公平方式。该使命界定了相关的美德，而不是相反。德沃金关于大学录取的论证，与罗尔斯关于收入分配的论证类似，它与道德应得无关。
种族隔离与反犹太人制度
- 这是否就意味着，各个学院能够自由地、如其所愿地界定自己的使命呢？是否任何一种与这种声明的使命相符合的录取政策就是公平的呢？
- 的挑战成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个标志性的案件—“斯韦特诉佩因特案” （1950），这给了高等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制度一记重棒。
- 如果录取政策公平性的唯一衡量标准，在于它是否符合于该学校的使命
- 但是，既然我们是在试着判断使用民族偏好是公正还是不公正—而不是其合法性，因此，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之间的区别并不重要。
- 种族隔离时期的种族排外基于“这样一种卑劣的观点—一个民族可能内在地比另外一个民族更有价值”。而反歧视政策则并不涉及偏见，而只是主张，考虑到在关键职业中促进多样性的重要性，黑人或拉丁美洲裔人“可能有一种社会性的有用的特征”
偏袒白人的反歧视政策？
- 这种定额并不是建立在偏见和蔑视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一种来自于城市经验的关于民族“临界点”的理论基础之上。
- 那么，这里的定额体制偏袒白人申请者—这并不是基于种族的偏见，而是基于“维持一个民族融合的社区”这一目标。
- 如果多样性满足了共同善，并且没有人基于仇恨和蔑视而受到歧视，那么，民族偏好就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根据罗尔斯关于道德应得的观点，没有人能根据自己那些被独立界定的优点，而应得一所公寓或新生班级中的一席之地。只有当住房管理人士或学校领导设定了自己的使命时，才能确定什么才算是优点。
公正能够脱离道德应得吗？
- 我们越多地将自己的成功看做自己的行为结果，那么我们就越少地感觉到自己对那些落后者所负有的责任。
为什么不拍卖大学录取资格呢？
- 其目的并不是要使财政收入最大化，而是要通过教学和研究服务于共同善
第八章 谁应得什么？／亚里士多德
- 他的怨恨很可能反映出一种感觉，即：考利被授予一种她不应得的荣誉，这以某种方式嘲笑了那种由于其女儿领导拉拉队的专长，而给他带来的骄傲感。如果出色的领导拉拉队的工作能够在轮椅上完成，那么，那些在翻筋斗和劈叉方面非常出色的人所获得的荣誉，在某种程度上便受到了贬低。
公正、目的与荣誉
- 亚里士多德认为，为了决定某物品的正当分配方式，我们需要研究被分配之物的目的或意图。
目的论思维：网球场和小熊维尼
-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火焰之所以向上蹿，是因为它要接近天空—那是它的天然之乡，石头之所以往下落，是因为它们在奋力接近地球—这是它们的所属之地。人们将自然看做拥有某种意义的秩序。要理解自然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就要抓住它的意图和本质性的意义。
- 在科学领域拒绝了目的论的思维方式之后，我们也倾向于在政治和道德领域拒绝它。
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 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争论，经常都是关于某种社会制度的意图和目的的争论，这反过来又反映出不同的、关于这一制度应当尊敬和奖励何种美德的观点。
-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有可能推理出各种社会制度的目的，它们的本质并不是一劳永逸地确定的，但也不仅仅是一个观点的问题。
- 我们怎么能在面对各种分歧的时候，推理出一种社会制度的目的呢？我们又如何引入那些与尊敬和德性相关的观念呢
政治的目的是什么？
- 政治的目的完全在于：使人们能够发展各自独特的人类能力和德性—能够慎议共同善，能够获得实际的判断，能够共享自治，能够关心作为整体的共同体的命运。
如果不参与政治，你能成为一个好人吗？
- 道德上的卓越并不在于累计快乐与痛苦，而在于校正它们，以使我们从高尚的事物中获得快乐而从卑贱的事物中获得痛苦。幸福并不是一种心态，而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灵魂与德性相符合的行为”
学成于行
- 道德德性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正当的行为而成为正当之人，通过有节制的行为而成为有节制之人，通过做勇敢的行为而成为勇敢之人。”
- 对适当的人，在适当的分寸上，在适当的时间，出于适当的动机，以适当的方式”，做适当的事情。
政治与良善生活
- 与此相反，政治是我们本性的一种表达，是一个展现我们人类能力的场合，是良善生活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
- 并不是每个人都被包括在亚里士多德所赞颂的公民身份当中，妇女不是，奴隶也不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妇女和奴隶的本性并不适合成为公民
- 自由主义的公正理论，从康德到罗尔斯，都担心目的论的观念与自由相冲突。对他们来说，公正与适合无关，而与选择有关。权利的分配并不是使人们符合那些适合于他们本性的职责，而是为了让人们自主地选择他们的职责。
- 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奴隶制要成为公正的，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它必须是必要的；同时，它必须是自然的。
凯西·马丁的高尔夫球车
- 只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活动的本质”，[插图]残疾人就有理由要求适当的调整。
- 他们认为，在高尔夫球联赛中疲劳是一项很重要的因素，开车而不走路，会给马丁带来优势，这对其他人不公平
- 说某物是“必不可少的”，在通常情况下也就是说它对于达到某种目的而言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没有目的，只有娱乐”（这是游戏与生产活动的区别所在）正是一项游戏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游戏的任何一项任意性规则是“必不可少的”。
- 首先，它贬低了运动。没有一个真正的球迷会这样谈论运动，即：把运动看做完全由任意性的规则所掌控，并且没有真正的目的和意义。如果人们真的认为，他们最喜爱的运动的规则是任意的，而不是经过策划以激励和赞颂某些令人艳羡的技能和才能，那么他们就很难关心比赛结果。而运动也就会堕落成壮观的场面，成为一种娱乐，而非欣赏的对象。
- 关于指定击球员这一规则的争论，最终是关于棒球之目的的争论—正如关于反歧视行动的争论，是关于大学之目的的争论一样。
- 因为这一争论较少涉及公平，更多的是关于荣誉和认可的争论—具体来说，也就是PGA和高尔夫球高手们所期望的—他们的运动被当做一种体育竞赛项目而被认可和尊重。
- ，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在谈论一项具有竞争性的比赛……我们是在谈论一种体育项目。任何认为职业高尔夫不是一项体育运动的人，都没有去过高尔夫球场或没有打过高尔夫
- 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争论，经常不可避免地是关于社会制度的目的、社会制度所分配的物品以及它们所尊敬和奖励的德性的争论。尽管我们尽最大努力地使法律在这些问题上保持中立，可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良善生活的本质，就不可能说明何谓公正。
道歉与补偿
- “绝大多数的德国人都憎恨对犹太人所犯下的那些罪恶，他们并没有参与其中。”
- 但是，最近在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坚持认为，日本军队并不对强迫妇女成为性奴隶负责。美国国会通过一项解决方案做出回应，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其军队奴役慰安妇，并为此正式道歉。
- 1993年，国会为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错误道歉—为一个世纪以前推翻独立的夏威夷王国而道歉。
- 在美国，最严重的道歉问题与奴隶制的遗留问题有关。内战对那些获得自由的奴隶们所承诺的“四十亩地和一头骡子”从来都没有兑现过。
- 2008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为奴隶制以及延伸至20世纪中期的歧视黑人时代（Jim crow era）的种族隔离而道歉
- 对公众道歉所进行的主要辩护是—为了尊重一些人们的记忆，他们曾遭受过那种来自于政治共同体（或以政治共同体的名义所作）的不公正；为了认识到不公正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持续性影响；还为了偿还那些行不义之事的、或没有阻止不义之事的人们所犯下的过错。官方道歉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能够有助于愈合以往的伤口，并为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和解提供一个基础。补偿或其他形式的经济赔偿，可以基于同样的理由而得到辩护，它们也能有助于缓解那些不义行为对受害者及其后代的影响。
我们应当弥补前辈们所犯下的罪吗？
- 当代的人们不应当—实际上也不能—为前辈们所犯的过错道歉。[插图]毕竟，为一种不公正道歉，就是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你不能为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道歉，因此，你如何能够为那些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道歉呢？
- 在道歉当中，起作用的是思想；这里受到威胁的思想是承认责任。任何人都能遣责不公正的行为，但只有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牵涉这一不公正的人，才能为之道歉。道歉的批评者们正确地抓住了这里的道德风险，他们还反对这样一种观念，即：当代人在道德上能够对他们的前辈所犯下的过错负责。
道德个人主义
- 康德的意志自由观念和罗尔斯的在无知之幕背后的假想的契约观念，在以下这一点上是相通的：两者都将道德主体看做独立于自身的各种特殊目的和情感。在命令道德法则（如康德）或选择公正原则（如罗尔斯）的时候，我们并不带有那些使我们置身于这个社会，并使我们成为独特个体的角色和身份。
政府应当在道德上保持中立吗？
- 康德和罗尔斯都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人们应当自由选择自己的目的”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观念。不过，它并没有告诉你如何去生活，而只是要求：无论你追求什么样的目的，你追求的方式都应该尊重他人也这样做的权利。一个中立性框架的吸引力正在于，它拒绝去肯定一种更为可取的生活方式和良善观念。
公正与自由
-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如何引起这种担忧的：他将公正看做人们和那些适合于他们本性的各种目的或善之间的适合。可是，我们倾向于将公正看做一种选择，而非适合。
共同体的主张
- 如果我们将自己看做自由的、独立的自我，不受任何未经我们选择的道德纽带的束缚，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很多我们通常认可甚至奖励的道德和政治义务。这包括团结和忠诚的义务、历史性的记忆和宗教信仰—也就是一些产生于塑造我们身份的、共同体的和传统的道德主张。
讲故事的存在
- 它与叙述性的自我观之间的对比非常明显。因为我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我获得了我的身份。我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个人主义模式中的那种试图割断我自己与这种历史的尝试，就是破坏我现存的关系
超越同意的义务
- 三种道德责任： 1.自然的义务：普遍的；不需要同意 2.自愿的义务：特殊的；需要同意 3.团结的义务：特殊的；不需要同意
团结与归属
- 你能说，抚养子女的好坏，决定了子女在父母需要帮助时所负责任的多少吗？就孩子们有义务去赡养哪怕是有劣迹的父母而言，这种道德主张可能超越了互惠和同意的自由主义伦理。
- 如果我们敬佩这名飞行员，那么肯定是因为我们在他的观点中看到他认同了自己作为村庄成员的这种受约束的身份，我们敬佩他的不情愿所反映出来的品质。
- 如果你接受了团结和归属的义务，那么该问题的答案就是显而易见的：以色列拥有一个特殊的责任来援救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这超越它（以及所有国家）帮助一般难民的义务。每一个国家都有义务尊重人权，这要求它根据自己的能力，给那些在任何地方正遭受饥荒、迫害或背井离乡的人们提供帮助。这是一种能够根据康德式的理由而得到辩护的普遍义务，是我们作为人、作为人类同胞而对他人具有的义务（义务种类一）。我们这里试图裁决的问题是，国家是否具有更进一步的、特殊的义务来关心它们的人民。通过将埃塞俄比亚的犹太人称为“我们的兄弟姐妹”，这位以色列总理援引了一种为人们所熟悉的团结的隐喻。除非你接受这种观念，否则你很难解释为什么以色列不应该通过抽签来实施空运救援，你也有可能很难去维护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一种美德吗？
- 爱国主义是一种备受争议的道德情感。有些人将爱国看做一种不容置疑的美德，而另一些人则将它看做无知服从、沙文主义和战争的源头。
- 可是，在一个贫国和富国之间差距巨大的世界当中，共同体的主张可能会与平等的主张形成张力。那反复无常的移民事件就反映出这种张力。
- 由于公共生活和共同分享的历史，我们对同胞公民们的幸福肩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
- 移民并不是美国的工作会丢失给外人的唯一途径。如今，资本和商品比人更加容易穿越国家边境，这也引发了一些关于爱国主义的道德状态的问题。
- 如果你相信爱国主义具有一个道德基础，如果你相信我们对自己同胞们的幸福具有特殊的责任，那么你就必须接受这第三种义务—那不能被归纳为一种同意的行为的团结或成员的义务。
团结是对自己人的一种偏袒吗？
- 与归属感相伴而来的是责任。如果你不愿意承担任何将自己国家的故事带入当今的责任，以及那种可能伴随着这一故事而来的各种道德负担，那么，你就不可能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及其历史而感到骄傲。
忠诚能否凌驾于普遍道德原则之上？
- 只有当团结的义务导致我们侵犯一种自然义务时，它才是值得反驳的。
- 我们所敬佩的是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将自己的生活环境看做一种反思性的、情境的存在，并且能够接受这种环境—受那种将我置于一种特殊生活中的历史的制约，但却能意识到它的特殊性，并因此能注意到各种不同的主张和更开阔的视野。要具有性格，就要接受自己的（有时候是相冲突的）各种束缚而生活。
-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伯格回答道，“但是我确实对我的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关心他……我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对那些反对他的人有所帮助……我没有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插图]
-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正之事就是帮助人们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家庭的忠诚能够凌驾于这一义务之上吗？
- 对于伯格而言，对家庭的忠诚要超过将罪犯绳之以法的义务；而对于卡钦斯基来说，则刚好相反。
- 只有当你承认忠诚和团结的主张，能够与其他道德主张—包括将罪犯绳之以法的义务—具有同等的分量时，他们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才能被理解为道德困境。
公正与良善生活
- 对于康德和罗尔斯而言，权利优先于善。那些界定我们的各种义务和权利的公正原则，应当中立于各种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康德认为，为了达到这一道德法则，我们必须抽离于自己各种偶然的利益和目的。罗尔斯坚持认为，为了慎议公正，我们应当搁置我们各种特殊的目的、情感以及各种善观念，这是在无知之幕背后思考公正的关键。
第十章 公正与共同善
- 如果他当选总统之后，他的宗教信仰将会在其总统任期内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没有任何作用。他的宗教信仰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而与他的公共责任没有任何关系。
- 那种认为人们不应当将自己的“个人道德”注入公共政策争论之中的想法，是一种现实的荒诞。我们的法律在定义上就是一种道德的汇编，它的很多成分都是基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传统。
对中立性的渴望
- 它认为政府应当中立于各种道德和宗教问题，以便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的关于良善生活的观念。
- 那种试图将关于公正与权利的论证与关于良善生活的论证脱离开来的做法，是错误的，其错误原因有两种：第一，我们并不总是可能不解决实质性的道德问题，而裁决公正与权利的问题；第二，即使这是可能的，它也不是值得欲求的。
关于堕胎与干细胞的争论
- 我们不可能不在基础性的道德和宗教问题上表明立场而解决堕胎和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合法性问题。在这两种情形中，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讨论的行为是否涉及夺去一个人的生命。
同性婚姻
- 要讨论一项社会制度的目的，就要讨论它所尊敬和奖励的各种德性。关于同性婚姻的争论，在本质上就是这样一个争论—男女同性恋的结合，是否值得拥有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由政府认可的那些婚姻所具有的荣誉和认可。
- 第三项政策是对婚姻争论的理想的自由至上主义解决方式。它并不废除婚姻，但是它确实废除了将婚姻作为一项政府认可的制度。我们最好称之为婚姻与政治制度的分离。
- 在同性婚姻的争论中，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选择的自由，而在于同性结合是否值得共同体的尊敬和认可—他们是否实现了婚姻这项社会制度的目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一问题在于职务和荣誉的正当分配，它是一种社会认可。
公正与良善生活
- 第一种认为公正意味着使功利或福利最大化—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第二种认为公正意味着尊重人们选择的自由—或者是人们在自由市场中所做出的实际选择（如自由至上主义者们的观点），或者是人们在平等的原初状态中，所可能做出的假想的选择（如平等主义者的观点）。第三种进路认为，公正涉及培养德性和推理共同善。
共同善的政治
- 目前我们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8000亿美元。然而它包括空气污染和香烟广告，包括清理高速公路车祸的救护费用。它包括我们用来锁门窗和那些关押撬锁罪犯的监狱的专用锁，它包括对红木的毁坏和在动乱中损失的那些自然奇迹，它包括凝固汽油弹和核弹头、警用装甲车以镇压城市暴乱，它还包括……那些为了向我们的孩子销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的健康，以及他们的教育质量或他们玩耍的乐趣；它也不包含诗歌之美和我们婚姻的力量、公共争论的智慧以及公共官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敏锐，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怜悯之情，也不衡量我们对国家的忠诚。简言之，除了那些使生活富有意义的事物以外，它衡量一切。此外，它能告诉我们有关美国的一切，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因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骄傲。
- 巴拉克·奥巴马同样触及了美国人对那种具有更高目的的公共生活的渴望，并阐明了一种具有道德和精神希冀的政治
-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最让人吃惊的趋势，就是市场的扩张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推理方式，进入那些传统上是由非市场的规范所统领的生活领域。
- 这一点有两个不良后果，一个是财政上的，而另一个是公民方面的。第一，由于那些不再使用这些公共服务的人们不太愿意纳税以维持它们，因此这些公共服务会衰落。第二，诸如学校、公园、操场以及社区中心这样的公共机构，不再是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公民们相互邂逅的场所。那些曾经聚集公众、并充当公民美德教育的非正式学校这一角色的场所，变得越来越少，相互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公共领域的虚空，使得我们很难培养团结和共同体感，而这些正是民主公民社会所依赖的基础。
后记
- 政治哲学是一门论辩性的科目，“公正”这一课程的部分乐趣就在于：学生们开始反驳—反驳那些哲学家们，反驳其他同学，甚至反驳我的观点。
- 我的两个儿子亚当（Adam）和阿伦（Aaron），从他们能拿起汤匙的那时起，就已经开始在餐桌上讨论各种与公正有关的争论了。他们对道德的认真劲儿、聪明劲儿以及热情劲儿，一直都具有挑战性，并使问题更加丰富，同时也让我觉得关注他们的讨论是一种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