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古江河

许倬云

序

• 中国文化真正值得引以为荣处，乃在于有容纳之量与消化之功。

第一章 古代以前：中国地区考古略说

• “中国”这个观念还未形成前，人类早已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活动。他们从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渐

一、孕育出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

• 北方的黄河文化孕育了循规蹈矩、守分安命的儒家；在南方，出现的却是多思辨甚至是辩证式的老子和庄子，对宇宙充满了问题。

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

• “多区进化论”，亦即该地区的现代人类是由当地早期智人演化而来。
• 北京人不是中国仅有的古代人类。云南的元谋人，活动的时代也在距今五六十万年前。
• 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在晚更新世的晚期，大约距今五六万年前，人类体质已是晚期智人阶段，与现代人相当接近。以周口店的山顶洞人为例，其体质特色已与今日的蒙古人种相近，应代表原始蒙古人种，是中国人、因纽特人、美洲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
• 晚期智人的遗骸及文化遗存，在中国南北各处均有发现，例如：内蒙古萨拉乌苏的河套人、吉林明月镇的安图人、山东乌珠台的新泰人、云南的丽江人、江苏泗洪的下草湾人、贵州普定的穿洞人、台湾台南的左镇人……所在都是。

三、农业与聚落

• 人类活动第一次可以被称为“文化”，是在人类有能力生产食物之际——不论是农耕还是畜牧。有了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聚集在一起，逐渐构成社区和社群，这才是人类从合作中迈出了超越一般动物生活的一大步。我界定的文明，是人类在聚居和固定食物来源的文化基础上，再迈进一步，能做抽象思考的时候。
• 以上诸处均有相当数量的猪骨，甚至整只的猪、狗骨架，猪只系幼年的小猪，可知距今八九千年前，猪、狗已是饲养的家畜。
• 至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稻作栽培是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其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定的年代是距今一万四千多年。
• 中国地区的人类，至晚在公元前六七千年，发展了农业，也发展了定居的聚落。北方的粟作农业及黄土房屋，与南方的稻作农业及竹木建筑，都是因地制宜，各有特色。

四、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及聚合过程

• 苏秉琦将中国地区的考古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1．以燕山、长城南北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五、古代传说与族群分合

•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神农开始农业、有巢氏造居室、黄帝创制度、五帝递嬗、尧舜禹举贤禅让等种种故事。这些传说其实有不同的来源，却在逐步走向大一统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编织为共同的传说系统——这也是建构集体记忆时，人类社会常见的情形。

六、复杂社会的出现

• 村落的社会更为扩大，即超过单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会进而导致相当地区内人民产生文化认同，由此即可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意识的社群。以上两项发展，遂是构建复杂社会的条件。
• 如果神界的等级，反映人间的现实，则人间的权力结构，也可能已是层级化了。
• 良渚的首领，拥有琮、钺，是则兼具宗教领袖与军事领袖的身份。
•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会，似是一个相当层级化的复杂社会，其拥有的财富及组织能力，均非同小可。

七、中国古代文化与两河古代文化发展的比较

• 古代中国的农业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与南方的稻作农业；两河地区的农业是麦类耕作（包括大麦、小麦、黑麦与燕麦）。
• 农业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冲积平原，后续的文明发展则是在河谷平原出现。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黎明（公元前16世纪—前3世纪）

• 中国文明思想体系，亦即北方的儒家与长江流域的道家，两者相互交流影响，形成中国型思想的核心。

一、进入青铜时代

• 青铜铸品，作为小型的锋利工具，切割的功能胜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铜质脆易断，用于大型破土的农具与砍伐树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铜工具，未必能提高生产水平。用青铜制作武器，却能提高杀伤力。这一特征，也许可以解释几个青铜文化的现象：出现了专业的战士、复杂的社群，以及资源集中、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凡此，都因为铜料难得，铸铜技术又不是人人能够掌握，以致只有少数人垄断这一有效的武器，从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资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国传统所谓“三代”，正是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时期，其与青铜文化的出现，有一定的相关性。

二、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 夏代的历史，至今只有传说，未见确切可靠的考古证据。中国考古学界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从传说中夏代的地望，配合这一遗址有大型公众礼仪性的建筑，遂以为这里相当于夏代的王国都城。其实考古资料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一青铜时代初期的城市即夏都。
• 中国文字有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项造字原则，大都已见于卜辞文字。

三、华夏文明体系——西周封建与“三代”观念

• 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四、中国秩序的发展与重组——地方文化与融合

• 孔子这一类人士，不再是统治阶层的一员，却又娴熟贵族的文化。于是，这些人士遂将上层文化，传播于社会的中下层。孔子是其中最堪注意的一位失势贵族，由于他对封建文化的再阐释，上层文化理想的伦理与道德，遂获得新的普世意义。
• 总结言之，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文化，上承商周文化的传统，下启秦汉统一中国后的文化融合与浸透。主流文化的同质性与地方文化的异质性，长期共存，而且互相刺激。理想文化的神圣性，也与日常文化的世俗性，并行而不相悖。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又互相纠缠，形成中国文化的复杂与多姿多彩。

五、中国思想体系的核心成形——孔子学说及诸子百家的辩证发展

• 从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中国思想系统，有两条脉络平行发展。一条是以儒家为中心的人间秩序，一条是以阴阳五行为中心的自然秩序。

六、南方的兴起——长江流域的发展及其与中原的融合

• 北方的建筑，以夯土建筑为主，南方则是以木结构加上草泥糊墙为常见。

七、编户齐民：国家组织与人民生活

• 代替了封建而起的，是编户齐民的制度；而且，这一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 封建制度崩解后，重组国家秩序，百姓从封建束缚中离解为个人，但又以个人的身份，纳入国家组织。中国历史上编户齐民体制内的个人，不是古代希腊城邦的市民，也不是今日主权国家的公民。齐民，毋宁是许多地位相同的百姓，在统治阶层的统治下，有一定的身份，其权利为国家法律保护，同时也必须承担交税服役的义务。齐民是隶属于国家统治机构的百姓，是这一个庞大共同体的成员，但并不能分享共同体的主权。主权是属于统治阶层的，并不属于编户齐民的百姓臣民。从战国时代到今天，中国两千余年的历史上，编户齐民的体制，其实变化不多。

八、生活资源与生活方式

• 麦类的原生地是今日中东的两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麦类已传来中国地区。此时期麦类，尤其小麦，已相当普遍。
• 贵族所用的青铜器皿，大多数是礼器；日常用具，大约还是以陶器为主
• 秦汉的统一，在政治上定于一尊，但人民生活方面，不论日常起居，还是岁时节庆，依然是多元并存。

九、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色

• 中国地区只有单一书写系统，实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有密切的关系。
• 中国地区的情形，综合言之，广大地区的古代族群，在密切接触的过程中，有同一文字系统为文化发展的载具，遂能有源远流长的发展。在大突破终于发生之后，人间的关怀，二元的动态及互补，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内主要的思想模式。

第三章 中国的中国（公元前3世纪—公元2世纪）

• 秦汉帝国的制度，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农业、市场网络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

一、普世国家体制

• 秦王政，循秦国三世经营征伐，从公元前230至前221年，十年之内，吞灭六国，终于统一了当时中国文化涵盖的地区。在他治下，确立了郡县制度，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占据了一个划时代的位置。
• 汉代的皇帝制度，与秦始皇设计的皇帝制度，有两项不同处。一是察举制度与文官制度相辅而行，从此中国有了一个相当专业的官僚阶层。

二、精耕农业与市场网络

•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当是精耕农业出现最早，也延续最久的地区。
• 综合言之，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在这一个巨大的网络上，僻远地点成为边陲，而边陲的隙地，则是网络系统最不稳定之处。

三、中国文化体系的整合

• 汉代的知识分子，不断努力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系统，以与大一统的人间秩序互为表里。

四、民间的信仰

• “气”的观念，既有这一类象征特殊力量的氤氲之气，又有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前者代表宇宙间超越的力量，后者代表人体的禀赋。
• 人间的生与死，无非生命的不同方式，死后的生活还是现世生活的延伸，由动归于静，由变化归于永恒。

五、北疆游牧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接触

• 四川广汉三星堆文化，时代相当于殷商，其青铜面具有中亚风味，而出土的贝壳，则是南方海产。
• 到了东汉，匈奴为中国击溃，其残余西迁，一步一步吸收所经之处的土著族群，终于成为欧洲的大威胁。匈奴王阿提拉（Attila, 406? —453）兵临罗马帝国，已是匈奴离开蒙古故地四百年之久了。这一族群移徙，后波逐前浪，牵动整个欧亚大陆的族群分布。欧洲史上的蛮族入侵，即这一串连锁反应的后果。
• 东汉的大疫不断，终于有了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实为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中国在大疫之后，北方人口大减，未尝不是南北重心转移的一个转捩点。

六、走向南方

• 汉人进入南方，整体说来，是一个全面向前推动、渗透、同化的过程。相对来说，北方是冲突和敌对，南方是一步一步地归并到汉族文化区之内。
• 最后大规模地清理洞庭湖、鄱阳湖以南，以及皖南和东南沿海丘陵的大片山林地区，是在三国时期的吴国。
• 汉人的开拓力量，第一步是贸易，接下去是垦殖，最后是汉人的军事和政治力量。

七、佛教传入中国与道教的形成

• 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中国人的信仰，是对神祇的祭祀与对祖灵的崇敬。神祇通常是自然力的神化；祖灵是由生殖而衍生的慎终怀远，也是亲子之情的扩大。神祇与祖灵的信仰，没有深刻的教义，对人生种种终极关怀，不足以提供普世超越的解释。
• 东汉儒家思想发展，颇受官方注意。西汉晚期，谶纬之说盛极一时，也常于政治权力斗争场合，被人用作宣传得天命归属的工具。东汉皇室不愿思想界有威胁皇权的潜在机能，为此两度以皇权主持学术讨论，钦定了儒家思想的范围。
• 佛教进入中国，对于中国而言，其重要性不下于基督教进入地中海世界，而且大有过之。因为佛教未能完全笼罩中国，却激发了一个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此以后，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儒、道、佛三家互相激荡，互相影响的结果。

八、秦汉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 文献所见，汉人衣服宽博，画像石所显示，的确也是右衽的宽袍大袖。
• 茶作为饮料，于南北朝时已经风行。茶的原产地是中国西南部，汉代的“槚”，实是茶的原名。

九、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

• 文化的统一，早于政治的统一，实为两大帝国兴起时共同的现象。

一、秦汉帝国的崩解

• 秦汉建立的中国文化秩序，并未随东汉覆亡而消失。三国两晋与南北朝三百余年，正是重整这一普世秩序的过程。隋唐秩序是秦汉秩序的延续，也是秦汉秩序的扩大。秦汉秩序的若干成分，在这一重整过程中，有相当程度的增减、转变与调适，却不是彻底的改变。

二、中国与周边民族

• 鲜卑族在五胡之中最后占了上风，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由宇文氏与高氏分裂北魏，建立北周、北齐，三者总称为“北朝”，将五胡十六国的分裂局面，合为一个北方中国的征服王朝。隋唐帝国再度统一中国，毋宁是北朝的延续。

三、佛教的影响

• 在南北朝时，中国的北方是胡人建立的政权，与佛教同是由外面进入中国；北方的中国知识分子转化为据守坞堡的地方大族，儒家已失去“官学”的政治支持。于是，佛教的僧侣无所顾忌，颇有挥洒余地。至于南方的政权，也受制于地方势力，没有庇护旧官学的力量。凡此，都使一个外来宗教有了发展空间。
• 中国文化中也有灵魂观念，不过，王充诸人也都质疑灵魂能否存在于形体之外。这一议题的辩论，以范缜《神灭论》最为激烈，以为刀在，有锋利；刀不在，锋利何所寄托！
• 儒家与佛、道，自中古以后，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成分，三者之间，佛、道两家，既有竞争，又有交融；儒家与佛、道，则是入世与出世两途之间，互相背反，却又彼此互补。这一局面，至今犹见其余绪。

四、文学与艺术

• 这一抒情、叙事两不相宜的文体，居然绵延八代之久，直到韩愈才高举古文运动大旗，提倡以秦汉已发达的散文代替骈体文。从此以后，骈体文只用于礼仪的场合。韩愈掀起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与近代的五四运动前后辉映。

五、天文、数学与医药

• 中国传统历法是太阳年太阴月的阴阳合历。
• 祖氏父子的数学，合编为《缀术》一书，唐代算学馆列为教材，并曾经传布于日本、朝鲜，但后来该书失传
• 中国医学与中国数学一样，采取“问题取向”及“实用取向”，两者都有卓越的成绩，但也难以超越医术与算术，腾跃为以病理学与逻辑思维为基础的学术领域。
• 隋唐时代，既有国家设立的专门学府，国家又经常支持专家合组团队，编制专书，如《新修本草》。有了这种学术力量凝聚的临界点，才可有集体的研究工作，将学术发展推上一层楼。

六、中古的衣食住行

• 在饮食方面，面食逐渐流行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 东汉末季，中国曾有大疫，当时南方林莽未辟之处仍多，地方潮湿，传染病最易传布，沸水饮茶的习惯，无形中有了一道卫生防线。自此以后，中国未再有过汉末那种规模的大疫。
• 日本习于唐风，着屐之风至今未改，堪为唐人生活的写照。

七、经济形态的转变

• 人类经济生活一旦有了交换行为，即已发展为生产与消费的互相作用，而以市场为其中联系的枢纽。消费数量当然以人口数量为基本要件，市场又以交通为其重要因素
• 隋唐时代经济能够突飞猛进，当由于两个因素，一是人口增多，一是交通方便。前者提供消费市场，后者加强交换机制。
• 唐代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中国有四个层次的交通中心，成为全国庞大道路网络的联结点。
• 唐玄宗时，大将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败于阿拉伯军（751），唐军的造纸工匠被俘，将中国造纸技术传入阿拉伯，自此撒马尔罕纸闻名欧亚，取代了羊皮及埃及莎草片。自此，造纸技术逐步传入欧洲各地。

八、民族关系

• 东汉后半期，西、北两边边境民族已逐渐渗入中国，开启中古时期五胡乱华的序幕
• 北魏分裂为二，北周宇文氏原出鲜卑宇文部，却尽力融合胡汉；而北齐高氏，据说是渤海汉人，反而扬胡抑汉，以致河北的华化不如关陇。隋唐之世，河北常如化外，安史之乱起于渔阳，不是没有历史背景。
• 回溯过去，安史之乱的根本性质，其实不是强藩反叛中央，毋宁与北魏六镇之乱相似，乃是胡化地区对汉人中央政府的反扑。
• 因此，南方的民族关系，不若北方紧张；当然，汉人南下，冲突还是在所难免，只是痕迹不如北方之深。
• 中古时代，中国经历七八百年的民族重整过程，原有“汉人”的中国人口，在接纳无数北方、南方的外族成分，形成一个新的庞大而多元的民族。这个民族不是由血统界定的种族，而是认同于一个文化传统，却又呈现多元性的人群。

九、中国对外关系

• 在中古的前期，中国北部对外关系承受着诸族入侵的交互作用，每当草原上的主力进入中国后，接续就会出现新的力量重新组合草原上的余众。
• 羁縻州府的制度，可以解释为中国对于四邻外族的宗主权。如果以内地诸道为中国本部，则羁縻州府是外延的延长线，形成本部的外围。
• 中古时期前半段，中国是内敛的，于积累足够的文化与经济能量后，在中古后半段，中国是开张的，遂成为东亚文化经济与政治秩序的中心。

十、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的比较

• 唐帝国与伊斯兰帝国属于同一时代，只是伊斯兰帝国阿拔斯王朝延伸到1258年，时间跨度比唐帝国长
• 唐代中叶以后，世家大族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减。经过考试进入文官体系的儒生，逐渐构成一个新的士大夫阶层
• 阿拔斯王朝后期，突厥将军跋扈，任意拥立废黜君王，年轻的哈里发如同傀儡。各省总督也往往割据自立。“苏丹”（指挥官）的名衔竟如君主，后来伊斯兰世界的国君，遂以苏丹为号，不再是哈里发了。
• 伊斯兰文化的中心思想是人对唯一真神的无条件服从与尊崇，人的地位十分卑下，但又因为这一种真神是独一无二的，伊斯兰信仰本质遂是排他的。儒、道、佛三家融合为中国普世秩序的中心思想，“人”是尊贵的，“人心”是宇宙万物观照与理解之所在。佛教“境由心造”与儒家“事在人为”两项观念，在中国融合为一。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对而言，前者借重于人以外的神力，后者注视于人的内在完美。

一、中古后期的中国与列国体制

• 而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形同独立，延续了胡化的文化传统。在这一基础上，中原与北族对抗的形势，遂由长城代表的农牧交界，南移为以北方中间地带分隔的南北对峙。

二、北族政权与汉人世界

•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外来族群进入汉地，居住久了，大致都接受汉化。
• 明代兴起，蒙古政权回到大漠南北的人众只有六个“万户”，那些探马赤军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了！中国的人口，也因此吸收了不少外来成分。
• 朱元璋取天下，为刘邦以来所仅见，却与魏晋以至隋唐诸代的更迭大不相同。其间缘故，当是宋元以下，过去以世家大族累积势力的情形不再见于中国。三个征服王朝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而南宋疆域之内，自从六朝以后，早已不见世家，遂致以社会精英家族力量为基础的社会势力从此式微。凭借民间宗教为组织核心的社区力量，则此起彼伏，挑战皇权。

三、东亚经济圈的形成

• 宋代四大镇，原来都不是城市，只因为经济功能，于是蔚为大镇。四镇之景德镇以产瓷为主，佛山镇以冶铸铁器为主，两者都因特定产业而兴盛。这两项产业的产品，兼有内销与国际市场，盛况遂能持续数百年之久。
• 中东的伊斯兰世界依仗地理之便，垄断东西贸易的利润，维持了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在大西洋海运开辟之后，中东地区即丧失了地理优势。伊斯兰世界在15世纪之后渐趋衰落，实与此一形势的转换有相当的关系。
• 中古时代的中国，不仅已纳入亚洲整体性的经济网络，而且中国在中亚——东亚长程贸易居于商品的供应者地位，而在海道方面的国际经济，中国货币更是国际通货。经由中国为中心，东方与西方的经济正在趋于整合为整体的网络。

四、经济与多元网络

• 北宋时，东南不仅农产丰富，当时几项重要的产业，如丝绸、瓷器、冶铁、铸铜等都在长江以南。海外贸易的主要商港也都在南方。因此，靖康之后，南宋以半壁江山，不仅足以自存，而且殷富更甚于北宋。于是，中国本部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开了，经济中心移向东南。
• 中古后期的中国，从大单位言，有互不相属的大小国家对峙并存，中国无复有“天朝体制”或“天可汗体制”，毋宁是多元的列国体制。从中国本部言，宋代政治、经济、军事，至少有三股力量彼此牵制，也是一种多元的复杂系统。此外，又有若干地区构成单元，存在于中国共同体之内。整合这一共同体的力量，是市场网络的经济圈，却未必是政治与军事力量。当时的中国大致是复杂系统的共同体，而由强大的经济力量提供了整合多元的动能。

五、宋代以来的知识阶层

• 宋代科举比较能得人才，推究其中缘故，当因考试制度严密，弥封考卷，关说无所插手，考者不靠真才实学，颇难躐等。
• 宋代恢复教育，中央地方都有学校。宋代官学值得注意者，一是学校设有主持讲学的“直讲”，学生有了固定的老师；二是太学以至地方学校，往往有政府专拨的学田，供给学校开销。有教员，有校产，宋代官学不再仅为一个职司教育的办事单位，较之汉唐之世，宋代官学颇有足以自立的基础了。
• 宋代儒学，派别甚多，北宋时有地区性的学派，南宋有朱、陆的理学、心学之分。到了元代，朱子学独盛，四书的朱注成为正统，中国的学术思想定于一尊。至明代王阳明学派崛起，才有足以对抗的学说。
• 北宋毕昇创为活字排印，为世界最早的印刷术。
• 近古以来，中国读书人社会地位之崇高，也当自宋代开始，虽经元代的低落，明清两代又恢复宋代的情形了。

六、思想的多元与整合

• 启示与救赎的希望，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诉求。

七、近古科学与技术的发展

• 科学史家李约瑟以1500年为分水岭，此时以前，中国科技发达程度不是欧洲可以比拟的；但在1500年以后，欧洲发展了现代科技，从此人类文化一变旧貌。
• 北宋一代，国子监中“算学”一科时设时废，即使民间有杰出的科学人才，例如沈括，于数学及科学思考均有足以启发后人之处，官府也不予重视。北宋终究不是数学发达的时代。
• 珠算的算盘出世，中国的数学盛世也终结了，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方便而不用深思的实用计算工具，是否削弱了一般人发展数学推理能力的动机？凡此都是值得推敲的课程。
• 天文学与数学是姐妹学科，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天文学、历学与数学更是密不可分。
• 这些北方的学者，身处北族征服地区，也许正因为已经绝念于中国读书人的以儒术取功名，他们竟有较为自由开放的求知态度，不再为正统思想桎梏。同时，他们的学问遂偏于实用。在乱世，实用的知识，也是谋生的本领
• 元代工业生产不啻经历了先集中再分散的过程。在前一阶段，生产技术有所进步；在后一阶段，工人又可回到私家经营，足以发挥工作的积极性
• 综合以上科学与工艺技术诸项发展，宋元的变化，大致可归纳为多元文化的刺激、专业化的专精、市场的需求等三个方面，都有助于元代在宋代已具有的基础上，向前又推进一步。

八、近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 女性生活最大的变化，当是五代以后逐渐流行的缠足习惯。
• 制作砂糖这一项技术是印度人发明的，唐末引进中国，宋代已普遍使用砂糖
• 元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1330）当是中国第一部讨论营养学的专著。
• 金元四大家均出现于中国北方，其地区与数学北方学派的地域相叠合。这一地区是汉地，却已长期在汉人地方势力与北族政权控制之下，为南宋治权所不及。这样的“瓯脱”地带，文化传统可能较弱，学者可以突破传统的思考，于是竟能别出机杼，创新观念。

九、近古中国与东亚转型的特色

• 宋代知识分子不分儒、道、佛三家，其关怀都在人间，可谓由玄理转向实践，由“神圣”转向日常的人生。
• 中国当时的都市，不同于欧洲的自由城市；中国的“个人自主性”的个人，仍是归属于强固的社区社群共同体之中，也不同于欧洲“个人自由”的性质。

一、明代中国文化体系的僵化

• 这一设定的时点，是反映世界史的断代意义。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感觉到全人类的历史已将汇合为一。中国依然自以为中央之国，中国人依然浸润在中国文化之中，如鱼在水中。
• 今日中外视为世界巨大工程之一的长城，其实不是秦汉以来的边塞，而是明代建筑的边墙！
• 秦汉的障塞是开放的，明代的边墙是封闭的。城墙如堤岸，在压力甚大时，还是会溃决。在心态上，这一条边墙分隔胡汉，汉人世界自我设限，是内敛的，而不是开展的；是封闭的，而不是出击的。
• 面向南方的海洋，明代中国的态度则在开放与闭关之间摆动，而终于趋向闭关。
• 凡此种种，无不反映明朝政府守势内敛的心态。明祚二百余年，其实不能与汉唐泱泱大国之风相提并论。其中缘故，可能由于开国之初，太祖立下“皇明祖训”，严嘱子孙不得轻易改变他订立的典章制度。固然后世皇帝破坏“祖训”之处不少，这一保守的基调是一锤定音，以致明代政治难有改革。

二、人口与生活资源

• 近来二三百年，中国人口增加幅度巨大，可说是由明代开始的趋势。
• 引进新作物中，最为重要者为番薯与玉米。
• 花生，又名落花生、长生果，原产地是南美洲，其特性为落地入土即可存活，宜于沙地，又不厌盐碱，是海埔新生地最适宜的作物。
• 马铃薯又名洋芋、土豆，各地名称不一。明代晚期传入闽、台一带，旋即传入中国西南各省，清代则又传入北方。但是，马铃薯的普遍性，至近代为盛，在明代远不如番薯之常见。
• 这些栽种果树的规定，正式的理由是“以备荒歉”，栽种桑麻是为了“衣被天下”，实际上则是鼓励百姓多种经营，以增加生活资源。
• 明代人口、田亩的增加是互为因果的发展。在生活资源方面，明代初期是休养生息，以官方政策鼓励增加生活资源。明代中叶，新引入中国的外来作物，增加了食物的种类，也增加了田亩面积。小农庄的多种经营，从精耕细作的基础上发展为家畜、水产食品、肥料供应与土地利用，都结合为一个整体的生产系统。

三、大海波涛

• 15世纪后叶，欧洲人开始探索东来亚洲的航道，其动机是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于1453年占领君士坦丁堡，隔绝欧、亚路经中东的贸易路线，西欧诸国不得不另寻航道东来。
• 中国前往南洋（明代的西洋），并不经过沿海的台湾与海南两个大岛，于是台湾的发展并不在宋元，也不在明初，却须在大洋航路开通之后。而海南岛甚至不在大洋航路上，也就始终只是中国南海一岛而已。
• 倭寇之中，据当时记载，真倭不过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中国人占了很大的比例。利之所在，自然有人冒死趋逐。
• 华人前往垦殖及经营商业的人口多达数万，万历三十三年（1605）西班牙人屠杀华人，即有两万余人之多，可知华人居留之众。
• 在西方列强角逐于风涛之间，强力建立殖民帝国时，明对于已在海外有基业的中国人，取缔防范，甚至如郑和械送旧港头目，回国处死！以致华人只能以非法手段，全仗民间财力物力，与西方诸国及日本抗争于海上。过了16世纪，中国遂不再有参加海上竞争的机会了。

四、第一波西潮

• 利玛窦则成功地与中国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诸人交好，并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影响巨大深远，堪谓中西文化交流的肇祖。
• 在礼仪方面，利氏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并非崇拜，而是纪念
•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19世纪基督教新教随着西方经济与武力优势进入中国，传教士竟不须有深厚学术与思想的辩论，即可在中国所向披靡！真令史家扼腕叹息。
• 利氏的《坤舆万国全图》，实为中文第一部世界舆图。其中的中国地图，也是第一次以投影法编制的中国地图。

五、明代的工业

• 明代讨论工艺技术的大型丛书，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及茅元仪的《武备志》。
• 纺织业无疑是明代生产事业之中最为发达者。
• 红铜加锡可得青铜，加锌（中国称为倭铅）则是黄铜。
• 中国传统的工艺技术，经过这一形态的专业保护，工人有精益求精的意愿；但是，另一方面，手工业者也易有故步自封的习惯，更由于师徒相承，或父子传代，一门手艺不易推广，甚至易于失传。
• 简言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与生产事业脱节，以致学术与工艺之间，缺少彼此刺激的机制；也许，这是明代以后中国终于在工业化方面脱队的原因了。

六、明代的市场经济

• 海内外都爱用三吴产品，三吴产品遂越精美，价值越高。工人精益求精，附加价值又随着提高，这一循环使江南产业资本迅速累积，生产规模日益扩大
• 从货币使用的情形言，宋元时代出现了纸币，元代的宝钞制度，明代也沿用。但是，明代政府掌握了银矿与铜矿较丰富的云南，再加上大洋航道开通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货币又改为银铜并用的金属货币，避免了纸币因为大量发行引发的贬值问题。

七、南北经济社会的差异

• 在南北朝以前，中国最繁荣富庶的地区是中原。广义的中原，包括今日所谓北五省（河南、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狭义言之，则是黄河中游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自唐中叶以后，北方多经战乱，渐渐凋敝，南方则战乱较少，加上气候温和，发展农业的条件较佳，于是浸浸然在人口与财富两方面都超越了北方。
• 明代有“开中”制度，以“盐引”为报酬，鼓励商户在北方军事要地及首都附近输粮实仓。

八、明代思想的转变

• 王艮接受王学良知的观念，认为心有所向便是欲，心有所见便是妄，无所向无所见便是无极而太极，心中空寂无一物，良知便自然涌出。
• 何心隐提出人人平等及自发组织的理想社会，当然为明代皇权不兼容，他也终于以身殉其自由的思想。
• 明代中叶以后，有了如此追寻人间个人主体性的学风，再加上南方经济发展，士大夫不再专擅学术与文化活动，于是明代后半期的文学、戏剧、艺术诸方面，也出现了浪漫精神的风气。
• 明代中叶，昆曲兴起，经过魏良辅的改革，吸收南北曲艺长处，甚至引入江南民歌小调，又经江南文人学士的帮助，昆曲遂一跃而为戏剧主流。
• 明、清之交，国亡家破，顾炎武、黄宗羲痛心之余，对于中国的文化，包括政治制度与思想方式，均有深刻的检讨，其破陈立新的精神仍是与嘉靖、万历以来的文化风气，有传承，但也有批判。这种风气，堪称中国近古以来的一段启蒙精神。如果没有清代严酷的威权压制，斩断了这一段反思的检讨与创新的尝试，中国文化后来的演变，或未必再有三百年的僵化。

九、明代中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

• 明代政府的财政似乎并未因为南方经济繁荣而有所裨益，一则对外战事耗费不少，二则官员贪黩成风，三则政府税源仍以田赋与徭役为主，并未合理开拓商税及工业税。这三者之中，最后一项事涉财政结构，也许是关键所在。
• 西班牙极盛时的巴洛克艺术风格，富丽烦琐，装饰重于内涵，倒与清乾隆时代的风格有异曲同工之处，远远不如明代家具的素朴与明代青花瓷器的淡雅！

十、明朝时的台湾

• 郑芝龙与日本平户的领主夙有关系，在日本娶妻，生了郑成功。
• 1662年，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明国姓延平王的政权，奉桂王永历正朔，延已倾的明祚于海外，至1683年施琅率清兵入台，明郑政权延续二十二年之久。

一、清帝国的性质

• 鲜卑—契丹—女真一系，其实即满人的同族先驱，清朝却在组织方面有其特色，建立了最为持久的皇朝。
• 满、蒙之百年婚姻纽带，强固地融合了清朝皇室对蒙古地区的控制。
• 满、蒙融合为一体，是中国历史的大事。

二、台湾的开发

• 台湾在清治二百年间，人口激增，地方行政单位（府、州、县、厅）逐渐增加，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升级为行省。
• 清初，有数百万人之多的湖广人口，大量移入川陕汉水流域及四川盆地，即所谓“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
• 汉人以组织力量及文化优势反客为主，逐渐使全台成为汉人的天下：平埔番几乎全部汉化，他们的子孙已与汉人融合为一；山地的土著，则局促于高山及东部的后山，成为台湾的弱势族群。

三、清初民族与文化冲突问题

• 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辨，即以文化为天下，而且他认为保国是统治阶层（其君其臣）的事，保天下则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 以此推测，在他的理念之中，天下生民百姓的福祉，当比民族大义更重要。至于朝代更迭，由他对于君主制度的批判言，本来就不是关心的重点。
• 经过康熙一朝的休养生息，中国百姓生活安定，习惯了清朝的统治，亡国之痛已不在年轻一代的回忆之中。

四、清代学术风气

• 明代清谈之风，不下于魏晋玄学，学者大多不务实际。明代覆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反省中国文化及明代制度的缺陷，指出士大夫只务游谈，不通世务的风气，应是中国致败的病象之一。
• 中国传统学问，义理、辞章、考据三个部分中，辞章是文学创作的领域，考据则是义理的根本功夫。没有可靠的典籍，而后谈义理，难免会有无根据的猜测，由此取得的阐释，也未能免于主观的陈述。
• 英国学者研究的是宇宙间事务之理，并强调实际的验证。中国乾嘉的学术社群，则研究由古代传承的典籍，其工作是注解与疏证，却不在理念与思想，更不论由已知开拓未知。

五、民间社会组织

• 清代以来，关帝由战神演变为财神，其变化是否与山西人的信仰有关，当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课题。
• ，祭祀圈也构成生活共同体，社区居民由此合作，从事水利、社会救济等诸项事务，社区终于形成一个经济圈。
• 这一庞大网络的联系功能及由此发动的动员功能，常可超越地区的局限，发挥巨大的社会潜能。
• 地缘、职业与祭祀活动构成的同乡观念，实为皇朝政治权力之外的社会认同。在政治权力触及地方利益时，地缘性的社会力量即可能发挥牵制，甚至抵消政治权力的作用。
• 儒家的伦理理念，加上佛教的果报观念及道教的宇宙观、生命理论，事实上已融合为一套中国人的人生观及宗教观。

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 康熙二十八年（1689），俄国派遣使节来华讨论边界问题，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确认黑龙江一带的边界线，俄人拆除雅克萨城，撤回军队——这是中国第一次与欧洲国家签订的国际条约，除了中、俄文字，还有拉丁文为条约的正式文字

七、清代的商业活动

• 清代经济体的扩大，因素甚多：人口增加、农业生产面积增加；城镇市场增多，尤其过去市场活动不够活跃地区，有较为密集的市镇；交通路线的开通与加密，则是资源流动速度与密集度的增加。以上三者，均使清代国内市场有延续二百年的成长。
• 山西产铜又产醋，置铜片于醋中，很快即有铜绿，再刮取铜绿作为颜料。山西商人并因此向四川采购锰铁化合物，生产红色颜料，发展出颜料供销的独控事业！最有名的即晋商颜料商号“西裕成”累积资本，最终转化为山西著名票号“日升昌”的故事！

八、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接触

• 耶稣会会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相对而言，欧洲的启蒙运动却借中国文化为参考资料，深刻检讨了自己的文化现况，引发了巨大的文化变革。

九、通俗文化

• 说唱表演，在北方是鼓书，在南方为弹词，八旗子弟唱的是太平歌，还有庙前劝善的宝卷、佛曲与道情……
• 北方说唱以演义为多，南方说唱则以儿女感情的故事为多
• 乾隆六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祝寿。万寿过后，徽班留在北京，居然从此发展为全国性的剧种——京戏！
• 中国人的知识系统，事实上已一分为二：一套是知识分子拥有的历史观与伦理观，另一套是民间建构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十、当时的欧洲

• 科学的探讨与实证，代替了过去神学的教条与武断，社会契约论及法律观念也替代了君权，从此以后，一般平民尝试用选票决定如何治理自己的国家。
• 当时亚洲有三个疆域广袤的古老帝国，大清帝国居其一，另外两个是中东的奥斯曼帝国与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 于是，正在西方迈步发展时，清代的中国却在自满的沉睡之中。因此，拿破仑才会说，不要惊醒这个沉睡中的巨人！

一、内乱与外患

• 乾隆六十年（1795），一般以为是清代的盛世，其实正是中国文化活力枯竭，经济实力不进反退的时代。
• 这一次大战，中国人炼铸了强烈的国族意识。欧洲的民族国家，是以单一民族为基础。中国本是“天下国家”，在“中国”观念的普世秩序下，曾包含许多族群。中国固然也是一个文化观念，但其中也容纳了许多地方性的差异。20世纪的中国国族，竟形成一个世界最庞大的共同体！
• 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近古诸族为了摆脱天主教秩序，而各自建构祖源的方向背道而驰。

二、中国近代经济的改变

• 鸦片战争对中国造成的灾害，不仅在于其本身的毒性，也害及当时中国的经济，使中国从贸易顺差一变为逆差。
• 近代中国以城市为基础的经济，其最初发轫点，自然是舶来商品侵入中国市场。其他改变中国经济形态的因素，一是交通道路设施，一是现代工厂的生产。两者都由引入外资开始，再逐渐有中国自己的延伸发展。
• 1937至1945年八年抗日战争期间，一方面传统经济形态的市场网络，又在内地及游击区再度发挥其功能，维持了中国抗战的耐力；另一方面，由沿海迁入内地的千百家“迁川工厂”，在西南重新装配，投入生产。这些残破的工厂，为中国内地的工业奠定了基础。因此，八年抗战，竟意外促进了沿海工业延展内地的效应，为1950年以后的中国工业化，发挥了催化作用。

三、教育制度的改变

• 近代教育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疏离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之事。
• 黄仁宇曾提出：国民政府为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结构。中国的近代教育建设，毋宁是这一上层结构的主要力量。黄氏指出，1949年后则建立了以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这两层结构的整合，尚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只有在上下两层焊接时，中国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的断裂，才可能成功地融合。

四、近代中国的武化现象

• 此处所谓的“武化”，意指军人（包括由文人转任的将领），以武装力量取得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并且逐步攫取经济资源，主宰部分甚至整个国家的权力。近代中国武化过程，当是由湘军崛起为其起点。
• 国军即党军，而党军又效忠蒋氏，形同私人部属——这是蒋氏独裁体制的资本，国民党元老都不得不对他俯首服从。
• 但庞大的武力，终究是人力物力的浪费。中国百年来建设不如人意，其中有相当程度是由于耗费巨资于维持武装力量。中国近代，其实是以武力“强制”的时代，居然借此手段还维持了百年之久，而未为外人吞灭。此是历史的吊诡，其实并不是预定的，更不是预知的，也不应以此为理由，支持“武化”为常态。

五、都会文化的勃兴

• 都会区最重要的功能还是在观念、信息的汇聚与放射，出版事业即发挥了这一功能。

六、时代思想与文化变迁

• 龚自珍与魏源分别代表了两种态度。龚自珍返求诸己，指陈中国本身的毛病在皇帝制度与知识分子的科举文化，并且从“公羊三世”理论，引申中国正在“据乱”衰世。魏源则着眼于“知彼”，从西洋文化与制度，寻找彼伸我黜的缘故，是以撰作《海国图志》，俾使中国人知道对手的情形。
• 凡此社会进化论与科学主义的信念，笼罩中国知识界有近百年之久，至今未见消减。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方面，这两项信念的影响，其实相当程度地误导了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方向。
• 再以舞台剧的发展言，新文学运动的舞台剧（话剧）是经由日本间接移植了易卜生（l828—1906）等人的西洋舞台剧。纵的方向，未能与中国元明以来的戏曲传统接轨；横的方向，也未能汲取希腊古典与莎士比亚戏剧的西洋传统，以致滋养不足，至今不成气候。
• 五四运动高举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然而两者在中国均未有顺畅的发展：科学主义终究是一种信仰，未能帮助严肃的学术生根茁壮；民主沦于模糊的选举行为，可能也是由于提倡民主时，乏人认真地检验西方数千年民主政治发展途径上的种种演变及其相伴的条件，遂以为移植民主可以一蹴而就！

七、中国近代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

• “革命”一词，在古代是天命更易。在近代，政治革命通常意指：对于当时制度与秩序不满的人群，秉持一定的理念，由下而上发动群众力量，推翻统治者，建立新政权，而且随着新体制当权，通常还进行社会革命，改变社会价值，以贯彻掀起革命的理念。
• 缙绅士大夫的社会力量，足以颉颃政治权力——这一股社会力，不见于帝俄社会。
• 黄仁宇以为蒋介石建立了近代中国的上层结构，毛泽东重建了农村为基础的下层结构，当可由上述分析觇见其过程。今日的农村，一部分已转化为城乡之间的混合体，一部分则被搁置在旁了。只有在钟摆荡到中间时，中国才算走完百年的坎坷。

八、中国维新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比较

• 中国明清的缙绅，并不具武士性质，却是地方社区的精英。他们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凭借同族、同寅、同事、戚谊等种种关系，编织为庞大的网络，大则涵盖全国，小则笼罩一乡。缙绅士大夫的向背，在皇朝嬗代、政局转变之际，都有决定性的作用。

九、台湾百年的变化

• 自1895年清廷割台，至1945年台湾回到中国，台湾人民内心的悲苦，可为一掬辛酸之泪。

后言

• 今日科技文明、工业生产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国族范围的民主政治，能纳入中国文化的以仁为己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文精神，以补救其失去“上帝”之后的困窘；能纳入印度文化众生平等的观念，以矫正人类的妄自尊大；能纳入伊斯兰文化对自然的尊重，以匡正人类浪费资源、毁坏环境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