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全72册）

柏杨

战国时代

因为，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事实上只有两部史籍，才是最有价值的著作，一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就是司马光的这部《资治通鉴》。
然而伟大的文化产品，功能是多方面的，史观可能无法使每一个人同意，但史料却是严肃的
品德绝不可恃，因为，权力可以败坏品德。可恃的只有民主制度，偏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缺少这种思想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以致一直在循环砍杀，不能遏止。
翻译上最大的困难约有三点：一是地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勇于更改地名的民族，古地何在？好像都在云端。二是官名，历代官职名称，奇异怪诞，往往匪夷所思。三是时间，“年”不写“年”，而写“著雍摄提格”，“日”不写“日”，而写“甲子乙丑”。
我不敢保证译文没有差错，但我却敢保证，决不是把“曰”译成“说”的白话文。

柏杨再序

二“序”之间的距离，在书本上不过只差一页，但在时间上却差十年。
这十年对全世界而言，是一场巨变
翻译是一种细胞复活工程

赵顼序

我知道，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都熟悉前代所发生的事情，用以砥砺品德。所以他们才心理健康，神采四射，每天向前进步。
荀况曾说过：“你如果想看圣人的做人行事，应该在后代的英明君王身上寻找。”

司马光进呈《资治通鉴》表

专门收集有关国家兴衰，人民悲欢，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的政治行为，编著一部编年史。
上起战国，下至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共二百九十四卷。
只求点滴之水和微粒之尘，以增加大海之深和大山之高。

导读

晋国的三家大臣——韩虔、赵籍、魏斯瓜分了晋国，周王朝也不得不予以承认。韩、赵、魏三国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战国时代开始。

公元前五世纪

《资治通鉴》起于公元前五世纪九〇年代的前四〇三年，止于公元后十世纪五〇年代的九五九年，共记载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迹。
所以我特别指出：天子的重要责任，莫过于维护礼教。
礼教的精义，在于分辨贵贱，分别亲疏，和用以判断是非，处理事物。没有官位（名），就不能发挥，没有权力（器），就不能成功。官位不雷同，权力有大小，上下分明，秩序自然建立，这正是礼教的主要内涵。
所以赵、魏、韩三大家族之被封为封国国君，并不是赵、魏、韩三大家族破坏礼教，而是周天子本人破坏礼教。
在《司马光曰》中，可以充分看出司马光的意识形态，他有一种崇古的狂热和一种维持现状的固执。他关心的是官僚群和大地主的利益，远超过关心人民的利益。我们了解他的基本立场后，才能了解他苦口婆心以赴的目的何在。
八世纪之前，中国人席地而坐——正确地说，是坐在自己的小腿上。所谓叩头，只是深深地把头俯下。跟八世纪后必须屈辱地先行双膝跪地的叩头不同
司马光是一位正统的儒家学派学者，竭力反对古代所没有的任何东西和任何改革现状的措施。
当平民觉醒，了解礼教只是保护既得利益阶层的铁丝网，尊严的等级、高贵的名分，自己同样可以争取到手时，士大夫才有真正的危机。司马光发现平民借着三家分晋这件事的启示，可能培养出独立思考能力，不禁又气又惧，遂在“司马光　曰”中，要求皇帝重建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永恒的权威。
智瑶有五项超人的优点，只有一项缺点。五项优点是：一表人才，精于骑射，通晓各项技能，文章流利，坚决果断。一项缺点是：胸襟狭窄，刻薄寡恩。五种才干加上毫无容人之量，谁能跟他和平相处？
尹铎问说：“你是教我去搜括财富？还是教我使晋阳成为你可靠的退路？
一个人屡犯过失，结下的怨毒不在明处，不能因为看不见就粗心大意。’大人物能在小事情上谨慎，才能避免大的忧患。
《尚书》说：‘将击败他时，先使他恶贯满盈。将吞食他时，先喂他一点东西。
谋略出于二位主上之口，入于我张孟谈一人之耳，又有何伤害？
只留下智果不死，他料到在智瑶领导下智家会有这种下场，早已改姓为辅，得以逃此浩劫。
才能的意义是“聪察强毅”（聪慧、明察、有魄力、坚毅不拔），品德的意义是“正直中和”（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和平温柔），才能是品德的基础，品德是才能的主宰。
只有一个方法可以防止邪恶，那就是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用选举和法律来控制他的邪恶程度，同时也用选举和法律激发他高贵的品德。
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所，一定低头致敬（段干木是当时道德之士）。四方英雄豪杰，听到魏斯如此的尊重贤能，纷纷投奔魏国。
我知道的是，君主仁慈，臣僚才能正直。所以任座那么毫无忌惮，那么直爽坦率，我就由此推断。
平常日子，观察他亲近些什么人？有钱之后，观察他把钱用到哪里去？做了高官，观察他推荐些什么贤能？贫贱的时候，观察他是不是有所不为？穷困的时候，观察他接受不接受不义之财？
当年，吴起曾为孩子的爹吸过疮脓，孩子的爹奋力杀敌，战死沙场。而今吴起又吸孩子的疮脓，不知道孩子将死在何所，怎不哀伤？

公元前四世纪

国际上第一流的外交家苏秦倡议南北合纵，联合抗秦，张仪则倡议东西连横，分别跟秦和解。
古人往往用祖父的名字最后一个字作自己这一支派的姓。
聂政的姐姐聂嫈听到消息，赶到首府平阳（山西省临汾市），抚尸哀哭说：“他就是轵邑深井里（济源市东南十五千米）的聂政，只因为我这个姐姐尚在人间，恐怕连累我，才忍心重重地自我毁灭。弟弟啊，我怎么会贪生怕死，使你埋没英名？”就在尸旁，自杀殉难。
本年（前三九一年），田和把国君（三十二任康公）姜贷，驱逐出首府临淄，放逐到东方海边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城，使他收取该城的赋税，维持对他祖先的祭祀。
魏国国君魏斯，即向周王国国王（三十九任安王）姬骄，代田和请求封爵，姬骄欣然同意。史称田和为田姓齐国的太公。
剡
国家的安危，在领导人的品德，不在山川的险阻。如果主上不为国家尽责，恐怕现在跟主上同船的亲信，到时候一个个都成了敌国。”
当政治的运转有一定的秩序，人们也习惯并接受这种秩序时，压根不会产生“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危机。只有腐烂的政权，在转移时才有这种特殊现象。
可是，在楚王国内部，那些因改革而失势的贵族和既得利益阶层，对吴起却十分仇视。
吴起何负于鲁国？被疑逃亡。何负于魏国？又被疑逃亡。何负于楚王国？更遭杀身之祸。吴起的遭遇，正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心直口快，胸无城府，却既有能力而又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悲剧
领袖人物经常自以为是，大家就不敢贡献自己的意见。做对了而自以为是，还会排斥众人的智慧。何况做错了而仍自以为是，硬教大家赞扬，那简直是鼓励邪恶。不问事情的是非，而只一味喜欢听悦耳的声音，可以说绝顶糊涂。不管那是不是合理，而只努力露出忠贞嘴脸，满口顺调，那就是马屁精。君主昏庸、官员谄媚，而高高坐在人民头上，人民绝对不会认同。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国家必亡。
还执着地把“楚王”称为“楚子”，而司马光连这点执着都没有。对“叛逆”田因齐的头衔，不但倍加尊重，反而提前使用，把他最重视的“等级”“名分”，先自己砸个稀烂。
形势比人强，一个只站在少数统治立场的主观盼望，绝不可能动摇事实。
君主死亡时，没有合法的继承人，他的国家可以击破。
课题就在这里，世界上偏偏多的是这种不可思议，脱险脱得不可思议，受害也受得不可思议。韩若山、赵种，都是当时的大人物，不要以为大人物每一项决定都是有道理的，遇到庸碌之辈或凶暴之徒，就有可能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局。
中国境内（中原）各种国际会议，一向拒绝秦国参加。这种歧视使嬴渠梁深感羞辱，决心整顿内政，提高文化水准，追求强大。
父为国君称公子，祖为国君称公孙。
普通人习惯于他们所习惯的那种生活方式，而专家学者们的见解，又往往局限于他自己专业的那个狭小的知识领域。这两种人，教他们在他们的位置上，遵照规定，处理刻板事务，是上等人选。但不能跟他们讨论大计方针、政纲政策。智慧的人指出方向，平凡的人实践执行。贤明的人变法改革，庸碌的人牢牢抱住现状，死也不放。
公孙鞅变法内容是：组织民众，十家编成一组，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连坐。鼓励告密，检举犯罪的告密者，跟疆场上杀敌，同一功勋。知情不报或掩护犯罪的，跟阵前降敌者同一处罚。建立军功的，依照等级，接受上赏。不诉诸政府而自相斗殴的，按情节轻重处分。在自己专业的岗位上，努力工作，农夫农妇，从事耕种纺织，而有超额生产的，免除他们的赋税。从事蝇头小利的商人工匠，因懒惰而陷于贫穷的，全家没收，男当奴隶、女当婢仆。皇亲国戚，如果不在战场上献身，一律排除于皇亲国戚之外。爵位官级，有一定的高下尊卑和一定的升迁顺序，分配给跟身份相当的田庄、奴仆婢女和衣服器物。对国家有功勋的，赐给他荣耀。没有功勋的富有人家，即令钱再多，也没有光彩。
威信，是君王最大的法宝。对国家而言，不能丧失人民，而对人民，不能丧失威信。没有威信，就不能驱使人民，没有人民，就不能保卫国家。
要劝开别人斗殴，不能直接去夺他们的武器。两个人打得生死难分时，更不能用枪用刀乱刺乱砍。避开热战场，而直捣强梁一方必救的痛处，造成一种再打不下去的形势，则他们自然停止。
孙膑感谢老友救命之恩，当然愿意写出。但写了一半，发现被陷害的真相，就伪装疯狂，啼笑无常，有时连屎尿都吃下去。等到庞涓的防范稍微松懈，孙膑就逃回他的祖国——齐国（首府临淄），被齐国最高军事首长田忌，任命为参谋长（军师），作战时不能骑马，就坐在特制的车子上指挥。
“英明的君主珍惜他的皱眉和欢笑。皱眉时必定是不满意某人而皱眉，欢笑时必定是为了嘉许别人而欢笑。一条破裤子跟皱眉和欢笑一样，我要等赏赐给对国家有功的人。”
公孙鞅下令：严禁人民父母兄弟姐妹儿媳同住一室（中国北方天寒，冬天赖火炕取暖，一家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炕上睡觉），把若干村落集结成为一县，县设县长（令）、主任秘书（丞），经组合后，秦国共有三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度，铲除阡陌。制定新的度量衡，统一全国斗、斛、丈、尺。
孙膑说：“韩国已在跟魏国血战，并没有疲惫，此时救他，是我们代替他挨打。而且魏国攻势猛烈，要决心消灭韩国，韩国也了解面对的危险，非依靠我们不可。最好的方法是告诉韩国我们一定发兵，用以坚定他们抵抗的决心，等到把魏国军队战力消耗得差不多时，我们再插手，所受到压力一定减少。那时，不但可得到重利，还可以得到重名。”
优秀的指挥官就是要顺着敌人的心意，引导他走向错误。
庞涓真是一个典型的卑鄙无耻的小人，直到临死都没有对自己的负义行为，感到丝毫内疚，反而诟骂孙膑侥幸成名。
“诬以谋反”是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件其效如神的法宝，强悍的头目要排除他的战友或政敌时，习惯使用，当之者无不粉碎。因为它是政治和法律的结合物，政治是内容，法律不过形式，所以无罪不能无刑，至为狠毒，无人能解。
人才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政府领导人又决定人才的命运。政治虽不属自然科学，小环节也不能丝丝入扣，但大的发展，却是因果不爽。
《尚书》说：‘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易经》说：‘利益，是仁义的最后目标。’（利者，义之和也。）又说：‘追求利益，才可以使生活安定，培养更高的品德。’（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这正是最大的利益。”
只有仁义的人知道仁义是最高利益，不仁不义的人却不知道。
孟轲的思想——强调“义利”之辨以及简单粗糙的二分法思考模式，影响中国知识分子至巨。
现在有些人，打着追求和平的招牌，拼命说服各国割让土地给秦国。达到目的后，他身享荣华富贵，而国家所受的伤害，他却一点也不分担。
庞涓跟孙膑，苏秦跟张仪，以及管仲跟鲍叔牙，是古代三对传奇性的友谊，值得深思。
必然要求割让宜阳（河南省宜阳县）、成皋（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今年割让给它，它明年又有新的要求。再给它吧，没有土地可给，不再给它吧，从前给它的情谊，一笔勾销，还是免不了灾难。而且，韩国的土
于是，六国共推苏秦担任合纵同盟的盟约长，同时兼任六国的宰相。
依当时情势，苏秦的合纵同盟阵线，是拯救各国的唯一法宝。可是秦国稍用诈术，向魏王国表示愿归还前所占领的襄陵（参考前三五二年）等七个城市，魏王国那个蠢材君王和那些蠢材官员，竟然兴高采烈地吞下钓饵。短视、贪婪，只看见眼前三寸利益，是造成悲剧的一大动力。贾谊说：“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覆亡，都覆亡在自己手上，岂止六国而已。
然而，魏[插图]先生的话，却是一种暗示。暗示中国人如果不能满足“人主”的欲望，无论该“人主”是什么东西——或皇帝、或总统，都铁定不祥。有此一念，“人主”就福如东海，人民就只好为了满足“人主”的欲望而活，代代当奴。
苏秦遂引导田因齐兴建高宫巨殿，开辟皇家花园及打猎围场，使齐王国民疲财尽，怨声载道，以保护燕国不再受到侵略。
田婴死后，田文继承，号称孟尝君。
《诗经》说：“只管摘芜菁的叶子，只管摘土瓜的叶子，不要管它们的根是什么样子。”（这两种菜，根叶都可以吃，可是根部有时难以下咽，采摘的人，不能因它根有时是坏的，连叶子都不要。）田文就有这种风范。
而今大王对二人同时并用，形势很明显，力量强大的一方，一定广树党羽。力量弱小的一方，一定结交外国。高级官员中有的结成死党，不买君王的账，有的外找支援，主张割让土地，你的国家恐怕危在旦夕。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
齐军遂长驱直入燕王国首都蓟城（北京市），生擒子之，剁成肉酱，并顺便杀掉姬哙。
芈槐的反应在常情之中，一个壮汉受到刺激，提刀就上，是武氓；一个知识分子受到刺激，提笔就写，是文痞。成功不过出了口气，失败顶多赔上性命或丧失自由，血流三尺，影响还小。国家领导人如果不能自我克制，怒火不但可能焚身，也可能焚国。
楚王国政治腐烂，已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政治腐烂一定引发军事腐烂，军事腐烂一定引起战场失败。楚王国自此一蹶不振，庞然大物，无力自救。）
张仪担任魏王国的宰相一年，病逝。
张仪跟苏秦，以纵横奇才，为各国设计谋略，夺得高位和财富，天下知识分子纷纷效法，其中有魏王国人公孙衍，号犀首，也以谋略名满国际。还有苏代、苏厉、周最、楼缓之辈，足迹遍天下，以辩才和诈术说动君王。为数太多，记不胜记。而以张仪、苏秦、公孙衍，最为高竿。
战国时代，各国危急，犹如一家正在大火熊熊，张仪、苏秦教他们如何汲取山涧里的水扑救。而孟轲却教他们事先防火，跟平时挖井，而又没有指出如何防火和如何挖井。对于运转庞大的专制政治，儒家学派唯一的法宝是“圣君贤相”，一旦君不圣、相不贤，可就只好干瞪眼。
治国有常法，总以人民福利为第一优先。政治有常规，总以贯彻命令为成功要件。明显的善政，连最卑贱的人士都会了解，但要想彻底执行，必须居高位的人先行遵守。
利益这么明显的一项改革，而又不伤害任何人的既得利益，都这么困难。停滞的力量，似乎永远超过进步的力量，正是中国人苦难的源头。
政治斗争是无情的，而专制封建下的政治，斗争不但无情，而且血腥。）

公元前三世纪

赵国国君（六任）赵雍，深爱他的幼子赵何，打算在自己仍在位时，立他当国君。
人们都认为田文能够集结贤士，贤士因之归附于他，而且，田文毕竟靠他们帮助，逃出虎狼之国的强秦（首都咸阳）。不过，依我看来，田文不过鸡鸣狗盗的头头罢了，怎么有资格集结贤士？否则，以齐王国的强大，只要得到一位贤士，就可用万钧之力，制伏秦王国，何至于堕落到靠鸡鸣狗盗的力量？正因为鸡鸣狗盗“济济”一堂，真正的贤士，才不登门。
西洋有句谚语：“第一次被骗，错在对方，第二次再被骗，错在自己。”
人人都知道团结好，然而，只要有一个人是近视眼，就可以破坏团结。战国时代的合纵抗秦同盟，是各国唯一的救命仙丹，功效立竿见影。不过，只要秦王国抛出一块骨头，团结即行粉碎。这是人类最可悲的一面，也是野心家最兴奋的一面。
小人物一旦有了大欲望，就不可能深思远虑，看到的全是利益，却看不到灾难，剧变将要爆发。
古代中国政治上的领导人物，似乎都在斤斤计较对方的忠心，而忘了忠心不能孤立，它含有太多的变数。形势逼面，猪忠难以持久，刹那之间，猪化为狼。
权力，如果妥善运用，虽只方圆一百里的小地区，也可以巍然独立，没有人胆敢侵犯。不能妥善运用，像楚王国这种六千里的庞然大物，照样给仇人当奴隶

吞并六国

政治家扩张的野心和天下分久必合的历史责任从来密不可分，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辗着无数牺牲者的血肉隆隆前进。
国家，是天下的一种形势。有治理的本领，则有大的安全、大的荣耀，成为幸福的泉源，享不完荣华富贵。没有治理的本领，则恰恰相反，有大的危险、大的麻烦，拥有政府，还不如根本没有。一旦身陷绝境，以君王之尊，想当一个街头的小市民都不可得，田地、宋偃，就是一个例证。
做一个国家领导人，能够建立礼义，就可以当圣王。能够建立信誉，就可以当霸主。如果只靠权术，那就非灭亡不可。
这三项——礼义、信誉、权术，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谨慎选择；有爱心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分辨清楚。有能力做正确选择的，控制别人，没有能力做正确选择的，被别人控制。
问题是，假如骑劫不是一条猪，而是一条龙，竟然夺取了即墨，甚至更进一步夺取了莒城，乐毅恐怕无法为他的缓攻辩解。他之不敢回燕王国，而径行逃往赵王国，可能由于这个原因。骑劫惨败，使乐毅更增光彩。陷害他的人，反而成全他。人生命运，有时如此。
伍子胥不能早日看出：不同的领袖有不同的器宇，以致身被投入长江，而冤魂不散。
用割让土地的手段讨好秦王国，好像抱着木柴救火，木柴不烧光，火也不熄灭。
当有实力做后盾时，苏代的意见是一种当头棒喝，当没有实力做后盾时，任何意气轩昂的陈词都足以坏事。
赵奢指出：“法律力量削弱，国家力量也跟着削弱。”这话说于公元前三世纪。想不到公元后二十世纪，还有些当权人士，咬定法律并不重要，官僚和政府的形象才重要，不惜于破坏法律，去维护面子。
大王应确立远交近攻的大战略。得一寸土地，就永远是秦王国的一寸土地。得一尺土地，就永远是秦王国的一尺土地，再不会丧失。
范雎一席谈话，为秦王国制定“远交近攻”的全方位外交政策，直到今天，仍是所有侵略者奉行唯谨、誓守不渝的神圣经典。秦王国自崛起以来，东征西讨，收获有限，在于全凭蛮力，与全世界为敌。远交近攻大战略确定之后，兵力所及，就成了摧枯拉朽之势，无人可当。
司马光总是忘记自己说过的话，但永不忘记既得利益的士大夫立场。
，提高他的地位，把赵王国最肥沃的土地封给他，又给他无数珍珠玛瑙。可是，却不抓住机会，使他为国家效力。一旦太后千秋万岁之后，请问，长安君凭什么在赵王国立足？”皇太后毛骨悚然，急说：“我已经明白，请先生随意派遣他。”
无缘无故，平空降临的好处，是一种灾难
上党不但是个烫手的山芋，简直是个点燃了引信的炸弹，抛出去都来不及，赵王国却紧搂入怀，认为天纵奇福。赵豹的分析，入骨三分。而赵胜却像一个白痴，这个以“江湖义气”自豪的贵族，不过一个普通的浮夸之徒，眼睛只看到蝉，没看到黄雀；只看到土地，没看到秦王国大军。弱小国家，有弱小国家的立国之道，万万不可横挑强邻。违犯这个原则，一定挫败，甚至覆亡。接受上党，是一项错误的决策。可怜的战士和人民——多达四十五万之众，为高级官员这项错误的决策，付出生命。
于是使用诈术，使赵军安心，然后全部坑杀，只留下年轻军官二百四十人，放回赵王国，使他们报告凶信。这次战役，秦王国获空前胜利，前后总共杀四十五万人，赵王国野战军主力全灭，全国震恐。
正月，嬴稷下令班师。白起眼看他的灭国功劳被破坏，深恨范雎阻挠，二人之间，从此有了嫌怨。
民众的惰性是：习惯眼前生活，反对改革。所以任何一个政治家，改革之初，都会遭受反对。
太浓的忧患意识使人变成惊弓之鸟，太淡的忧患意识使人麻木不仁。中国人分趋两个极端，使灾难更惨重，更难摆脱。
凡是残暴的人，没有一个不胆小如鼠
嬴稷发现自己命令不动他，又派范雎前往敦促。白起推辞说旧疾复发，始终不接受命令。无可奈何，嬴稷改派王龁接替王陵。
周王朝自公元前一一三四年一任王姬发即位，到本年（前二五六年）四十三任王姬延死亡，共立国八百七十九年，悄悄消失，没有引起一丝涟漪和一声抗议。
世人只注意强者的不信不义、凶暴残忍，忽略了弱者往往更不信不义，更凶暴残忍。
与其身享富贵，受人屈辱，我宁愿贫贱而随心所欲。”
孔斌说：“一个人拼命去实践，从不懈怠，就成了君子人物。一直故意做作到底，不中途改变，那就是天生的高贵气质。”
美德是逐渐培养出来的，大人物是自我训练出来的。世界上从没有一个人纯靠天赋，在娘亲肚子里便与众不同，生下更胸怀大志
中国传统的史学家，习惯于这种僵硬的机会教育。于是，事实不重要，意识形态才重要。管城不重要，缩高、安陵君的言论才重要，历史不成为历史，而成了儒家学派的传道书。
仅只忠心没有用，必须使主子相信你忠心才有用。而又如何使主子相信你的忠心，那要看官场手段。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全部投入工作之后，已没有时间供他逢迎。中国历史上魏无忌故事一再重演，原因恐怕在此。
韩王国当权派这种头脑，也是世界一奇。苏秦打算教齐王国没落，用的是使他们把国力浪费在堕落性的消费行为上，诸如盖皇宫宝殿，开辟御花园、动物园等。而韩王国干的勾当，却是使敌国投资到建设性工程上
泰山不躲避尘埃，所以能成长高大。河海不选择细流，所以能增加深度。领袖人物不排斥知识分子，才能创立他的勋业
韩非，是韩王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市〕）的王子之一，法家学派巨子。
“五蠹”（舞文弄墨的知识分子，翻云覆雨的政客，仗义疏财的游侠，欺上骗下的左右亲信，追求物质享受的工人和商人）
在专制体制下，从没有过真正的精诚团结，领袖每天都在担心部下背叛，部下也每天都在担心被领袖怀疑背叛。这种心理状态构成的政治舞台，自然充满诡谲诈欺。因为这种缘故，贪污腐败不能绝迹，领袖希望部属贪污腐败，以转移他对政权的野心。部下也用贪污腐败表示志仅于此，来保命保家。当然，必须有背叛能力的官员，才能这样。否则，一旦贪污案发，还是要吃官司。其中自有微妙的分际，不投入实际官场，不易明了。
四十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四十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秦王国废止封建，设立郡县，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和最使人惊骇的一种新政治结构。当时没有一个人敢于想象皇帝的儿子竟会跟平民的儿子一样，没有土地，没有封国。

楚汉相争

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次改朝换代式的战乱，十年之间，即行结束。以后，中国人就再没有这种好运，每次改朝换代，杀戮惨剧，都会超过十年。

九〇年代（前二一〇—前二〇一年）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在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的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
自从我嫁到你们陈家，从没有听说你们祖先，有谁做过官的。如今突然大名加身，绝对不是祥瑞。不如追随一位领袖，事情成功，至少可封一个侯爵。事情失败，也容易逃走藏匿，不要追求世俗上所谓的大名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使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二十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
只因为功勋太多，功劳太大，秦政府无法酬报，只好诛杀。
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种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
只有萧何，直入宰相府，收集山川地图和人民户籍档案，妥为保管，借此了解天下险要关卡、财富和人口分配多寡
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中国有句谚语：“天下本来太平无事，都是庸才把它搞乱。”正是项羽的写照。
项羽不明白为什么连一个老太婆都不肯屈服，羞辱感使他疯狂，下令把王老娘的尸体用滚水煮烂。
刘邦找到一位容貌跟张耳一样的倒霉家伙斩首，把人头送给陈余。陈余才派出部队，参加反项羽战争。
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本质上当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一个善于作战的将领，绝不用弱点去攻击优势，而会用优势去攻击弱点。
有实力的虚声恐吓，可以使人丧胆，就是指这种现象
他们在厅堂议事时，随何直闯而入，坐在西楚使节的上方尊位，说：“九江王已经归附汉王国，西楚怎么还来催促发兵？
制定政策，攫取胜利，决定于三项要素：一是形势（形），一是因应（势），一是心理状态（情）。形势的意义，指大战略大政略上得失的评估。因应的意义，指掌握基本条件。心理状态的意义，指是不是切合实际和是不是坚定不移。所以，同一件事情，用同一种谋略，有的失败，有的成功，主要原因，在于这三项要素不同。最初，张耳、陈
谋略不可以一成不变，计策不可以僵固不化。随着时机，掌握突发事件，才是最重要的决策基础。
项羽巴不得早日排除这位居心不良而又整天唱反调的老汉，于是立刻批准。范增从前线返回彭城（西楚首都·江苏省徐州市）。就在中途，背上的疽疮复发，病故。
忍是一种艺术，韩信提供另一个榜样：奴才的忍或英雄的忍，表现在外的形态是一样的，内涵却大大不同。螃蟹型人物不忍一时之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人深思。
你他妈的，大丈夫平定一个王国，当然就是一个实任国王，代理个屁！”
韩信把他的决定告诉蒯彻，蒯彻遂逃亡而去，假装疯癫，在街头给人卜卦为生。
汉王刘邦下令，军士不幸死亡的，由政府负责准备丧服棺材，转送给他的家属。这项措施，使人民归心。
儒家学派攻击的只是嬴政本人，不是攻击嬴政所做出来的摧毁人权的专制制度。
司马光没有一句话触及到专制制度和当权分子的邪恶，反而千错万错，都是被迫害的人错，谁教你不停止进取？谁教你激起主子的疑心？因而大肆赞扬“明哲保身”。儒家系统对于不能明哲保身的人，总是冷嘲热讽，讥笑备至。数千年以降，遂使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正义和道德勇气。在明哲保身哲学引导下，中国人都有一种神经质的恐惧，连自己应有的权利，都不敢挺身保护，唯恐惹祸招灾。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儒家学者，很难使他们开创新局，但可以用他们来安定政权

匈奴崛起

无论什么思想，只要定于一尊，不准批判，灾难就无穷无尽。留意以后史迹发展，就可看出这种毒素在中国人身上逐渐发作。

公元前二世纪

叔孙通搞的这一套，是儒家的拿手本领。“儒”的原始意义，就是“典礼专家”，所以胜任愉快。
娄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远见的政治家之一，建议定都长安，使国家的根本稳固。而创议和亲政策，更锐利地观察到十年百年之后的外交形势。“和亲”——中国皇女下嫁给外国君王，这一次虽然没有实施，但稍后却终于实施，为国家带来海洋般的利益。
马克思说过，你买吊死资本家的绳子，只要肯出钱，资本家仍卖给你。利益是今天的，灾难是明天的。不仅资本家而已，庸碌之辈，无不只看眼前。
传统历史学家总在责备被诬杀的千万冤魂，而不敢碰凶手一根毫毛，如果是恐惧当权派，不敢如此，其情可悯，如果真的内心认为如此，就不可原谅。
最初，刘邦厌恶读书，但天性聪明，胸襟开阔，能采纳最好的谋略，连看门人跟最低阶层的小兵，一见面都成为老友。
黎明时，刘盈回来，弟弟已成为尸体。根苗已除，吕雉的复仇之手直指戚姬，下令砍断戚姬双手双脚，挖掉双眼，凿聋双耳，灌下破坏声带的哑药，把她扔到厕所，命名“人彘”。几天之后，吕雉特地教人引导刘盈前往参观。对墙角一团血肉模糊、蠕蠕而动的物体，刘盈询问是什么东西？左右据实回答，竟是戚姬
有力量报复而不报复，属于最高层面的神圣品质，我们在刘盈身上找到。
在郡县或封国的官员中，遴选一些不擅言辞，性情厚重，像长辈一样的人，任命他们担任宰相府的官员。凡是言语锋利，文字苛刻，追求名声的官员，一律排除。
周勃升堂，下令说：“效忠吕家的露出右臂，效忠刘家的露出左臂。”战士们全露出左臂，周勃遂完全控制北军。
有关官员分别诛杀梁王刘太、淮阳王刘武、恒山王刘朝跟四任帝刘弘。
他们的罪状在于他们身上所流的四分之一的吕姓血液。高官们对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恐惧之情，溢于言表。
有人呈献千里马，刘恒说：“天子的大旗（鸾旗）在前，卫士的车队在后，有急事时，每天走五十里，平常时候，每天走三十里。只我一个人骑千里马，教我跑到哪里去？”把马发还当事人，发给他路费送回，下诏说：“我不接受呈献，通令四方，不要寻觅稀宝珍兽。”
刘恒说：“既然各有主管官员，像你宰相，又主管什么？”陈平道歉说：“陛下不知道我像劣马一样的庸碌无能，而使我担任宰相。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天子，协调歧见，顺应潮流，推动政令。对下安排人事，调停运转。对外镇抚四方蛮夷跟所有封国，对内亲近安抚人民，使各级政府官员，都能称职任事。”刘恒认为好极。
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
年余之后，贾谊逝世，年三十三岁。

四〇年代（前一六〇—前一五一年）

中国历史上，刘恒属于第一流君王。长期动乱及一个接一个大屠杀，在刘恒手中，尘埃落定，人民终于得到和平。而他的朴实生活，也确为当代建立一个最
建立政权的叫“祖”，管理政权的叫“宗”。但特别有大功勋的皇帝祭庙，有时也叫“祖”
政治家必须有三分混沌，才能把反对力量稀释到最低限度，
说忠良，道忠良，忠良自古无下场。
邓公说：“吴国叛变阴谋，已酝酿十余年，削地只是导火线，杀晁错只是借口，他们并不在乎晁错死活。晁错如此结局，我恐怕天下人才，从此闭口，不敢再贡献任何意见。”
老人固然有可敬的优点，但必须是优点。仅由岁月累积出来的纯老人，有时反而成为进步的阻力。年轻人的见解，固不全对，但不能仅因为年轻，就认为一无是处。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惊人功业，都由年轻人开创。
刘嫖提议把女儿许配给栗姬的儿子，正是化解嫌隙的契机，求都求不到，幸运之神主动敲门，而栗姬竟把它一棒打出，可谓天下第一愚不可及。
刘启之刻薄寡恩，在晁错身上，已经显示；在周亚夫身上，再度显示。然而，也只有在极权政治制度下，“诬以谋反”才其效如神。
刘彻小时候，姑妈刘嫖把他抱到膝上，问说：“把阿娇给你做媳妇，可好？”刘彻兴奋说：“如果嫁给我，我盖个金房子请她住。”这就是迄今仍流传的“金屋藏娇”的典故。
“儒”跟“侠”誓不并立，儒家学派跟权势结合，追求的是安定不变。而“侠”是社会黑暗面的产物，以补救政治法律的不足。“儒”要求忍受，“侠”则挺身反抗。在儒家政治优势压力下，中国人的道德勇气，逐渐消失。凡有侠义精神的人，不是被讽刺为不懂“明哲保身”，就是被嘲弄为“好事之徒”。大家遂成了一堆软柿子，任凭当权分子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侠义精神就是道德勇气，是一个民族的白血球或防腐剂。抽去了它，这个民族就成为一堆烂泥。
没有能力掌握权柄的人，硬是掌握了权柄，等于不会开车的人忽然握住时速一百千米的方向盘一样，简直是一场大祸。

八〇年代（前一二〇—前一一一年）

西汉王朝政府遂有“腹诽”判例。政府高级官员，人人恐惧，只好谄媚阿谀，以求保身
荀彘的冤狱，是一个分水岭。刘彻的智力开始走向下坡，以后越来越昏庸凶暴，只凭一高兴或一不高兴，完全受自己情绪控制，被左右亲信的小人物拨弄于手心之上。容忍汲黯的美德，已不再现。所以接着是杀宰相、杀妻子、杀亲生儿女、夺取汗血马，一团黑暗血腥，除非他死，黑暗血腥不止。

第二个十年（前九〇—前八一年）

这两场大辩论，为我们留下很多启示，那就是解除人民的痛苦，不能指望掌握权柄的人仁慈“纳谏”，只能指望对权力的制衡。在没有制衡力量之下，任何舆论——包括卑微的下跪哭诉，都没有作用。即令有作用，也微不足道。
法律典籍放在神坛，是神圣的，一旦用来从事政治斗争，便成了屠刀。
拿破仑曾形容当时的法国法庭：“除了正义外，什么都有。”

四〇年代（前六〇—前五一年）

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

王莽篡夺

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一个人封闭在自我陶醉的洞穴中太久，心智无法成长，总认为别人的智力商数比他更低，可以任凭他牵着鼻子走。
刘秀警告说：“我们这次出击，如果打败敌人，有一万倍的金银财宝等着我们，而且还可以建立大业。如果失败，人头都没有了，还谈什么财产？”于是全部投入战场。
刘秀只表面致谢，不谈一句私话，唯有深自责备自己，闭口不提保卫昆阳的战功，又不敢为亡兄穿丧服，饮食言谈欢笑，跟平常一样。刘玄感到内疚，十分惭愧，任命刘秀当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

全国混战

刘秀检查王郎（刘子舆）政府档案，发现竟然有若干自己部属写的信件，而且达数千封之多，书信上除了向王郎（刘子舆）表示效忠外，还对刘秀有侮辱性的抨击。刘秀拒绝拆看，集合全体将领，当着大家的面，用火烧毁，说：“使背叛的人安心！”
刘秀留下千古名言：“追求伟大目标的人，不会牢记小小怨仇！”
宽容和气度，不是天生的，而是高度的智慧和高度的自我克制。古语说：“宰相肚里可撑船。”宰相尚且如此，首领肚里更必须容纳奔驰的火车。因为只有胸襟开阔，眼光锐利的人，才有运用智慧的能力。而且，政治是太复杂了，它有个明显的特征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马援之死

儒家培养出中国人的封建和崇古意识，道家培养出中国人的消极无为，佛家培养出中国人的逆来顺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