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大洗牌
序言 风云神州，一首追求自由繁荣的史诗
- 最重要的区域格局变化有五个：1.深圳爆发与一线城市版图重构2.雄安出世与权力中枢布局调整3.南方崛起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4.都市圈兴起与战略路径修订5.强省会与人口流动大战
- 这个完整快捷的产业集群，吸引了更多资源入驻。这是非常牛的事，资源奔着产业链，而不是低成本低价格而来，真正的竞争力和护城河就形成了。
- 在美国，事实上存在东西海岸两个经济中心，分别代表金融和科技。未来中国的经济中心会否是沪深的双峰格局？
- 第一，北京的定位在这几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之处是彻底放弃对经济中心的追求，专注于政治、文化的职能。
- 在资源推动的时代，在投资驱动的时代，北方有优势，享受到了较好的发展红利。而在科技创新成为主流，消费推动的时代，更温暖也更市场化的南方，接棒成为发展重地。斗转星移，各领风骚。
- 从之前的得政策者得天下（特区、新区），到后来得资金者得天下（招商引资），再到现在的得人口者得天下，这是一条中国城市大洗牌的变迁之路。
- 由投资驱动、资源驱动，逐渐转型为消费驱动、科技创新和产业驱动。
第一章 巨变中的中国区域经济格局
- 北京对标华盛顿，上海对标东京，广深对标大旧金山的格局，越来越清晰了。
- 2013年，上海地铁11号线羞答答地越过边界，延伸入昆山界内6公里。这个历史性突破，让辽阔的大江苏，终于有了一个小角落与“魔都”实现1小时地铁通勤——中国第一条跨省地铁从上海市区开到昆山市花桥镇。
- 放眼全世界，能称得上全球城市的只有两个，伦敦和纽约。上海虽然被定位为全球城市，但其实内壳跟东京差不多，只是国际城市。它们都背靠本国的经济腹地崛起，成为本土货币和产品国际化的桥头堡。它们在全球体系当中，对内服务的职能远大于对外控制职能。更多的是辐射内部，而不是全球配置。所以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功能只是区域级的，而不是全球级的。
- 今天引领世界格局变动的无非是两股力量，金融和科技。
- 因为今天的北京，正在剥离经济色彩，强化首都功能。它停办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腾退主城区的批发市场，以每天几千个足球场面积的速度拆除违建，给予货币补偿让东城西城区的直管公房退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控制人口。它还外迁制造、零售、批发、运输、仓储等业态，疏解部分央企、金融机构、百强中学和三甲医院。设立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河北雄安新区两个“千年大计”，作为中心城六区的泄洪区。
- 京津冀讲究政治地位，长三角同质化竞争严重，大湾区则互补性特别强。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
二线城市篇：天花板终于被挪开，中央正在给大城市松绑
- 今后的城镇化进程将贯穿一个新的主题，叫作“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所有的资源都会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这个过程会持续很多年，直至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接近尾声。
- 这种“控制大城市人口、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规划思路，间接催生了两朵“恶之花”，即高房价和城乡割裂。
- 美国是一个用脚投票的国家，基本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如果美国的发展态势代表了城市化未来发展的方向，那么中国城市化的马太效应似乎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 今天，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8%。恒大研究院任泽平等人的研究表明，按照世界的普遍经验，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一旦超过55%，就会开启城镇化的第二个阶段，即大都市圈化阶段。
- 进入大都市圈化时代后，中小城市的人口增长会开始放缓，甚至会出现人口净流出，中小城市人口跟着农村人口一起向大城市转移，进入大城市的中心、郊区和卫星城，从而形成大都市圈。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都是这样的。
中小城市篇：警惕地方财政危机
- 中小城市进入了萎缩的新时代。这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而真正要警惕的问题，是地方的财政危机。
- 《教师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国家公务员。
- 在中国一些地方，高科技项目引不进来，但为了GDP基层政府还是硬上投资，大量投资停留在低端化的产业结构中，导致产品附加值较低，投资效率偏低，对财政收入的刺激大打折扣。
- 有人说，想要化解中小城市身上的天量地方债，要么借新还旧，要么就是发行货币稀释，通过通胀由百姓买单。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手段。
政绩考核篇：GDP“注水”催生数据统计新革命
- 在中国GDP总量飙升至80万亿元的关口上，我们的地方政府缺钱，实在缺钱！
- 地方的可支配财力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其大头是税收；政府性基金收入，大头是土地出让金；最后是各种各样的举债，包括城投债、非标融资与委托贷款等。
- 一般预算收入是衡量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核心指标。增速下滑，意味着地方自我造血能力不如从前。
- 中央定调房住不炒，大力发展租赁市场，未来还将深入推行共有产权房、租售同权等长效机制，房地产市场持续降温。
- 在地方政府债务已是中国最大灰犀牛的共识下，各地想要拿到发债指标，无不是求爷爷告奶奶的。
- 过去，针对地方数据造假问题，中央也曾试图用三个指标来判断地方经济运行情况：工业用电量、银行发放的贷款数额和铁路货运量。英国《经济学人》将这个指数的计算公式总结为：工业用电量增速×40%+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35%+铁路货运量增速×25%。
- 未来中国若能形成一套测量民生指数、宜居指数、幸福指数的绿色指标体系，我们的政绩考核指挥棒，肯定会推动经济更加高质量发展。而新一轮的城市竞争，才能走上一条良性循环的健康道路。
南北差距篇：比起东富西穷，南强北弱更令人着急？
- 早前，官方曾列出“中国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以及东西部差距。
- “南高北低”赶超“东强西弱”，成为当今中国最值得关注的区域差距。
- 在南方，贵阳这个不沿海、不沿江、不靠边的贫瘠之地，曾经连“三线建设”也拯救不了，今天却化腐朽为神奇。它一边抱着中央大腿化身基建狂魔，一边乘势而上打造千亿产业大数据，GDP增速曾连续4年全国第一。韬光养晦的西南小城几年就成功让十二分之一的人口脱贫。
- 40年前，中国经济20强的榜单上还有11个北方城市。40年后，却只剩下5个：北京、天津、青岛、郑州、济南。
- 所谓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北方流失的东西已超出想象。
- 北雁南飞，成为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趋势。
- 本外币存款余额相当于城市的小金库，它所反映的是一座城市对资金的吸附能力。
- 计划经济初期，中国选择了重工业道路，北方城市根正苗红，承接了诸多重点项目。东北为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西北守住边疆的咽喉，山西则源源不断地为全国输送黑色血液，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半边天。历史上的北方，做出了不可抹去的巨大贡献。
楼市分化篇：小城市全面日本化，大城市全面香港化
- 小城市的楼市，正在全面日本化。大城市的房价，正在全面香港化。
- 甘肃玉门，曾经是甘肃最富的城市，中国第一口油井的诞生地，如今油枯人散，资源型城市全面衰退。在玉门的老城区，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只卖2000元，相当于一部OPPO手机的价格。用买一部手机的钱就能买一套房，真是魔幻。很多城区边缘房子成为等待被拆卸的废品，因为根本卖不出去。
- 欢迎你来到房子论套卖的时代，也欢迎你进入花光十辈子运气还不一定买得起房的时代。
- 有人说，在香港，只有两种人，即食利阶层和被食利阶层。再直白一点，就是买房的和没买房的。深以为然。
- 现在，中国的唯一设想就是用经济的增长拉高居民收入，以此慢慢消化掉泡沫。换句话说，是以“时间”换取“空间”。
抢人大战篇：30多个城市拿命抢人
- 北京、深圳、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的人均存款余额可以说是笑傲全中国。这些城市里最好找的东西是钱，最难找的，是让钱生钱的方式。只要你故事讲得好，就有天使投资者敢于赌明天，出钱又出力。
- 而A股上市公司数量，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市场化程度。它就像一台CT机，是雄是雌照一下就知道了。
- 经验表明，一个城市的房价往往跟上市公司数量存在正相关关系。背后的原因，有一部分可以归结为资本市场的造富效应：得力于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员工一点小小的原始股权，进入A股后立马就能放大好几十倍；把股权一套现，转身就能成为楼市里的金主，托起房价。
- “大城市”更精准的定义不是经济总量或者人口总量的大，而是民众钱袋子的大。
- 以教育医疗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指标，可以看出你所下注的城市是更喜欢盖大广场和公园，还是更愿意花力气在民生，是更重视面子，还是更注重里子。
- 说句实话，选城市真跟讨老婆一样，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找准符合自身气质的城市，甚至比你的个人奋斗还重要。
第二章 京津冀版图重塑
- 作为一个依靠无产阶级上位的新政权，首都的“领导阶级”力量怎么能够如此薄弱？于是，把北京建设成全国的“经济中心”就成了首都的工作重心。
- 这一场非首都功能疏解，不分阶层，不分等级。整治“拆墙打洞”清理的是外来人口，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疏解的是公务员，规划雄安新区迁移的是各类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
- 因为，今天的帝都已经不是北京市的北京，而是中央的北京。
- 北京有四个定位：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天津疯狂“抢人”，是对上轮经济周期的大清算
- 投资在驱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失去魔力，人才才是城市的未来。
- 天津一年只有6万名左右的高考生，平均每五个学生中就有一个能考上一本。其985录取率全国第一，211录取率全国第三，几乎眯着眼睛都能上重本，根本不用开外挂。
- 在GDP超万亿的前十二名城市中（不含北上），天津是唯一的上市公司数量零增长的城市。
- A股上市公司数量基本代表了一个城市的民营经济指数、资本活跃度和创业创新活力，比GDP更能反映一个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
- 那种依赖中央输血、躺着赚钱的日子正在成为过去式，所有投资驱动型城市都必须自我救赎，争当制度创新领先者，激活经济内生动力，只有如此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
- 而那些早已向内生增长转型的城市，如无锡（47%）、杭州（47%）、苏州（33%）、广州（28%）、北京（32%）、上海（24%）都傲娇着呢，对人才千挑细选。
- 一线容不下肉体，三、四线容不下灵魂
- 非税收入包含罚款、行政性收费等，侧面反映了一个城市对企业吃拿卡要的程度。
一张白纸的雄安，凭什么叫“千年大计”？
- 初步设想如下：第一，来了就是雄安人，政府提供租赁住房包你有房住；第二，租购同权，如果租房不爽想买房，那你要工作时间长、贡献多，攒够一定积分才能下单；第三，楼市半冻结，房子必须持有20年以后才可出售，而且出售的时候政府有优先购买权。
-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曾大胆设想过，雄安作为制度创新高地，应该是这样子的：部分基层官员岗位可以尝试差额选举；基层性的税收，例如物业税乃至个人所得税可以交由基层政府管理使用；教育经费由新区统一安排，以此平衡各学区之间的教育资源；基层政府定期召开公共政策讨论会、听证会，交由本地居民表决重大公共事务……
- 今日之雄安，可谓是明日之中国。它就像是一个刺破机制脓包的剑客，一个挑战既有秩序的勇者。所有不关心雄安的人，都将无法洞察中国未来的走向。
环雄安楼市冉冉升起，这是下一个人生赌场？
-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 2018年12月发布的《北京人口蓝皮书》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自2017年开始，北京市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实现了双下降；二是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呈现加速增长态势，预测未来雄安的人口规模将达1000万人。
燕郊，正在成为梦寐以求的“北京”
- 有人形容说，北京“吸血”环京一带，虹吸了周边大量人口和资本，最终形成了环京贫困带。而上海则恰恰相反，上海更像是在给苏州等卫星城“输血”，让后者为其产业做配套，最后助力上海越来越强，周边城市也不弱。
第三章 华南，杀出一条血路来
- 按照铁路发明者英国的说法，铁路是一种可以强化国家存在的工具。
- 在完成了把世界引入中国、把中国推向世界的窗口任务后，香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游离在中国经济整体规划之外
- 施工难度大、沿线地形复杂的确是主要原因，但西九龙高铁站的各种纰漏则让人叹为观止：勘察不仔细，一开工就撞到地底电缆和地下水管道，这种低级错误本该在设计时避免；之后又因为各种麻烦导致设计一再更改……
- 香港对于高铁建设所花的每一笔钱都要求物尽其用，对于工程中出现的各种责任问题都试图穷究到底，这一点其实更值得内地学习。
- 所谓的整合，就是要让后进更快地接近先进，这才有可能提升竞争力。
- ：要么你是技术更新换代的发动机，要么你是把新技术大规模推向市场的加速器
- 有多少香港人愿意到内地创业、工作、生活，成为大湾区是否建设成功的重要指标。
造价1100亿元的港珠澳大桥，为何值得用一百年收回成本？
- 永远不要小瞧一座桥、一条路的力量。
- 在世界上最繁忙之一的航道上，建设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其难度之大，直逼人类技术极限。
- 城市的未来被房地产绑架，成为中国第一个阶层固化的城市，向上流动空间萎缩。而年轻一代却将根源归结于外因，并心生怨愤，社会内部的向心力晃动不止。
粤港澳大湾区横空出世，剑指全球科创中心
- 今天，引领世界格局变动的无非是两股力量，科技和金融。
- 长达2.5万字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有很长的篇幅就是在讲两个字——“拆墙
- 在芯片设计、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这些关键性领域，与美国相比，中国在核心技术上至少要落后20年。
-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第十二届泛珠论坛上公开表示，与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和纽约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有两大差距，一是科技创新整体的实力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差距，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差距。生态文明被提到与科技创新一样的地位，说明生态环境对于大湾区的发展来说极其重要。
-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香港、澳门探索发展新路向、开拓发展新空间、增添发展新动力的客观要求。
- 放眼全国，粤港澳大湾区算是非常独特的城市群了。从体制上看，这里就像是“欧盟”，具有多极化的特征，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旅游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世界工厂……
- 第二，湾区人率先成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
- 第三，湾区人应该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华为又跑了，深圳遭遇中年烦恼
- 深圳有多少人，每天就会产生多少谎言。唯独有一种人从不行骗，他们的名字叫房产中介。这么多年来，中介一直在说房价要涨，房价要涨，房价就真的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路没停过。
- 深圳大概只有北京的1/10、上海的1/3、广州的1/4那么大，是一线城市当中面积最小的城市，也是全国最缺地的城市。
- 从2011年至2016年，深圳工业区改造总面积达1248公顷，其中有51.9%的土地被拿来做居住用地。换句话说，深圳披着工业区改造的外衣，一边干着改造的活儿，一边做着房地产的生意。
- 紧跟着，就有1.5万家企业逃离深圳，其中不乏明星企业的高新制造环节：大疆科技迁至东莞，中兴迁往河源，比亚迪迁往汕尾，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迁至江西南昌。
- 高房价的噩梦正全面袭来。“楼市四小龙”的南京、苏州、厦门、合肥已出现了“房价驱人”，杭州的房价也令人生畏，照这个趋势涨下去，逼走阿里巴巴也不是没有可能。
大国博弈炸出中国最牛街道办
- 一个粤海街道，创造了不少于2509亿元的GDP。整个南山区的GDP为5018亿元，排名中国第三，一个街道就占了其半壁江山。如果把它看作一个城市，粤海的体量已相当于省会兰州、经济特区汕头，轻松挤入全国GDP前一百强。
- 上海人口是东京都的两倍，面积是东京都的三倍，但上海的GDP只有3.06万亿，仅为东京的1/2。只有当上海的经济体量高过东京时，才能说中国真正超越了日本。只有当上海的人均收入超越东京时，才能说中国碾压了日本。
- 这里有以“粤海”为代表的科创力量，以“前海”为代表的金融力量，堪称深圳的科创中心和金融中心。
- 若真是这样，那么中国永不衰落的地方可能只有两个，一个是北京的西城区，一个是深圳的南山区。前者是政治核心，负责发号施令，改变全球政经规则。后者是经济核心，负责全力冲刺，挑动全球经济脉络。一南一北遥相呼应。
汕头最盛产首富，也最为失落
- 1858年，大清王朝尚存之时，恩格斯就说过：“汕头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 珠江边上东莞靠“三来一补”飞黄腾达，山区里的义乌靠小商品贸易闻名天下。
- 如果有生意找上门来了，潮汕不同片区的人反应是不同的，喝韩江水的人第一反应是问：有没有违法？喝榕江水的人第一反应是问：会不会出事？喝练江水的人第一反应是问：能不能赚钱？
- 潮汕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族群，善于将正面与反面发挥到极致。这股不服输、敢冒险的劲儿，在法制健全的地方（如香港），能成就名扬四海的巨贾大亨；而在法制尚为薄弱之地，也能滋生一群漠视契约精神、信用缺失的赌徒式商人。
- 在潮汕这个宗族发达的熟人社会，“人情关系”有时胜于法律规则，胜于契约精神。关系渗透进社会的每个角落，文化上排外，潜规则盛行，政商关系过于紧密。加之人多地少，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非常紧张，父母非常希望子女能够获个一官半职，以荫庇家族。从这一点来看，汕头就是“南方的山东”。
全中国第一个自贸港，海南凭什么？
- 金融中心起源于航运中心，前者的发达离不开航运的反哺。
- 它最重要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向上去塑造中国经济的高度，而是向下去全力探索中国经济禁区的深度，为再造一个“中国”做好准备。
- 海南的任务，在于探索中国改革开放的边界和深度。
- 自贸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要求资金、货物、信息、人员的自由流动。海南要做中国第一个自贸港，就意味着海南必须朝着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方向努力，率先实现这样的画风：
- 海南曾犯过三次错误：走私汽车，房地产泡沫崩盘，以及国际旅游岛建设时沦为房地产加工厂。
第四章 长三角的对手，绝不是珠三角
- 放在新时代的大棋盘上，上海进博会是中国经济寻求再平衡的关键信号。当出口导向转为进口导向，当投资驱动型经济逐渐转为消费驱动型经济，聪明人会在这波机遇里找到财富机会。
- 这种宣示释放出三个信号：中国对“开放”是主动积极的，是内部经济发展需求，不是谁逼的；中国的开放还在进一步扩大，没有止步不前；最高领导人亲自表态，中国对开放的重视程度不容置疑。
- 从以往经验来看，外资、外企以及洋货就像是一条鲇鱼，扔进中国的大水缸里，才能激发众多本土沙丁鱼的求生欲。
- 上海作为万里长江的出海口，众多商品可以顺着这条黄金水道，直达中国腹地最广阔的疆域，那里有着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如武汉、重庆、成都等千万人口级别的大城市
- 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式上致辞中所说的：“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风狂雨骤之时。没有风狂雨骤，那就不是大海了。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将永远在这儿！”
杭州被G20选中的秘密：不按套路出了三张牌
- 杭州是养老床位最充裕的城市；是白领年终奖最高的城市；是国内大城市中，真正做到“斑马线前车让人”的城市。
- 杭州当然还是电商之都、快递之乡、互联网金融的绝对中心，是中国新经济的代表。
- 杭州不按常规套路出牌的意图是：不以旅游作为直接赢利点，而是以旅游业作为导流的入口，发展其他产业。不得不说，杭州的意图确实达到了。西湖免门票十年间，游客数量增加2.1倍，旅游总收入增长3.7倍，达到上千亿元。
- 人流量的增加，使得杭州餐饮、旅馆、零售、交通等相关行业迎来井喷，摆脱了单纯依靠门票的低附加值发展模式，同时对整个第三产业的发展都有促进。
- 西湖模式就是在用互联网模式发展城市：用免费的方式获取流量，不直接从入口挣钱，有了流量来发展其他业务。
- 一言以蔽之，重庆模式重心在第二产业，杭州模式重心在第三产业。
- “重庆模式”的特色在于其工业化道路的转型比较成功，重庆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基地，笔记本电脑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40%。与其他内陆地区简单承继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同，重庆重视产业链延伸和集群优势，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了本地。
- 杭州有四大创业系，阿里巴巴IPO后出来创业的阿里系、浙大为代表的高校系、以千人计划人才为代表的海归系，以及创二代、新生代为代表的浙商系，俗称“新四军”，其中阿里系是第一大系。
- 1.有没有举办世界级的盛会
“佛系”杭州，全靠卖地支撑？
- 区域经济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土地财政依赖度”，计算方式为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市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百分比越大，表示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越高。
- 这个数据是一张比西湖更亮丽的名片。它反映出杭州市各种行政收费、罚款少到了极致，对企业吃拿卡要的程度很小，税收贡献了绝大部分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可以说，这个城市非常佛系，是中国最不扰民的城市之一。
- 谁能想到，杭州竟然主要靠土地财政撑腰。
- 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市，广州不像北京上海那样，有中烟草、中石油等国企大鳄、四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扎堆，中低端制造业才是它的主体，企业利润较为薄弱，导致最终自我造血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税收比北京上海低无可厚非。
苏州外资大撤退，这是被抛弃的前奏？
- 苏州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阵地，源于20世纪90年代开启的“苏州模式”——以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代表，依靠外商合资、合作、独资等方式带动经济增长，走上出口导向型道路。这种模式成为园区样本红遍全国，还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工业建设和经济开放，一时风头无两。
- 二是改革开放后首家进入中国的外企也在撤离。
- 三是官媒喊话别让外资跑了。
- 2010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例达到72.4%的巅峰水平，随后便开启了趋势性的下降之路，到2018年末中国劳动力人口跌破9亿，占比64.3%。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制造业人工成本自然也应声上涨。
- 人工成本升高，逐利的资本自然要去寻找劳动力的价格洼地。2014年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对东南亚和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调查后发现，中国是柬埔寨的4.3倍、越南的2.7倍、印尼的1.8倍。
- 2016年末，那场“死亡税率”的大争辩将减税呼声引至高点，曹德旺一句“中国税收全球最高”的吐槽如同重磅炸弹引爆了舆论。除此之外，2017年年初希捷的“大逃亡”与苏州税务局的补收税款也存在莫大联系。
- 地方政府想要高大上的产业，有意驱赶低端产业，而年轻人也越来越不愿意去工厂当一个打工仔，这种彻底抛弃“低端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思路是从上至下的。
亩产论英雄，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
- 在区域经济学的范畴中，其实“亩产”也有一个相类似的概念，叫作经济密度，计算方式为：区域国民生产总值与区域面积之比。它代表了一个城市单位面积上经济活动的效率和土地利用的密集程度。
- 一旦中国换成另一个坐标体系，比如预期寿命、幸福指数、人均购买力、受教育年限、专利发明等，我们分分钟会被打脸的。
- 2017年11月23日，据新华社报道，苏州将对企业进行分类，优先发展A类企业，支持发展B类企业，提升发展C类企业，限制发展D类企业。此外，江苏全省亦将推广这一模式。
浙江政务改造实验，关系到中国现代化速度
- 封建时期，不管是汉代的三公九卿，唐代的三省六部，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中国政府体系的层级都太多了。
- 2018年3月的两会上，浙江“最多跑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此前中央深改办还建议向全国复制推广浙江经验。对此我们一点也不意外。因为浙江的这次实验，是真正的自我革命。
为什么江苏三十年来总是当不了第一？
- 保证转型升级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只是战术的胜利。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了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 广东模式是多元化的，其中很多地方都是基于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深圳模式，是依靠科技和金融行业两条腿走路；东莞模式，是充当世界的加工厂；湛江、茂名等地的央地合作模式，利用大化工、大钢铁、大项目拉动……
杭州大湾区，决战金融科技时代
- 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全球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100公里的海岸带地区。换一个视角，湾区发展可以说是近现代国家运数之所系。
- 设想中的杭州湾区大致包含上海、杭州、宁波、绍兴、嘉兴、舟山、湖州7市。
- 一旦错过产业升级的机会，便只能等待历史或经济周期的轮回，寻觅下一次技术革命、产业轮替的机会
- 日本一直缺乏系统性的、颠覆性的创新，却很善于把当代最有价值的东西整合过来，精益求精。
- 粤港澳凭借世界工厂的底气冲击智能制造。杭州湾以其在金融科技方面的系统性、全局性的领先优势，则最接近成为世界新的引领者。
- 1995年“数字经济之父”唐·塔普斯科特提出“数字经济”这个概念，现在第一次最接近实现“数字经济”的便是杭州。
- “美国治下的和平”有两个强有力的支柱：武力与美元，也就是民间俗称的“大棒加胡萝卜”。
- 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的未来也应该是数字化的，与之相随的是新的科技应用场景，新的规则、标准和战场。
第五章 中西部的光荣之城
- 出身比努力还要重要一万倍。
- 以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两家公司为代表，长沙的装备制造业不断开拓国内市场，频频收购洋企，日子蒸蒸日上，撑起了长沙工业的一片天。
- 虽然低房价并不是“吸引人”的最重要原因，但它却是“留住人”的实实在在的原因，是人口争夺战中的有力武器。
- 翻开这十几年的蜕变史，长沙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一把手的任期很长。从2001年8月至2017年8月，长沙三届市委书记的任期时长分别为5年3个月，6年7个月，4年2个月。
- 踩准时代前进的方向，不折腾，不变道，在历史进程的每一次紧要关头，都作出正确的回应，方能薪火相传，玉汝于成。
千年古都西安，陷入了一场生死赛跑
- 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高唱秦腔。
- 沿海地区的经济突飞猛进，“增量”蛋糕足够大，各个职能部门就不会太去计较利益得失，大家都想着怎么做大蛋糕。而随着市场体制深化，西安不再有计划青睐，习惯守成的西安人眼睛只盯着“存量”的蛋糕。资源就那么一点，不抓紧夺，连块渣都不剩了。
- 权力越是高高在上，市场的扩张就会越慢，市场扩张越慢，权力体系的内耗就会越严重，从而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两者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最终在2016年前后集中爆发。
- 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虽然频繁，但是彼此独立，更遵守契约精神，社会关系呈“蜂巢状”；在西安这样的内陆二线城市，社会关系则倾向于“树根状”，裙带关系盘根错节，丛林精神更多一些。
- 这里有中国航天1/3以上、兵器1/3以上、航空近1/4的科研单位、专业人才及生产力量，是航天、兵器、电子信息等硬科技的高地。
- 当经济增速越来越快，增量蛋糕越来越时大，权力体系自然会减少内耗，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到外部，变倾轧为协同。
贵阳盛产“超级大盘”，为什么能躲过“鬼城”陷阱？
- 贵州省，绝对是复杂中国的一个典型样本。在这个“最中国”的省份里，你可以看到人类文明最贫穷的一面，也可以看到人类文明最繁荣的一面。
- 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面积最大的省份，中央怎么会不着急？不把贵州扶上去，如何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贵阳幸运的地方在于，贵州省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又只有贵阳一个大城市，很多农民进城又不出省的第一选择，就是全省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贵阳。
- 这里森林还在，气候十分宜人，全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为大数据机房的散热和换风提供了极佳的自然条件；这里山体没有遭到破坏，地质稳定，便于建设面积庞大的大数据机房；这里水电资源丰沛，又是“西电东送”的起点，降低了大数据的用电成本和高峰压力。
- 曾任贵阳一把手且主推大数据的陈书记，离开贵阳后任职雄安新区管委会主任，为中国“千年大计”的实际执行工作掌舵。
中部崛起谁才是龙头？郑州出局，合肥落败，武汉不可动摇
- 郑州最大的麻烦，是太依赖于富士康。
- 郑州的拆迁速度简直惊为天人！如果是在法制环境、契约精神良好的深圳，别说100多个城中村，一年能拆掉一个都算是顶呱呱的政绩了。
- 恒大经济研究院院长任泽平指出，长江存储基本代表了国内存储芯片的最高水平；华星光电主攻中小尺寸显示屏，代表世界可量产显示技术的最高水平；长飞光纤的光纤、光缆及光纤预制棒三大主营业务世界第一。
- 第一，在中部六大省会中，唯有武汉被赋予副省级城市地位，行政级别高，虹吸效应、黑洞效应也更强。
- 纵观二战后的工业史，日本的存储器、韩国的液晶面板、中国台湾的芯片制造，之所以能够打败先发国家挤占高端领域，就是因为有行政力量的强力介入和干预。这种“东亚模式”，是后发国家/地区成功追赶世界前沿产业水平的关键密码。
- 至少未来十年内，武汉作为中部龙头的地位，不可动摇。
第六章 生娃，就是为国办大事
- 数据最吓人的地方在于，这里是中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也是浙江最敢生、最能生的城市，出生率长期位居全省十一个城市之首。如今，连这个一向秉持“多子多福”观念的“东方犹太人”群体，也开始生不动了。
- 没有一张房产证，哪来的勇气要准生证？
- 城市之间的抢人大战，抢的不是人，是城市的未来。没有人哪来买房的需求，没有买房的需求土地哪能卖得这么贵，土地不卖得这么贵，财政哪来的钱……环环相扣，造成了一个难解的地方财政困境。
房价终结婚姻，人口滑坡之后再迎家庭崩解？
-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60年前，中国人为了分到一套房子而匆忙结婚，60年后，中国人为了能多买一套房子而排队离婚。
- 2018年，北方离结率又一次刷新人类社会底线，每结婚100对夫妻就同时有60对离婚。谁能想到，号称最有道德观的泱泱大国，竟然有超过六成的夫妻宣告单身快乐。
- 每个人的命运沉沉浮浮，背后总有一只手从未离开。
藏在1000个数据背后的真相：珠三角超越长三角已无悬念
- 1.中国人口老化已经十分严重，不可阻遏；2.经济头部地区之一的长三角，衰老速度惊人，未来有隐忧；3.中国区域竞争将由人口结构决定，人才竞争将会愈发惨烈；4.头部地区之争，年轻的珠三角希望最大。
- 最年轻的城市（老人占比最低）：深圳最老的城市（老人占比最高）：南通最没后劲的城市（少年儿童占比最低）：上海最看不清未来的城市（少年儿童占比最高）：贵阳
- 但无论按哪种标准，南通、沈阳、长春、长沙、成都、绍兴、嘉兴、大连始终位列中国最老的城市行列当中。
- 京津冀都市圈3个（北京、天津、石家庄）；长三角都市圈12个（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无锡、常州、嘉兴、南通、金华、绍兴、台州）；珠三角都市圈7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惠州、中山）。
- 这个人口结构意味着珠三角在未来十到二十年的产业规划、布局、工艺传承方面，将会有巨大的优势。
- 1.越往南越年轻，计划生育过去执行好的地方有点吃亏
- 2.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年轻，流动人口制造不确定性
杀入“500万俱乐部”，越来越难
- 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人口增长不用控制也一定会放缓。
- 根据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为“超大城市”、城区人口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的为“特大城市”。
- 第一，无人接盘也许正在一些城市成为现实。
- 深圳、广州、重庆、天津、北京、郑州、成都、武汉、长沙、杭州，都属于过去五年增长超过60万的。
- 总而言之，如果存在背离供需的行政强制扭曲，那么有购房指标的人还是抓紧时间买房吧。只要国家社会正常发展，不遭遇战争、严重经济危机，放在十年、二十年的长周期里，房价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上升的。
第七章 安得广厦千万间
- 炒政策、炒概念，向来是中国股市和楼市的拿手好戏。
二线城市闹“房荒”，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 财经专栏作家刘晓博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都是“经营型政府”。由于房地产税尚未开征，所以住宅能给政府带来的收入，主要在卖地、卖房阶段，持有阶段不产生税收。但“非住宅”就不同了，进驻的是商家，会带来持续的税收。
前方预警，你将买到有史以来质量最差的房子
- 一个烂尾楼的背后，往往是“去杠杆”中负债过高的开发商的脆弱资金链。
- 其实从2018年初开始，就不断有业内人士断言，近两年买到的房屋将会是史上质量最差的，就连房企大佬也开始劝人别买房。
- 春江水暖鸭先知，开发商比购房者更能提前感知到楼市拐点的到来。当万科的郁亮喊出以“活下去”为最终目标时，当碧桂园要转型做机器人时，当前十大房企纷纷改名删除“地产”字眼时，其实我们就该知道，楼市的风向的确变了。
租客的末日时代，昨天买不起房，今天租不起房
- 其实在2017年8月，官方一股脑推出租购同权、共有产权房、只租不售房之后，就意味着中国的租房市场进入了拐点——在“租售并举”的新时代里，房价要摁住，租金回报率就需要涨到正常水平，才能让买房的人告别炒房、长期持有。房租一定会涨，这是大势。
- 将杠杆引入租房市场，获取大量廉价资本——不惜一切代价争抢房源——面粉比面包贵，即从房东手中收过来的价格高于租出去的价格——受融资成本驱动，开始哄抬房租以此获利——租金暴涨，泡沫隐现。
- 在中国，如果政府真正下决心去干一件事，没有什么是干不成的。
中国式棚改，扭转三、四线房价的洪荒之力
- 2014年，中国央行创设出一种对房地产定向投放货币的新型水龙头——抵押补充贷款（PSL）。玩法是这样的，央行先通过PSL把钱贷给了国家开发银行，地方政府接着从国开行那里获取贷款，拿到钱后再从棚户区居民手中换取了土地。 而此时，没地方住的棚改居民只好拿着这笔棚改款，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需求突然增多，库存随之下降。开发商的日子也好过了，有钱继续买地了。这时候地方就有动力再去进行棚改、拿地，依靠土地出让来偿还国开行的贷款，一个完美的资金闭环就形成了。可以看出，PSL这个货币新工具，锚在土地上。
一份超级文件出世，变相捅破“限购”
- 《新型城镇化》表明，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 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300万以下；Ⅰ型大城市：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特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超大城市：1000万以上。
- 城区常住人口非常重要。它决定了城市的等级，也左右了企业的商业布局。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官方网站上都找不到明确的公开数据。
- 100公里是大城市核心辐射的极限距离。
- 目前重点群体共分为八类，前四类均为低学历人群，包括农村青年参军退伍、转业后升学将户口迁入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的人口；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新生代农民工。后四类为较高学历人群，包括高校毕业生；职业院校毕业生；技术工人；留学归国人员。
- 根据智谷趋势的统计，中国有10个特大城市，分别为武汉、重庆、天津、成都、东莞、南京、郑州、杭州、长沙、沈阳。
- 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大城市发挥规模效应；二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又将大规模减税降负，财政收支会比较紧张，所以需要导入人口，捡起房地产这根拐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