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格雷厄姆·艾利森

本书赞誉

• 修昔底德陷阱提出了一个对世界秩序的重大挑战，即崛起国对于守成国的影响。我饶有兴趣地读了这本书，我希望美中关系成为和平解决自身问题的第五个案例，而不是导致战争的第十三个案例。
• 中美两国必须吸取这一出色研究中的教训，以便建立一种战略关系，避免爆发一场双方都不会获胜的战争。

推荐序 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修昔底德的这一论断，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竞争与冲突的必然性，即国家实力此消彼长的结构性矛盾将引发战争。
• 2017年底和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定性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提出“印太地区”概念，加强地区安全同盟，这些都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
• 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发展道路、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根本分歧，也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
• 警惕并避免中美关系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值得中美两国有识之士深入思考的紧迫问题

前言

• 两个世纪前，拿破仑曾警告世人：“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今天中国已经觉醒，而世界正为之颤抖。
•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 习近平和特朗普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但作为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们又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被一个共同的抱负所驱使：让国家再次伟大。●都把另一个国家视为实现梦想的主要竞争对象。●都为自己独特的领导能力而自豪。●都认为自己在振兴各自国家的事业中扮演着中心角色。●都已经宣布了艰巨的国内议程，要求进行根本性变革。●都支持国内彻底根除腐败的计划，并直面对方尝试采取的手段，以达到各自的目标。

致谢

•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写书是一种冒险。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玩物和消遣方式。然后它变成了情人，再变成主人，接着成为暴君。最后一个阶段是，就在你即将接受它奴役的时候，终于杀死了怪物并将它示众。”

引言

• 我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事情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败者
• 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参战国都失去了它们为之斗争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罢黜，俄国沙皇被推翻，整整一代法国人为之流血牺牲，而英国也失去了它的财富和朝气蓬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早知道的话。
• “我们的目标”，正如他所言，必须是“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是和平和自由兼得”。
• 古巴导弹危机始于美国发现苏联企图将核弹头偷运到古巴，该地距佛罗里达州仅有90英里。
• 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比战争导火索更为重要的是奠定战争基础的结构性因素：在这类条件下，可控事件将会逐步升级到无法预见的严重程度，并产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 在不考虑动机时，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导致暴力冲突，无一例外。
• 如果美国是一家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里，它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2%。而中国连续30年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使美国在全球经济市场中的份额减少到了现在的16%。如果按照当前的趋势继续发展，在未来30年内美国占全球经济产出的份额将进一步下降到11%。同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从1980年的2%上升到2016年的18%，并将在2040年达到30%。
• 在过去的500年中，有16个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则只是因为挑战者和被挑战者都在行动和态度上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

第一部分 中国的崛起

• 让中国沉睡吧，因为她一旦醒来，将震撼整个世界。——拿破仑，1817年
• “深度睡眠者”的事情：这些人是与中央情报局建立某种关系的个人，但他们的基本任务是长期生活在国外并有所成就，以便充分了解该国的文化、人民和政府。中央情报局承诺将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帮助他们成就事业，但当中央情报局发出任务召唤时——十分隐秘且有可能十年内仅会有一两次——他们将坦诚地详述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 李光耀是最早看到中国的真实本性及其全部潜力的人之一。
• 中国对世界平衡的改变是如此巨大，因此世界必须找到新的平衡。不可能假装只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舞台的较大参与者。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最大参与者。”
• 从2008年开始，中国每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量都要大于印度的整体经济总量。[插图]即使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每16周就能创造出一个希腊的经济规模，每25周就能创造出一个以色列的经济规模。
• 自1980年起，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0%。根据金融学的72法则，即用72除以年增长率，以确定经济或投资何时会翻一番，由此得出结论是中国经济每7年翻一番。
• 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们的经济主导地位是一项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他们国家身份的一部分。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是目前主要国际机构使用的标准，它们的专业职责要求它们对国民经济进行比较。
• “特别是在评估一个国家的相对军事潜力时，作为第一近似值，购买力平价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这一指标可以衡量一个国家可以购买多少飞机、导弹、船只、水手、飞行员、无人机、基地和其他与军事有关的物品，以及它必须用本国货币支付的价格。”
• 自大衰退以来，世界上40%的增长只发生在一个国家——中国。
•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是一位精明的中国观察家，他将中国的爆炸式发展形容为“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在中国如火如荼地进行，并将300年的时间压缩为30年”。
• 在1981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成功地使5亿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无疑是历史上克服贫困的最大飞跃。
• 1949年，中国公民的预期寿命是36岁，而每10个人中就有8个人不会读书、写字。到2014年，预期寿命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6岁，95%的人识字
• 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最近对进入工程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生进行的比较显示，中国高中毕业生在批判性思维技能方面比美国同学有3年的优势
• 作为对这些趋势的回应，许多美国人寻求回避现实，因为他们相信，尽管中国规模庞大，声势浩大，但中国的成功本质上仍是一个模仿和大规模生产的故事。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难否认中国自身作为创新者的实力在不断增强。
• 2016年，中国另外两项突破向未来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量子通信卫星，旨在为其提供前所未有的防黑客通信范围，以及完成了地球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这种设备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在深空中搜索智能生命。
•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是衡量一个国家崛起的唯一标准，但它提供了国家权力的基础结构。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会立即或自动地转化为经济或军事实力，但以史为鉴，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生产总值越大的国家在塑造国际事务方面的影响力就越大。
• 这种新的权力平衡被称作“地缘经济学”（geoeconomics），即利用经济工具（从贸易和投资政策到制裁、网络攻击和对外援助）实现地缘政治目标。
• 在“过去的日子”（他指的是1998年以前），当危机或问题出现时，亚洲领导人问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华盛顿怎么看？今天，当事情发生时，他们首先会问：北京怎么看？

第二部分 历史的教训

•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 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诠释结合了一个记者对于细节的关注、一个研究者在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中对真相的追寻，以及一个历史学家找到隐藏在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能力。
• 这一现象我将之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 修昔底德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诱发的古代世界中两个最强城邦间想要避免、却最终没能幸免的一场大战。
• 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岁才能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 虽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认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通过暴力获得，因为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要求我们领导他们。”[插图]
• 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紧张关系的背后原因。它只是将这些根源问题暂时搁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 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颁布了《麦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经济战争，通过禁运来惩罚麦加拉对雅典神庙的不敬以及收容逃跑的雅典奴隶的行为。
• 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
• 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 虽然双方都在与对方博弈，但与此同时，双方也在与国内的政治力量作斗争，而国内的人又越来越相信如果不对对方强硬，其结果就是既丢面子又具有毁灭性。

第三章 过去五百年

• 历史本身永远不会重演，但却常常惊人的相似。——马克·吐温
• 回顾过去的500年，哈佛大学的修昔底德陷阱项目发现了16起上升国家挑战现有大国的案例。[插图]其中的12个案例均以战争告终。
• 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案例中，国家首脑们都要面对竞争对手造成的战略困境，长期处于不确定性和巨大压力之下。当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时，一些读者可能会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领导人的判断力不好，很不理智或考虑不周。然而，在仔细思考之后，我们应该就能理解甚至体会到他们面临的压力、所感受到的恐惧以及为什么作出了那样的选择。
• “崛起国综合征”与“守成国综合征”。前者主要是指崛起国自我意识不断增强，要求增加自己的利益以及获得更大的承认和尊重。后者基本上就是前者的镜像，是指既有大国面临“衰落”的威胁时，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不断被放大。
• 日本政府认为：日本“正在感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它屈服于美国的立场；而比起屈服于压力，选择战争更好
• 在1898年美西战争的战利品中，美国获得了它的第一块重要殖民地：菲律宾和关岛。第二年，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宣布他所称之为的“门户开放”的政策，宣称美国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殖民中国或垄断与中国的贸易。相反，中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向所有商业利益（尤其是美国的商业利益）“开放”，利益均沾。
• 在1933年，日本宣布了“日本人的门罗主义”，即“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并从宣布之日起，“日本将担负起维持远东地区和平与秩序的责任”，后来将此命名为“大东亚共荣圈”
• 事实上，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竞争经常因为稀缺资源而加剧。
• 1853年，当时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的“黑船”舰队结束了日本两个世纪以来的封闭状态，以及它对欧洲人多次提议通商的抵抗。佩里给日本天皇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选择：要么开放日本港口为美国船只提供燃料补给和给养，要么成为其无法理解的现代战争工具的靶子。日本选择了前者，并很快发现自己被现代化深深迷住。
• 日本的紧迫感、焦虑、受害者心态及报复心理加深了我们对“崛起国综合征”的理解。
• 俾斯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利用“守成国综合征”的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利用夸大的恐惧、不安全感和对现状变化的恐惧来挑起鲁莽的反应。现代行为科学家已经在心理学层面解释了这一点，指出人们对损失的恐惧（或“衰落”的威胁）超过了对获得收益的希望。
• 修昔底德陷阱项目所称的“过渡性摩擦”（tran-sitional friction）。在这种互动中，崛起国通常认为制度的变化不够快，并将拖延看作守成国决心遏制它的证据。而守成国认为，崛起国过于雄心勃勃，要求调整的速度超过与其匹配的实力或者超过了安全的范围。
• 一国采取的防御性行动对于其对手来说往往看上去很险恶。一个崛起国对守成国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可能会大打折扣，估计不足，因为它“知道”自己是善意的。与此同时，其对手甚至会将其善意误解为过分要求，甚至是威胁。

第四章 英国与德国

• 如果可能的话，一定要阻止任何国家发展舰队。否则的话，就选择最强的国家做朋友。
• 议员，著有11本畅销书并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可以说，温斯顿·丘吉尔体现了英国这个统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岛国的勇敢无畏。
• 古罗马的警世名言“想要和平，你就要作好战争的准备”
• 一场过于理性的主导地位之争产生了结构性压力，这首先表现在德法之间，也存在于德俄之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国家毁灭或者投降等选择相比，政治家们更倾向于冒战争的风险。
• 德国的意图并不重要，其实力才至关重要。不透明的发展政策随时可能转变成获得政治和海上主导权的宏大规划。即使德国在逐步积累权力时并不是出于预先制定的取得主导权的计划，但是它最后获得地位本身也同样令人生畏、备感威胁。
• 英国是“世界警察和银行家……是第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插图]因此，英国将自己视为第一，并期望其他国家将其视为第一。
• 1899年，英国与布尔人（南非荷兰殖民者后代）之间爆发战争。半个世纪以来，英国都没有用现代武器与训练有素的对手作战。但数量不足却意志坚定的布尔人给比他们更强大的敌人带来了一系列羞辱性的失败。
• 伦敦特别担心四个竞争对手：俄国、法国、美国和德国。
• 这一演变过程证实了守成国会对崛起国将威胁其安全产生恐惧。以英国为例，这种恐惧主要集中在不断壮大的德国舰队，因为这些舰队只可能是用来对付英国的皇家海军。
• 德国崛起的故事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它经历了快速甚至是以几乎让人头晕目眩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它通往全球大国的道路却被它所认为的不公和贪婪的现有主导大国所阻挡。
• 自俾斯麦在战胜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后将几十个邦拼连成德意志帝国以来，德国就已经是主导欧洲大陆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大国。
• 当时，包括日本、意大利、美国甚至比利时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帝国之路。然而，德国引人注意的地方是：它渴望改变殖民地的现状，也有与其匹配的国家实力，还强烈地认为自己在迅速瓜分世界过程中晚来一步而被骗，未能得到它应得的那份。
• 这位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帝国领导人其实很在意英国人的看法，充满嫉妒，这就如同一个身价几百万的暴发户试图闯入伦敦的上流社会一样。
• 用威廉二世的话来说：“只有当我们能够用拳头直击它的脸时，英国这头狮子才会退缩，就像它最近在面临美国的威胁时所做的那样。
• 在公开场合，铁毕子强调德国需要扩大海军以保护本国的商业贸易，[插图]但私底下，威廉二世和铁毕子都认为德国海军的主要目标应是对抗英国的统治地位
• 就在威廉二世一番炫耀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英国就制定了第一套正式对德战争计划。
• 英国海军默默地将西半球霸主地位让给美国，并于1902年结束了“光荣孤立”政策，与日本建立防务同盟关系，以减轻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压力
• 艾尔·克劳曾经这样描述英国在保持欧洲均势中的角色——防止出现任何一个国家主宰欧洲大陆，并几乎视之为一种“自然法则”。
• 1907年，英国与俄国签署了一项搁置殖民地争端的协定，从而在英国和法俄同盟之间建立了一个三边同盟，即所谓的《三国协约》。
• 日本在旅顺港对俄国舰队先发制人的打击（40年后珍珠港事件的前兆）让德国人看到了英国偷袭基尔北海舰队时可能采取的模式。
• 费希尔认为用好战的言辞来威慑对手是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但这样做却使德国领导人有了更加充分的理由加倍增加海军投入
• 威廉是一个恃强凌弱的人，而大多数恃强凌弱的人一旦被制服，都是懦夫
• 在两国民众日益高涨的狂热和焦虑的驱动下，英德之间的海军竞赛愈演愈烈。
• 我们并不打算让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因为它不仅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而且在我们看来，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切身利益都是必不可少的
•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越来越热衷于宣扬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和即将到来的灾难。
• 到1912年，威廉二世的观点更为致命，他愤怒地称，出于对“我们日益壮大的恐惧”，英国将支持德国的对手，与“欧洲的日耳曼民族”展开“即将到来的生存之战”。因此，国家之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紧密，成为亨利·基辛格所称的“末日外交机器”，最终导致后来的巴尔干暗杀事件（萨拉热窝事件）演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
• 当威廉二世度假回来，得知塞尔维亚接受了奥匈帝国的所有要求时，他告诉战争部长，这消除了“所有开战的理由”。战争部长则回应道，他的国王“再也不能将事件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同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了。
• 与德国一样，中国也觉得自己曾在弱势时被强国欺骗，从而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同时，中国也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和手段。

第三部分 暴风前夕

• 根据自然法则，实力界定统治的边界，人人都会统治他所能统治的。我们并没有创造这项法则。当我们掌权时，我们发现了它，并将它留给后人。
• 美国人喜欢向中国人说教：变得“更像我们些”。
• 一旦一个种族失去了顽强拼搏的美德，那么，无论它还能保留什么，无论它在商业、金融、科学或艺术领域多么精通，它都失去了与最优秀的人自豪地平起平坐的权利。种族的怯懦，就像个人的怯懦一样，是不可原谅的罪。
• “备战是和平最可靠的保证”
• 文明的每一次扩张都有助于和平……一个文明大国的每一次扩张都意味着法律、秩序和正义的胜利
• 在8月底之前，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在12月签署了和平条约。对西班牙来说，条件很苛刻：古巴获得了独立，西班牙把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割让给美国。
• 罗斯福要求德国遵守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在1823年提出的“门罗主义”，即西半球不再允许欧洲殖民或外国干涉。
• 罗斯福写道，门罗主义“根本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策问题……争辩说它是不可能被承认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纯属白费口舌”。
• “如果美国说话言辞温和，同时还有一支保持高强度训练的高效海军，那么门罗主义就会走得很远。”
• 如果曾有过一个政府可以称得上是受到了文明的委托，去实现一项符合人类利益的成就，那么美国修建这条跨洋运河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 在巴拿马叛军宣布独立不到72小时后，美国第一个承认这个新国家，并与其建立了外交关系。[插图]
• 罗斯福的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Elihu Root）告诉罗斯福：“你知道自己有诱奸嫌疑，最终自己证明了自己犯有强奸罪。”
• 从宣布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睦邻政策”，拒绝其堂兄兼前任如此热衷的干涉主义时，美国海军陆战队或军舰在这30年的时间里对拉丁美洲进行了21次干预。
• 现在，当我们看到北京在其周边的新一轮主张和要求，是不是能让我们听到几丝罗斯福在加勒比海地区行动的回声？如果今天中国表现出当年美国一半的苛刻，美国领导人会像当年英国领导人那样聪敏地找到一种方式去适应吗？回顾有关的已有记录，我们发现习近平主席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差异要比相似之处更引人注目。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人准备接受当年英国的命运。看着各种趋势线，修昔底德可能会说：系好安全带——好戏还在后头。

第六章 中国想要什么？

• 习近平非常自信中国能实现三大目标：保持经济奇迹，培养出热爱国家的公民，以及在世界事务中不再向其他国家卑躬屈膝。
• 费正清总结道，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包括三个关键原则：要求取得区域“支配地位”，坚持邻国承认并尊重中国固有的“优越性”，愿意使用这一支配地位和优越性来协调与邻国“和谐共存”。
• 1937年，日本利用了这一弱点，侵略并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在战争中野蛮残暴地杀死了多达两千多万中国人民。今天，中国的每一个高中生在课本上都会学到这些，都会为这个“百年耻辱”深感羞辱。这一历史教训是清楚无误的：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再重演！
• 今天中国很少有人会说政治自由比恢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豪感更重要。正如李光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如果你认为中国会出现某种民主革命，那么你错了。”然后，他直言不讳地答道：“中国人希望看到一个复兴的中国。”只要习近平能履行承诺，恢复中国往日的辉煌，党的未来（和他自己）似乎就是安全的。
• 加快向国内消费驱动需求的转变；重组或关闭低效的国有企业；加强科技基础以推动创新；培育中国企业家精神；避免出现不可持续的债务水平。
• 1919年，麦金德将欧亚大陆命名为“世界岛”，并说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话：“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世界。”
• 正如2014年习近平在欧亚领导人会议上所说的：“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
• 随着美国力量逐渐被排挤出这些水域，中国也正在将东南亚国家纳入其经济轨道，并将日本和澳大利亚吸引过来。到目前为止，未动一枪一弹，中国一直是成功的。但是，如果有必要打的话，习近平打算打赢。
• 他取消了军队的四个总部。这次大调整将四个总部重组为十五个独立的机构，直接向中央军委报告，而习近平是中央军委主席。
• 当然，仅仅因为中国希望能够“能打仗和打胜仗”并不意味着它想要打仗。而且，很显然，它不想。但是追求其目标时，它与美国的竞争会因文化差异而加剧。这种文化冲突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七章 文明的冲突

• 我认为，在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根源将不会存在于意识形态或者经济领域。将人类截然分离的将是文化……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 1793年，当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从伦敦长途跋涉来到北京时，他简直像一个来自火星的天外来客。
• 正如马戛尔尼所看到的那样，他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来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他正在以一种两国互相平等的态度对它施以援手。然而，在东道主的眼里，这位英国的代表却被看作一个附庸国派来朝拜天子的人。
• 尽管全球化让贸易往来变得顺畅，但却无法抹去原始的断层线。
• 文明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文化归类和最广层次的文化认同，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分。文明既是由那些共同拥有的客观因素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制度等界定的，也是由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定义的。
• 正如他所说，中国人“倾向于以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为单位来思考他们社会的进化，并优先考虑如何将长期收益最大化”。亨廷顿把这与“美国忘记过去、忽略未来、集中关注当下利益最大化以确保首要地位的信念”进行了对比。
• “美国被一个自己长期蔑视为颓废、软弱、腐败和笨拙的亚洲民族所取代，虽然不是在世界范围内而只是在西太平洋地区，这在情感上对美国来说仍是很难接受的。美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将使这一调整变得尤为困难。
• 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政治合法性来自绩效。
• 首先，无论是在战争还是和平状态，中国都是毫不掩饰地采取现实政治（realpolitik）战略。
• 中国人追求的不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争中获胜，而是通过渐进的行动来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再次引用基辛格的话：“很少有中国政治家会冒一次要么全赢要么全输的冲突风险；精心谋划多年更接近他们的风格。西方传统强调了英雄主义力量的决定性冲突，中国的理想强调微妙、间接和有耐心地积累相对优势。
• 自尼克松以来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美国欢迎中国加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但正如基辛格坦率地指出，他所见到的每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的战略是在“遏制”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奥巴马政府高调宣传从欧洲和中东“转向”亚洲的政策只会强化中国对美国意图的这种高度务实的解读。
• 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与中国打交道的大战略涉及五大目标：孤立中国、遏制中国、削弱中国、从内部分化中国以及破坏中国的领导力。
• 美国继续“下国际象棋”，而中国则重新安排了其围棋棋盘上的棋子，通过在附近的地区实现渐进但势不可挡的变化，来有条不紊地结束美国的侵犯。
• 在分析中国1962年对印度的攻击、1969年与苏联的冲突和1979年与越南的冲突后，弗拉瓦尔还证明，中国倾向于使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对抗实力相当的对手，而与较弱的对手则更愿意谈判。

第八章 走向战争

• 永远、永远、永远也不要相信会有顺利和简单的战争，也不要相信任何踏上这趟奇怪旅行的人能够预测到将要遭遇的大风大浪。让战争狂热冲昏了头脑的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信号一旦发出，他们就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见和无法控制事件的奴隶。 ——温斯顿·丘吉尔
• “一百多年来，中国军队总是被轻视，既没有技巧和手段，又缺乏战斗的意志。”以后再不会如此了。
• 1969年3月2日，解放军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伏击了苏联边防部队，随后又发动了第二次袭击，以30名中国人为代价，杀死了91名苏联人。
• 2001年4月，一架美国侦察机在海南岛附近与一架中国战斗机相撞，当时这架战斗机正在拦截美国侦察机以展示中国对这些情报搜集飞行的抗议。
•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军事力量只是多种交战方式中的一个工具，他们可以先发制人地突袭更强大的对手，而后者则通常不会那么做。
• “历史，”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书中观察到，“是国家的记忆。”[插图]这种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决策。
• 反卫星武器是军事规划者期望在任何美中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催化剂。
• 虽然美国和中国现在拥有的核武器库都可以使自身在对方的第一次攻击中幸存，并且仍然能进行报复，但两者都无法确定其网络武器库是否能够抵御一次严重的网络攻击。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将核超级大国之间的基本战略竞争比作“胆小鬼博弈”。[插图]20世纪50年代在寻求刺激的青少年玩的经典游戏中，两个高速车改装者相互对抗，每个人都将他的汽车左轮放在道路的中心线上。他们全速相向而行，奔向对方。首先转向的是懦夫，另一个则取得胜利。如果双方都没有转向，那么汽车相撞，双方死亡。
• 数百万人民在社交媒体发帖提醒政府，在被其他主权国家羞辱了一个世纪后，执政的共产党曾经作出承诺：“没有下次。”
• 在中国南海上，通过网络和太空武器进行“胆小鬼博弈”已经使星星之火变成了咆哮之火。
• 但是，如果不是解放军发起了网络攻击呢？如果这是俄罗斯精心安排的一次虚假行动，试图让美国和中国卷入冲突，以便使华盛顿与其在乌克兰的博弈中分心呢？当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了解真相时，为时已晚。莫斯科的表现非常出色。
• 贸易冲突可以升级为一场最后以核武器在对手领土上爆炸而结束的热战吗？不太可能，但又并非不可能：想想珍珠港吧。
• 就目前的发展轨迹来看，在未来几十年里，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灾难性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比我们大多数人所预见的更有可能发生。

第四部分 为什么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 1488年，葡萄牙的探险者是第一批为了寻找通往印度的新航道以及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而绕过好望角的欧洲人。
• 方法1：更高的权威可以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帮助解决对抗。
• 德国与英国、法国（20世纪90年代至今）
• 北约第一任秘书长经常提到的俏皮话是：北约的使命是“把苏联人挡在外面，把美国人拉进来，把德国人压下去”。
• 在反省了纳粹政权所犯下的大屠杀以及其他反人类罪行后，德国人也不信任自己，并且轻易地接受了自己在这一欧洲机构中的附属地
• 方法2：国家可以被内嵌在更大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制度中，这些制度约束了历史上所定义的“正常”行为。
• 美国与英国（20世纪早期）
• 这些艰难的境况使得英国领导人养成了适应性心态（ac-commodation mindset），其目的在于避免与美国的军事冲突，哪怕是付出任何代价。
• 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愿意向美国屈服的行为反映了两国不仅共享同样的种族和语言的遗产，而且拥有同样的政治文化和治理模式。但是冰冷的现实主义是主要的驱动力。
• 方法3：精明的政治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能区分需求和欲望。
• “冷战”这个词是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其著作《1984》里面创造的。
• 冷战的目的是“保持美国作为一个基本制度和价值观完整的自由国家”。
• 第三个理念建立在第二个理念的基础之上。它呼吁美国转变其历史上对于纠缠错落的同盟关系的厌恶态度
• 冷战事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和战略（两个）重心：欧洲和日本
• 方法6：除了核武器之外，太阳底下没有新的东西。
• 方法7：“相互确保摧毁”战略（MAD）[插图]使全面战争变得疯狂。
• 方法8：超级核大国之间的热战不再是一个可行的选项。
• 方法10：紧密的经济相互依赖加剧了战争的成本，也因此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
• 方法12：国内的绩效表现是决定性的。国内事务比国际事务更重要，至少是同等重要。其中三个因素最重要：经济表现创造国家权力的子结构；治理能力让国家为达到目标调动资源；而国家的精神维持前两个因素。
• 自由市场和自由社会证明了其更有能力给人们提供想要的经济、政治和个人利益。

第十章 我们该何去何从？

• 很多时候人们有能力预见前面的危险。但是他们听任了诱使他们陷入不可挽回的灾难的想法……因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不是不幸。
• 如果美国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情，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把美国的“战略”与英国、德国和俄国的领导人在梦游一般进入1914年时的幻想进行对比。
• 但是治国之道更重要的是跟随历史的潮流而不是制造历史潮流。领导者越明确地了解潜在的趋势，他们越能成功地塑造历史。
• 美国为什么能够主导并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规则呢？虽然许多美国人都想夸耀是因为他们的智慧、美德或魅力，但事实是，国家的压倒性实力是决定性因素。
• 治国方略中最根本的挑战是认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很有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全，无论是何种威胁形式或表面看起来多么合法，都必须抵制它”
• 应用历史是一门新兴学科，试图通过分析历史先例和类比来阐明当前的困境和选择。
•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如何迎来我们现在所称的“中国挑战”的？
• 第三个问题是，外国利益相关者如何看待同样的事件演变？
• 这种策略被称为“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插图]它的根本缺陷是它准许一切，无一禁止。
• 本质上，这一战略设想了一个跟随德国和日本脚步的中国。与这些国家一样，中国有望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接受其地位。当被要求解释他们的理论时，支持者们认为，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它将在其获得认可的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从而及时成为“利益攸关者”。[插图]此外，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富裕，在自我管理方面，他们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为我们在日本、韩国等地看到的那种民主改革铺平道路。
• 李光耀评估了美国的“既接触又提防”策略，发现了两个致命的缺陷。首先，中国不会成为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它这样做，就会崩溃”。其次，将中国与德国和日本进行比较，忽略了后两者先在热战中被击败，之后被美国军队占领，并统治了一段时间，美国高级指挥官甚至制定了它们的宪法。相反，用李光耀的话来说，中国将坚持“作为中国被接纳，而不是西方的荣誉成员”
• 容纳是通过调整与严肃竞争者的关系来适应新的权力平衡的一种有力的措施——实际上，这是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不利的趋势。容纳有两种：特别的和谈判的。
• 在一国内部煽动政权更迭，甚至是使其自身分裂的策略，将要求华盛顿领导人提出更多的设想。
• 美国以一种微妙而集中的努力来强调中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削弱政权，鼓动台湾、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独立”运动。通过分裂中国内部，并让北京卷入维持国内稳定的挑战，美国可以避免或至少大幅延迟中国对美国统治地位的挑战。
• 所有人都面临四大主要威胁：核战争、核无政府状态、全球恐怖主义（尤其是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和气候变化。
• 大约80万中国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出国接受教育，30万人在美国留学。如何让新生代的“国际主义者”的观点与其同胞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倾向协调一致，是一个难题。

结论

•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 数以百计命中注定伟大之人碌碌无为，不过又有数以百计看似天资平庸之人获得了成功。第一印象经常是不准确的，人生路上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曲折和转变。
• 事实上，他重新定义了历史学——人才是主要行为体，而不是神。命运掌控着双手，但人才是游戏的玩家。
• 德国哲学家尼采教导我们：“忘了自己原本的目标是人类最常见的一种愚蠢表现。”
• 中美两国不应被动、激进地进行“应该外交”（呼吁对方表现出更好的行为），也不应冠冕堂皇地谈论地缘政治准则，而是应该毫不留情地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在高风险的关系中，可预见性和稳定性——而不是友谊——最为重要。美国应该停止玩“让我们伪装自己”的游戏。
• 尽管精心制定战略并不能保证成功，但缺乏连贯、可持续的战略必将导致失败。
• 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的政策本质上是坚持现状，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 李光耀指出了中国不易改变的一系列障碍：法治的缺失；对地方的过度控制；限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文化习惯；一种“通过警句和4000年来的文字来塑造思维，让人以为所有值得说的话都已经被说过了，古人说得更好”的语言；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来自其他社会的人才”
• 我们知道莎士比亚是对的：我们的命运“不由星星决定，而在于我们自己”。

附录1 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

• 教皇最终能使双方规避战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相比均势格局，两国更在乎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 法国犯了一个在守成国中常见的战略错误：它认为迅速采取行动将会阻止崛起国超越其地位，但实际上加速了它最担心的命运逆转。
• 罗斯福在1941年8月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被证明是战争的最后一根稻草
• 德国的和平崛起主要得益于其宏伟远大的战略，即通过公开表达自己的善意和寻求与昔日对手的相互依赖，来消解欧洲的怀疑。最重要的是，德国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不去重新发展本该与国家经济实力相称的军事存在。
• 正如政策分析家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在《德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所描述的一种全新的民族精神，即“一种经济自信和军事节制的奇怪混合……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德国是一个良性因素”[插图]。
• 德国已经认识到，增加国防开支以适应经济发展很容易引发冲突，而且需要持续的善意姿态才能克服敌对国家之间根深蒂固的恐惧。通过展现自己的稳定和开放、追求与昔日对手的融合，以及放弃更传统的炫耀权力的意愿，德国迄今为止成功地逃脱了修昔底德的陷阱。

附录2 七个“稻草人”

• 在学术辩论中，学者们经常倾向于攻击“稻草人”，而不是对一个已经阐明的论点提出异议。 这个模式很简单：树立一个“稻草人”，把它点燃，然后声称已经驳斥了这个论点。
• 必然性：修昔底德陷阱声称，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 2.临界点、绊脚线或转折点：在权力过渡期间，双方到达了一个特定的临界点却没有引发战争——所以修昔底德是错误的。
• 3.选择偏差：作者只是为了符合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而精心挑选案例，他只选择了导致战争的案例。
• 4.缺少的案例：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是不全面的。
• 5.规模过小的样本：修昔底德陷阱的案例文件提供的资料太少，不足以支持有关法律或规律的主张，或者供社会科学家研究使用。
• 6.但是……：案例文件中的事件和问题要比文章所述复杂得多。
• 7.原创性：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不是原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