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下与未来：读懂我们的现实处境与30年大趋势

郑永年

中国目前改革面临的结构性挑战

中国形成了“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基本制度构架。
中国改革到今天，并不缺改革，改革的广度有了，所缺少的是深度和力度。而具有深度、力度的改革必然涉及试错成本。这就要求改革设计者在设计改革时，充分考虑试错成本的问题。
如史学家钱穆所言，如果滥用监察权，就必然演变成“内部反对党”，并且为了反对而反对。监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发现问题，但如果为了发现问题而去找问题，那问题就来了。

度量中国40年变化的坐标

第一，人们的主观目标、道德因素、价值观认同等不同，导致评价的不同，即平常所说的“人心坐标”。
在中国那么长的历史中，只有四个时期走了极端，变成经济国家主义化，国家完全占了主导地位，市场几乎被管控甚至消灭，包括王莽改革、王安石改革、朱元璋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在这四个时期，国家跟市场完全失衡。
1992年中共十四大开启了“三合一制度”，即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由一个人担任。
以前的皇权分成三个方面，现在的党权也分成三个方面——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
从历史经验看，“人心坐标”和“物质坐标”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制度坐标”的变化似乎更为恒定。不难理解，“制度”与“人心”和“物质”之间永远存在着张力和矛盾，人们对制度的评价和认同永远不会完全一致。不过，正是这些张力和矛盾，构成了制度进步的动力。对执政者来说，所需要的就是维持制度与其他两者之间的平衡。

中国开放政策4.0

近年来，欧美在内部分配机制出现问题、社会高度分化的情况下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等，与全球化背道而驰，而中国则大力提倡进一步的全球化。
新一波的开放政策包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经济大平台、修改外资投资法、知识产权保护、降低关税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西方资本只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之后，才开始有规模地进入中国。
当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时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空间已经被西方资本占领，中国资本只好走向那些条件并不那么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稳定甚至经常发生战争的地方。
“一带一路”的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经验所显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是经济发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

中国央地关系向何处去？

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实现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集权。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

近来，政府相关部门公布了将在农村推展的土地“三权分置”的改革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的“三权分置”
旧有的政策是“一宅两制”，即房屋归农民私有，但房屋的宅基地归集体所有。
因此，尽管“三权分置”是为了推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但相关部门同时也规定，严格限制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即“城里人到农村买宅基地的口子不能开，按规划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原则不能突破，严格禁止下乡利用农村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说穿了，在给使用权一些流转空间的同时，又把它关在了“笼子”里面。
今天，在理论上，所有享有农民身份的农民个体仍然享受着人们称为“集体组织成员权”的权利，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对集体经济组织所享有的权利，而成员权被认为是兼具身份权和财产权性质的特殊权利。
在世界范围内，农村的现代化取决于：第一，城镇化能够吸纳消化大部分农民；第二，城市居民倒流到农村，实现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这两者都需要土地制度的变革。在中国，如果不变革目前的土地制度，这两种变化就很难发生。

中国的“精准扶贫”及其未来

扶贫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基本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正因为农村存在强人（甚至村霸）因素，扶贫往往演变成“扶富”，即扶贫的大部分好处流向了地方强人（干部、干部家庭成员或者亲戚朋友、村霸等）
也必须注意到的是，精准扶贫很难覆盖到另外一个庞大的群体，即农民工
如果基层反腐败也是通过基层干部之间互相揭发和告发，或者号召民众来揭发和告发，基层干部之间的互相怨恨和民众对基层干部的怨恨，也必然会借这次机会爆发出来。
第一，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的到位，包括住房、医疗和教育。在新加坡，80%以上的公民居住在政府组屋。第二，健全的财务制度，政府知晓每家每户的经济状况。第三，透明的制度，在每一个选区内大家都互相了解。第四，不腐败的官员队伍。
中国只有“市民”，而没有“公民”。发达国家甚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基本社会政策都是国家统筹的。中国的国家统筹不是不能实现，而是一个思想意识问题。早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低级别的地方化统筹不可避免。

中国经济改革下一步

较之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除了一些年轻人以外，大部分中产阶层不敢过度消费。广大的穷人则仍然处于消费不足的状态之下。
中美贸易战与其说是贸易战，倒不如说是技术冷战。
尽管中国在法治方面也努力不少，但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意识形态的变化一直被视为国家政策的风向标。
中国仍然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中产阶层的扩大仍然需要经济增长，而大规模的扶贫更需要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来支撑。
政府收入从哪里来？无非是三大来源，即土地和房地产（尤其是地方政府）、政府债务、发行货币。
反腐败需要建设制度，而不能仅仅依靠官员个人的道德水平和党纪。很多官员的腐败是不健全的制度所致，而非单纯的人性所致。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谁都明白了，但仍然没有体现在实践层面。各级领导仍然继续频繁使用政治和政策手段（例如各级领导的讲话和政策表态）
西方资本不会把自己孤立起来，无论什么情况，资本扩张的本质不会改变。整个西方现在属于制度调整和重建的阶段，之后的再出发就是寻找新的开放和扩张政策。可以说，今后的竞争不是看谁封闭，而是看谁更开放，是对开放的竞争。
也就是说，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和改革不仅仅是内部意义上的，而且也是国际层面上的。这是新版本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股市、房市与中国非典型经济

与之不同，中国政策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决策者既是政策研究者，也是决策者。这个政策模式的优势在于决策效率高，但其劣势也是存在的，即没有一个有效的政策论证过程，政策往往缺失科学性，要么产生负面的政策效果，要么就执行不下去。
在房地产领域，民企、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三大既得利益者，没有一届政府有能力同时应对这三大既得利益者。

房地产与中国社会的命运

房地产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命运是进步还是退步，是稳定还是波动，是改革还是革命，是幸福还是悲惨。
一个现实的矛盾是，尽管人们普遍感到不满，但人人都想成为房地产的“利益相关者”，从中得到一份利益。对没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是真实的；但对很多已经有住房的人来说，不满针对的只是利益分配不公，或者希望再多得一些利益。
因为既得利益者是中国社会最有权势的群体。
第一，实现“新三线计划”，把优质资源分散到二、三线城市。

中国财富去了哪里及如何留住？

中产社会没有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的收入分配机制出了问题，即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
第一，财富向海外流出。
通过实行“基金制度”等方法来解决“富不过三代”的问题。引入基金制度等可以实现财富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让专业人员管理财富，避免财富处于纯“消费”状态。
一个穷人占多数的社会永远是不稳定的，所以古人言，“有恒产者有恒心”。“恒产者”即中产者。

商与中国政治

无论是政治领域的腐败，还是经济领域的腐败，两者具有共同的根源，即社会的急剧商业化。
中国文明有两个既优秀又具有现代性的传统，即“政教分离”和“政商分离”。
第三种形式更为糟糕，即政商合一，无论是通过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式。政商合一已经形成人们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政治权力和资本的合一不仅导致巨大的腐败，也造成巨大的社会不公平。
在全球化和资本过度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家之间的竞争、企业家精神的竞争，重新梳理和重建政商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迫和重要过。

中国企业家的困局

商人以赚钱为己任，以钱的多少来衡量企业的成功和自己的成就，而企业家则以改造世界为己任。
第一，离钱太近，离科学技术太远。
第三，离官员太近，离老百姓太远。
第四，离政治太近，离社会太远。
企业家的最大政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做好，而要做好企业便要接近自己的上帝，即消费者。
第五，在国际社会上，离机会太近，离规则太远。
一些企业家在国内也经常是机会主义者，出了事情，就通过和权力、官员、政治的关联来化解风险，求得问题的解决。
所谓的营商环境也就是一系列制度机制的存在，包括法治、政商关系、明确的产权、财产保护等。
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首先要遵守现行市场规则，哪怕是不合理的规则。只有接受，才能进入国际市场，再寻求改革、改善和创新市场规则。

中国为什么鲜有真正的企业家？

一、以钱的数量来衡量自己的成功和企业的成功，赚钱变成了自己和企业的唯一目标。
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毁灭性创新”，实现经济要素创新组合的人。
企业家不以赚钱的多少来衡量自己的成败；有了钱就要追求自己的使命，钱本身并非目的，而是追求自己使命的工具和手段。

中国新时期的内部风险

内部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外部的修昔底德陷阱。
又如精准扶贫极其重要，因为这关乎社会公平和稳定。不过，很多地方的政策设计又过于理想，近于乌托邦，把精准扶贫理解成彻底消灭贫困。
政策过多、政策没有执行下去，这些就导致了政策信誉度的下降，出现了人们所说的塔西佗陷阱，即人们不相信政府制定的政策了。
政府是一个（法治）构架，而不应当管那么多细节。细节属于市场和社会，没有市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机制。

“知识茧”、社会重建和中国未来

在很大程度上说，今天的中国类似于春秋战国时代，从一个社会结构转向另一个社会结构，而社会重建的过程更是道德体系的重建过程。
基于哲学之上的道德是理性的，而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包含了太多的非理性因素，从而导致人类的冲突和战争。
在社会大转型期间，从什么地方寻求道德或者信仰的资源呢？尽管很多人转向宗教（无论是合法的还是地下的），但大部分人仍然像传统中国人那样，转向社会意识来寻求道德的需要。
从知识整合所面临的挑战来看，今天的中国犹如宋朝。宋朝文人整合的是佛教，而今天的挑战是如何整合近代以来的各种不断涌入中国，并且已经被很大一部分人所接受（所信仰）的外来思想，尤其是西方思想。
因为资讯的重要性，无论是资本还是政府都在努力控制信息。道理很简单，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权力；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财富。这也是今天政府和资本热衷于大数据的根本原因。

十九大与中国未来30年

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或者富裕社会。
十八大之前的政治形势表露无遗，包括腐败、领导层的“团团伙伙”、军队干预政治等。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可能是一般人估计不到的，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就要铸成“颠覆性错误”。

新时代政商关系的重建

中国等级性市场体系是由三层市场构成的，并形成各自不同的政商关系。最顶层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最底层是由中小型民营企业组成的基层市场。中间层是政府和民企的关联企业，或者关联市场。
一方面，企业做大了，开始需要政府的支持；另一方面，企业做大了，政府也开始对企业不放心了，需要“关照企业”。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是两个相对成功的例子，比较好地解决了腐败问题。非常有意思的是，新加坡是一个国有企业（政府关联企业、政府投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体，而中国香港则是一个民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完全自由经济体。
建立公开、透明的产业制度及其产业实施制度是关键。
很多所谓的“风险投资”不是为了培养新企业，而是防止新技术对现存企业的垄断地位可能造成的冲击。因此，所谓的“投资”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和技术的进步。

新时代的党政理念与实践

那么广义政府的制度体现是怎样的呢？从制度设计和实践趋向来看，就是要处理好内部三权之间的分工、协调和合作关系，即决策、执行、监察。“内部三权分工合作”体制，是中国传统和现在政治体制的混合版。
首先，最重要的是“以党领政”，即党的领导位置的法理化。
国家监察委员会从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但独立于执行机关即国务院，在内部是独立一极权力。

广泛关注的反腐制度建设

这也是毛泽东和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有关“历史周期率”对话的核心要点。
第一，过度的内部多元主义，即反腐败机制过多、过于分散，而且缺少协调。
第三，没有充分考量到反腐败的法理基础问题。
其三，中央巡视制度的复兴和实施。
其四，强化反腐制度的法理性基础。
但“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很容易导向民粹主义，把政治斗争向社会延伸，涉及社会大众，也会导致过度的政治化。

西方看不懂的当下中国政治

中国实行的不是西方那样的选举制度来产生领导人，而是先选拔、后选举的制度，就是先通过一套很复杂的机制和程序来选拔一批优秀干部，然后交由党中央委员投票选举选出领导集体。这个选拔制度，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最看不懂的地方。
中共不仅仅是一个执政党，更是一个使命党。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使命，为了权力而掌握权力，就必然走向衰落。就是说，中共是通过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其政治合法性而执政的。
使命感就是一个政党的共识。一旦这个共识得到确立，党内其他的利益就必须服从这个使命。如果哪一个利益或者观点不符合这一使命，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哪一个利益和观点和这一使命背道而驰，就会被淘汰。
中共的党权与皇权相比，两者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同，党权是集体权力，而皇权则是个人和家庭权力。

中国的制度安排与社会阶层

欧洲社会主义延伸出两种国家观：一种是保守主义的或右派国家观，认为政府的作用不是促成结果的平等，而是机会平等；另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或左派国家观，即强调结果的平等。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把传统上的两个被统治阶级——工人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工）和农民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农），确立为统治阶级（即领导阶级），把另外两个传统统治阶级——官僚阶级（即传统意义上的士）和商人阶级（即传统上事实是统治阶级一部分的商），降为被统治阶级。
“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希望通过“继续革命”，来防止官僚阶级的形成。
城乡分割仍然是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阶层分化。
无论是市场因素还是政治（行政）因素，并没有促使社会更平等，而是在恶化社会结构，加深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数千年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国家仍将走不出兴衰循环。

中国的政策寻租及其结果

政策寻租让各方变得毫无责任感。只要能够从政策中寻到足够的“租金”，各方都会变得极其懒惰，不动脑筋，不作为。
政策寻租往往表现为一种内部交易，遏止政策寻租就是要把内部交易转变成外部交易。如何实现外部交易？那就是把交易建立在公开的市场和社会之上。市场、社会、法治是外部交易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消除内部交易的有效手段。

中国会陷入托克维尔陷阱吗？

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革命不是在事物变得更坏时发生，而是在事物变得更好时发生”
社会平等导致了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导致了政体民主。
中共所得出的执政党需要“自我革命”的结论，是对历史上“不改革，就被革命”现象的总结。
即使阶层开始固化，既得利益也在享受着更多的利益，但在意识形态层面这些既得利益是没有合理根据的，因为至少从宪法或者理论上说，政府是要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中国没有欧洲式的特权法律系统。
开放、法治、有序参与便是避免革命的有效途径。

中国政治经济模式及其未来

中国一直以来有一个至少三个市场共存（或者有三层资本）的大结构。顶层永远是国家资本；底层是自由民间资本，像今天的中小企业；还有一个中间层，就是国家跟民间互动合作的部分。
《管子》不讲供需，而讲“轻重”，但调节轻重的角色便是政府，而非市场。
实际上，改革之所以成功，在潜意识上，便是对中国传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回归。
就中国的优势而言，中国的三层结构能够预防大的经济危机、能够建设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能够大规模有效扶贫等。
在儒家文化圈内，一个普遍意识就是推动经济发展是政府的责任。

中国体制改革向何处去？

十九大通过的改革方案，可以称为“党政一体化”的体制改革。
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政时期的机构改革，一方面继承了朱镕基改革的势头，继续向大部制发展，同时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社会服务。在此期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尤其是农村的社会保障。
党口负责所有领域的重大决策，政府口只负责决策执行。
挤占社会空间，造成弱国家、弱社会现象。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即一个什么都管，但什么都管不好的政党（政府），必然是一个弱政党（政府）；一个什么都不会自治而必须依赖政党（政府）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社会。
政府用法律规定不同主体和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规范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形成了秩序。如果政府本身深入各个主体、各个领域，就很难出现超然于各种利益之上的“法律和秩序”。最终的结局，必然造成危机和无序。

如何整治官僚不作为？

第一个群体可以称为“口惠而实不至”，热衷讲大政治和大话。简单地说，这个群体基本上是“玩虚的”。这个群体是少数。第二个群体是不作为的，他们可以准时上班、准时下班，上班时读书、看报、写文件，但没有行动，表现为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做，只是占着位置。在很多官僚机构里，这个群体是大多数。第三个群体也是少数，他们想作为，也是有作为的。
“不可妄议中央”原来指的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这一原则被地方滥用和泛用，并且逐级下行，演变成谁也不敢对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提任何意见，哪怕是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意见。
如果监察机构的唯一职责是找执行权或决策权的错误，那肯定是能够找到的。历史学家钱穆称这种现象为“反对党”，并且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权衡与中国政治

韦伯对权力的定义是：“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的意志。”
在西方文化中，所谓的“政治”就是一个团体集体决策的过程。“政治”的本意指的是“谈判”“讨价还价”“妥协”等。
孙中山先生把“政治”两字解释得很清楚，他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
中国文化也提倡“以民为本”，但民是政治客体，即被统治的对象，数千年没有任何话语指向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两种责任和中国的治与乱

集权并非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具有必然性。不管谁当政，只要具有国家整体利益和执政党整体利益观念，就会通过集权来解决这些问题。

中国官民关系的现状及其未来

皇权不想过多地受制于其家庭和家族，而转向向全社会录用官员。从这一角度说，较之西方长期的政治家族传统，中国的国家更具有社会性。
梁启超的观察是对的，他认为中国人只有皇帝观念，而没有国家概念，只有对皇帝个体的忠诚，而没有对国家的忠诚。

20世纪80年代到“新时代”的中国政改逻辑

苏东集团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方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法制”和“法治”尽管只一字之差，但含义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具，党政干部经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后者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都必须服从法律，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
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资本一样，自由民主如果得不到扩张，就会趋于死亡。
中共十九大正式推出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思路，正式改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

亚洲的困局

一句话，亚洲还没有脱离西方的“殖民”，或者说西方仍然在“殖民”亚洲。
亚洲很多追求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并不知道西方民主是如何产生、如何运作的，但一旦民主自由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对西方产生一点点怀疑，他们的选择是全盘接受。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并不符合西方政党轮替的民主概念。西方学术界对日本民主一直持批评态度，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西方政界，这个事实也说明日本伪装的成功。
较之西方，亚洲的教育市场大多由官僚主导，官僚主导的教育市场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胜（主要是排名），对本国的教育系统进行“主动殖民化”，一切以能够在西方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能够发表西方式的文章为最终依归。这都使得亚洲教育市场俨然是西方市场的内在一部分，没有看到任何独立的迹象。

亚洲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

今天亚洲秩序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是冷战框架之下的亚洲秩序的“遗产”，是西方干预的产物，包括朝鲜和韩国分裂、中国大陆与台湾分裂、中国和印度边界（西藏）问题、中日间的领土争端、中国南海领土争端等。

海盗、航海家与亚洲秩序

朝贡体系表明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具有内敛倾向，毫无向外扩张的取向和文化。

中国新时期的外部风险

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还是守成大国惧怕新兴大国，最终都有可能导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邓小平时代提“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提“和平崛起”，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新型大国关系”，这些政策目标的实质就是要处理好外部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
中国对互联网保护了那么多年，并没有导致原创性技术的出现。其实，汽车业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起初时期需要保护，但成长一段时间以后需要开放和竞争，否则就不会有进步。

中国与世界秩序

当中国“走出去”的时候，马上发现这个世界的地缘政治是西方主导的，西方已经占据了地缘政治的要点，中国因此只好走向那些西方利益薄弱，但风险极高的地区。一旦中国走向已经有西方力量存在的地方，冲突马上就出现了。

中国为什么要躲避大国命运？

意识形态化表明人们已经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看一个问题或事物，而只能从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角度去看它们，结果看到的不是事实真相，而只是基于偏见之上的幻影。

中国可以越过金德尔伯格陷阱吗？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是美国战后马歇尔计划的思想构建者之一，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授。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性公共产品的缺失。尽管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美国未能接替英国扮演的角色，结果导致了全球经济体系陷入衰退、种族灭绝和世界大战。
问题并非在于中国是否有意愿，而在于要回答一系列问题：中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果不能单独提供，中国如何可以和其他国家一起提供？即使中国既有意愿也有能力，那么其他国家会很容易接受中国的角色吗？

“一带一路”与国际经济规则的书写

美国尽管批评甚至妖魔化中国传统的朝贡体系，但美国本身实行的却是不折不扣的现代版朝贡体系，只是美国的包装方式不同。
一带一路”是做大饼的项目，就是把各国的共同利益做大。共同利益做大了，各国在战略上的分歧就会缩小，也能增进互信。

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国际战略

第一条腿即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第二条腿即是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
一个圈即中国的周边外交。
每一次危机，如果都能认真对待，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果断行动，就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

两场社会革命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历史数千年，真正的革命少而又少。从政治结构变化来说，只有两场革命具有意义，即秦始皇的革命和现代毛泽东的革命，因为这两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新型的政治架构。而传统所谓的“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一个皇帝而已，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在世界范围内，经验告诉人们，人口结构的变化，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
除了像土改那样的消灭地主阶层的社会运动，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和计划生育相比。
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反而会使情况继续恶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追求、对社会政策的忽视、对未来一代的“征税”、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调，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作用，但对生育率则是恶化因素。

金钱社会与文明不安全

法国社会学家勒庞曾在其作品《乌合之众》中写道：“群众相信一切不可能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逻辑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合情理的事情，相信一切不存在的事情，但唯独不相信现实生活的日常逻辑。”
高楼大厦仅仅是文明的表象，如果没有新的道德体系的出现，不管多么辉煌的大厦，也找不到其意义之所在。文明的崛起和文明的解体，这两者之间没有明确的边界；如果没有对崛起的深思熟虑，崛起就有可能意味着衰落。

商业化模式与教育的异化

这个群体更不“精致”，而是奴性十足，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认同，没有独立精神，尤其是独立思考精神。
大多数成功人士并不出在中外名校，而是一般学校。从孩童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育人。中国有一个传统智慧，就是“先做人，后做事”。现在的体制则是有效剥夺了孩子做人的权利，在没有成为人的情况下，如何要求他们做学问或者其他事业呢！
未来仅仅属于少数具有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而多数人不可避免地将陷入愚昧陷阱。创造性思维来自实践，也只能来自实践。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再生

反观中国的情况，资本运作方式既非西方，也非苏联，而是在政府和资本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造就了今天中国的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形态。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所有一切包括生命的价值都可以体现和转化为金钱的数量。
金钱原教旨主义社会的崛起不仅表明资本出了问题，也表明政府的监管存在漏洞，社会本身的道德体系出了问题。
问题在于，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其他社会更有可能吸取教训，同样的历史场景不再重现，但在中国，在谴责和同情过去之后，好像没有发生过事情一样，等待着同样历史场景的重现。
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西方社会能够花（那么多年）那么巨量的纳税人的钱来为个人追求正义。在很大程度上说，正义意识一旦缺失，资本便更易为所欲为。

法治，是社会确定性的基础

如果要实行真正的法治，首先必须让社会力量成长起来。法治并非是政府写好一部法律之后自己来执行那样简单。社会力量之间的互相制衡、社会力量和政府之间的互相制衡，这既是法治的本质，也是法治能够生效的大社会背景。

经史断裂与中国历史的未来

从历史经验寻找意识形态的根源，这是中国的传统，主要表现在经史的传承上。在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中，很难找到像中国这样重视历史经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作用的。所以古人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句话也不断被当代人重复强调。
今天各种意识形态，无论是西方进口的还是官方所拥有的，之所以无效，主要是带有太多的道德说教和价值提倡，空洞无物，既不能在历史的经验中找到证据，也不能被现实生活所验证。

生存与征服：中西方两种哲学及其结果

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是自我生存。
中国哲学从来没有超出求生存的水平；即使生存问题没有了，中国人也没有征服世界的念头，而转向了实在的生活。这种哲学的优势就是其和平性质。

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体系问题

在制度层面，有些变化似乎是朝着西方化方向在发展，但结果发现是浅层的西方化，甚至仅仅只是假象，在制度深层仍然是中国式的。更有意思的是，在思想和物质变化越来越西方化的今天，制度层面呈现出越来越中国化的趋向。
无论哪个社会，在理论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是理论而非现实，因为现实，不管人们喜欢与否，是客观存在的。

名利场下的中国知识将向何处

今天知识悲歌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创造者本身对知识失去了认同，一些知识创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体地位，而心甘情愿地成为其他事物的附庸。

当代中国人的处境和未来

《礼记·礼运第九》（简称礼运大同篇）表述得淋漓尽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传统中国的这些制度安排并非是为了实现人的权利；相反，这些安排都是为了让人尽义务和责任，最终目标是为了皇权的统治。
争论的焦点在于不同方面人权实现的优先次序问题，中国强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权利，而西方强调的是政治权利。
如果一个人不能把另一个人作为一个“人”，而是作为一种具有身份（例如官员、商人、父亲、妻子、儿子等等）的人看，基本人权就无从谈起。一旦把人权和具体的身份联系在一起，就不是人权了。
在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今天，关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实现的起点，则是每一个人对他人权利的认同。

美国局势与不确定的国际秩序

一个大国之所以被视为大国，不仅仅是因为其各方面的实力（包括经济、军事等方面），更是因为其有强大的意愿提供区域和国际公共产品。区域和国际秩序本身就是公共产品，而大国必须比小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美国人为什么有强烈的危机感？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社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社会仍然能够自行运作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是获益最大的国家。美国的问题并非是利益获得问题，而是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是说，在全球获得的利益并没有解决好内部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今天美国盛行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政府把内部问题转化成为外部危机感而已。
和美国相反，对中国媒体来说，“不是正面的消息就不是新闻”。

当代西方的处境及其未来

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国家更是出现集权和专制的大趋势。诸如普京、莫迪和埃尔多安那样的领袖，都是以建设新秩序为名，寻求自己政治权力的最大化。
一句话，如果不能有效改善人的条件，那么不管怎样的治理制度都难以应付日益深刻的危机

西方政治经济模式的困境

中美贸易战表面上表现为两国之间，但根源来自美国内部体制，是美国内部体制消化和应付不了其体制本身所引发的问题，而执政者把此外化为贸易战。
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既是西方经济发展的根源，也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普京能逃避苏联模式命运吗？

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

别了，旧梦

公投名义上民主，但实际上是政治人物失去政治判断能力和政治责任感的结果。
大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也已经出现成为政治生活主流的大趋势。如果传统政治是精英群体之间的政治，新政治必然是领袖操纵大众的政治。

资本全球化与世界秩序的脆弱性

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可以和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竞争或斗争。

西方的“自由退步主义”

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把西方社会权利的发展历史分成三个阶段，即18世纪拥有了市民权利（civil right），19世纪拥有了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20世纪拥有了社会权利（social right）。
政治人物由民众产生，民众信任他们，让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经没有能力为民众决策，而把这种权力返回民众。正如很多公投所表明的，民众不是什么问题都有能力决策的。

精英堕落时代的秩序危机

美国的命运掌握在小人物手中，在被遗忘者手中，在沉默的人手中。因为他们突然明白了，随着科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进步，草根运动不会再让你沉默。
不管精英逃税的背后有什么原因，但作为统治阶层的精英都逃税了，这个统治阶层一定是衰败了。
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阶层，就是因为其所追求的利益超越了本阶级。
概括地说，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权力、经济和知识三结合的庞大既得利益集团。这是一个自我服务的集团，其利益追求很难超越本阶级（阶层）。这构成了学理上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西方内部秩序危机的结构性因素。
很多没有任何执政经验的平民一旦成为统治者，不仅执政经常出现问题，而且也经常变得更加贪婪，而且是永无止境的贪婪。
历史又是一个轮回。如何产生新一代的精英和重构精英的品德？这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问题。

革命将至？

不管使用什么方法，如果不能守住穷人最低生活线，那“革命”就会出现。

人类不平等与“牧民社会”的崛起

简单地说，这与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的本性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如果说追求平等是人类的本性，那么追求不平等也是人类的本性。
“牧民”的思想早见于中国古代经典《管子》。《管子》的第一篇就是《牧民》，大致意思是说，统治者要创造足够的财富，把老百姓养起来。“牧民”就是承认基于人性差异之上的人的差异，在承认人类差异的基础进行统治。

资本主义与人的未来

资本制造人类危机，但资本不会消亡。为什么？简单地说，这是资本的两面性所致，即资本既可以把人类光辉的面发挥到极致，也可以把人类邪恶的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近代以来的经验表明，资本不会自掘坟墓，但资本为社会准备坟墓。人们离不开资本，但资本往往造成奴役甚至“死亡”，在发达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娱乐至死，而在落后社会更多的是表现为劳累致死。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的终结？

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加上政治力量的辅助，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但没有退路，只能适应，没有选择。

互联网时代的人类异化

这是因为互联网具有分散性、分权性、个体化、个性化、民主化等强化人的“个体性”的所有特点。
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世界犹如赌场：赌场理性有效地吸走了赌徒的钱财，使得赌徒在赌博过程中快乐地死亡；而互联网也理性有效地吸走了互联网沉迷者的智力，使得沉迷者在沉迷过程中愚昧地“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