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出版说明
- 百年前，张之洞尝劝学曰：“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
- 学术名著丛书”之编纂，其意正在于此，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收纳各学科学派名家名作，以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新变，探求中华现代学术之根基
序 言
- 官僚资本与官僚政治的密切关系是非常明白的。
- 中国官僚政治形态，是属于那些社会文化事象之一，它将和中国社会突出的宗法组织、伦理传统、儒家思想等等，同样成为我们所提论到的中国社会经济特殊发展规律是否正确的考验。
- 过分渲染一种急待除去的东西的丑恶和过分渲染一种急待实现的东西的美好，也许在宣传上是非常必要的，但同样会妨碍科学上的认识。
- 俨然和中国政治史同其悠久的官僚政治，像斩除了随即又新生起来的九头蛇似的怪物，它许久许久就在以不绝的“复活”，而在人们心目中，特别在官僚意像中，保证其“永生”。
- 中国社会长期停滞问题，地主经济封建形态问题，官僚主义、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的混一问题，官民对立问题，旧士大夫的阶级性问题，封建剥削性问题，儒家学说长期作为代表意识形态问题，商工市民阶级不易抬头问题，新旧官僚政治的差异问题，中国民主政治与土地改造的必然关联问题……
第一篇 论所谓官僚政治
- 官僚政治一语，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上。那种政治制度的性质，惯把行政当作例行故事处理，谈不到机动；遇事拖延不决，不重实验。在极端场合，官僚且会变成世袭阶级，把一切政治措施，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
- 比如说，讲形式、打官腔、遇事但求公式上能交代、一味被动的刻板的应付、一味把责任向上或向下推诿……诸如此类，都是所谓官僚主义的作风，这作风，确
- 技术性的官僚作风，不但可能在一切设官而治的社会存在，在政府机关存在，且可能如拉斯基教授所说，在一切大规模机构，如教会、公司，乃至学校中存在，可是，真正的官僚政治，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典型的官僚政治，却只允许在任何社会的某一历史阶段存在，
二
- 在那个过渡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亦不是民主的，却是在大小贵族与商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制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
- 整个中世纪，似乎总存在着一个理想，想把文明世界统一于一个政府、一个基督教共和国，它同时是教会，又是国家。
- 官僚政治是专制政治的副产物和补充物。
三
- 我则只承认官僚政治下的官僚是贵族的转型物，封建的贵族政治是不能把官僚政治作为它的副产物的。
- 无论那个国家，它如其尚是专制的，要伸张王权，虽然不能不限制并打击贵族，但为了使统治稳定，仍得利用贵族，迁就贵族，如是所谓官僚，就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大抵是由贵族转化过来的。
- 在典型的封建政治下，大大小小的贵族是自己在那里为自己行使统治，在名分上，尽管小贵族对较大贵族维持着一定的依属关系、隶从关系，但实质上，他是所在属地的绝对支配者；到了过渡的专制政体下，充当官吏的贵族，已不是以贵族的身分行使治理，而是以国王的仆役的资格行使治理，再进一步到了典型的民主政治形态下，他们又不是国王或专制君主的仆役，而是通过宪法、通过选举、通过国会，变为人民，至少是变为商工市民阶级的公仆或政治的雇佣者了。
- 但当作一个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却是要随着专制主义政治的没落而丧失其存在的
二
- 立法权是国王的，行政权却全落到官僚手中了，官僚政治就这样配合起了专制政体的要求。
- 这几种基本的立法权取得了，英国议会政治就把它的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冲淡了。
- 法国官僚系统为了剪除旧来贵族给予他们的政治阻碍，在路易十四时代，就设计出了一个让贵族自行糜烂、自行腐化的奢侈豪华的凡尔赛宫，可是，贵族阶级的政治阻力虽由此减弱了，法国整个国民经济却由于此种浪费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而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可能性也相应被堵截了，资产阶级对于王权、对于官僚政治的斗争，自然就颇不够劲。
- 法国贵族可以用金钱购买，议员也可以用金钱购买，他们把贵族、议员的头衔一购买到手，就想以拥护统治特权、反对任何改革来一本万利的收回其所支付了的代价。
三
- 行政的集中管理，由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机构的建立，官吏服务条件（如为避免因缘舞弊，不许在本市、本省做官等等）的确立，特别是公私财政的明确划分，差不多成为此后将近一个世纪中德国行政上的规范
- 德国的专制君主，虽不像英国国王那样，说“国王出自上帝”，也不像法国国王那样说，“朕即国家”，而只是较谦抑的说：“皇帝不是专制的主人，但只是国家的第一个臣仆”（斐特烈大帝语），然而，语言的表现，并不能改变事物的本质。
- “无论如何小的官吏，甚至一个管理沙皇的鞋子的官吏，可以为了自己利益任意破坏政府的命令。”
- “官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忽视现实，专讲形式。在政府下级机关可以解决的问题，而又不需要详细规定的事，却要提交上级机关以延长时日。很小的一个问题，故意咬文嚼字终久得不到最后解决。机关虽多，办事迟缓……视人民如牛马，因而发生强夺、利诱、贿赂、藐视国法、狡猾、欺诈的现象。”
- 特别是解放农奴来平抑全国人民对于它那种腐败、暴虐统治的责难与怨愤。但农村传统生产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国民经济或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无法抬起头来，它所施行的立宪步骤，就比之德国还要不彻底得多。
四
- 官僚政治是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社会之过渡历史阶段的产物，同时还知道：某一个国家的传统封建关系愈强固，它的自由经济发展愈困难，它在此过渡阶段的官僚主义政治，就愈加要混合着专制主义、封建主义，而表现得更持续、更露骨。反之，一切当然是另一个形相。
- 资产阶级长期的统治，现在只有像在美国这种国家才有可能，因为美国本来就没有封建制度存在，而社会开始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
- 美国如其一步一步走上国家资本主义或独占资本垄断之路，它的政治将不可避免的要极权化、官僚主义化。
- 但我相信，一个私有财产制不存在的社会，一般生产大众皆有政治发言权的社会，任何一种当作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形态是决计无法生根的。
第三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
- （三）贯彻性——那是指着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的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二
- 官僚政治是当作专制政体的一种配合物或补充物而产生的，专制政体不存在，当作一种社会体制看的官僚政治也无法存在
- 谭复生所谓“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
- 秦代的官僚政客是在封建贵族政治崩溃过程中养成的，而秦后各朝代的官僚政客，则都是在官僚政治局面下养成的
三
- 与外国官僚政治相较量，中国官僚政治其所以能显出包容的特性，就因中国官僚政治在较长期的发展过程上，渐逐发现了并在某种限度创出了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象和体制。
- 中国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制和宗法组织，虽然是在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
- 而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来维持，而是靠宗法、靠纲常、靠下层对上层的绝对服从；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代替“法治”。
- 学术、思想，乃至教育本身，完全变为政治的工具，政治的作用和渗透力就会达到政治本身活动所不能达到的一切领域了。
四
- 中国政治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何等基本权利观念，所以，任何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他们很少在法的范围内去考虑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判的。
- 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变成最强固、最不易改变。
五
- “道一风同”的局面一经造成，治化上显出的贯彻作用也就既深且大了。反过来讲，这些又是官僚统治得以长久维持的原因。
第四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
- 专制的官僚的政治，作为一个社会体制来看，一般是产生在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我们如其不能把秦汉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理解为那种性质的过渡社会，则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究是如何产生的呢？
二
- 说官僚政治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说专制的官僚的政治是产生于近代初期，由封建社会移向资本社会的过渡历史阶段，那是近代国家观和近代政治史所提供我们的一种认识。
- 以为灌溉对东方、对中国经济有决定的重要意义，因为要讲求水利，要有集中的组织，要有特殊技术人材，于是才产生专制国家，产生有学问的治水工程师——官僚
- 第二，以“外敌”来说明。
- 第三，以士的创造力量来说明。
三
- 对封建制有全面决定作用的因素，乃是主要由农业劳动力与土地这种自然力相结合的生产方式。
- 但那种变化，至多不过是在政治上说，把非集中的贵族统治的封建形态，转变为集中的专制官僚统治的封建形态；在经济上说，把分田制禄的领主经济（Landlord Economy）封建形态，转变为“履亩而税”、佃田而租的地主经济（Landowner Economy）封建形态。
- 但问题不在领土、领民以何种方式支配，而在支配领土、领民的所谓支配阶级究是寄生于那种形态的生产上面。周代对其领内可以榨取的农奴劳动剩余，直接让诸子功臣分别自己处理，而秦代及其以后王朝的帝王，则把那些形式上较自由的农奴或农民的劳动剩余，全部以赋税形式收归己有。然后再由俸给的形式，“以公赋税重赏赐之”。可见秦及其以后的官僚主义的专制机构，与周代的封建机构，同是寄生于农奴生产形态上面。
- 治水事业的推行，确能在某些场合，加强专制的官僚的统治，但决不是专制官僚统治由治水要求而产生，而是它的反面。大规模的讲求水力，只有在专制统一局面下，才特别有可能与必要。
- 中国的专制官僚政体，是随中国的封建的地主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它主要是建立在那种经济基础上的
四
- 一切都说明专制的官僚的政体，必须建立在地主经济封建制基础之上。
- 中国二千余年的专制官僚政治局面其所以是由秦国开其端绪，乃因中国二千余年的地主经济制度是由秦国立下基础。
第五篇 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 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
- 贵族政治是建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中国领主经济在周末乃至秦代解体了，贵族阶级失掉了社会的存在基础。
- 中国国家政体，因为由于调节水道，防止水患及灌溉田亩需要等而发生，完全带有和平性质，于是，在中国组织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传统阶级。这种特殊形式的阶级在欧洲是没有见过的，叫做士大夫阶级。
- 封建制度的存废，最基本的要看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否还是寄生在对于农奴或形式上自由农民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生产物的剥削上。
-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支配者阶级，自己就是一直同所谓“自由”农民处在对立者的地位。
二
- 中国专制官僚政治上的帝王绝对支配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全社会基本生产手段——土地的全面控制上，是建立在由那种基本生产手段的控制所勒取的农业剩余劳动或其劳动生产物的占有上。
- 武官的权势太大，文官总不免有些眼红。诸子与功臣间的猜忌，宗室与外戚间猜忌，宫中与府中间的猜忌，京官与各地州牧、郡守间的猜忌，六朝特别是两宋以后异族当朝，统治民族与汉人官吏间的摩擦与暗算，以及这每一对垒势力各别阵营中的内讧，真是说不尽的宦海风波，或官僚阶层内部的利害冲突。
- 所谓寝食不安，所谓宵旰图治，在天下已定或“大定”之后，主要还不是为了对付下民，而是为了对付臣属哩！
三
- 第一，该如何使一般臣民，对专制君主乃至其他揽权人物，养成敬畏自卑的心习；对于其言行，无论合理与否，都得心悦诚服。第二，该如何使各方面、各部门的官僚势力，都在对专制君主向心的重点上彼此保持一定的平衡；任一方面、任一部门势力的突出，就将视为是贾谊《治安策》中所谓“大抵强者先反……最强最先反”的祸害。第三，该如何使全体人民，能“安分守己”，“听天由命”的接受官僚统治，并如何使人民中之优异或豪强分子，有机会、有志望参加那种统治。
- 官制包括三个门类：其一是官职、官品、官禄的确定；其二是官吏权责的分划；其三是官吏任用的程序
- 官吏权责的分划，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
- 几经汉代君臣的揣摩与“深思远虑”，作为人材鉴别准绳的儒家学说被崇尚了，其后中经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到隋唐开其端绪的科举制，鉴别的有效方法亦被发现了；在这种制造并选用官吏方式的演变过程中，中国官僚制度才逐渐达到完密境地，而如我们将在后面说明的，中国官僚政治能动员全社会的一切文化因素，而发挥其包容贯彻的性能，也是藉此制造并任用官吏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
第六篇 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
- 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面，把握着社会物质的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同时必定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
- 原来百家以孔、老、墨三者为最著。“封建社会重阶级名分，君权国家重一尊威权：老子主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创兼爱，重平等，尚贤任能，尤不便于专制。惟独孔学，严等差，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之手段，而达巩固君权之目的，此对当时现实社会，最为合拍
二
- （一）天道观念；（二）大一统观念；（三）纲常教义。
- 即专制官僚政治秩序，没有贵族政治秩序那样有外部的一见明白的自然血统条件可资为依据，它就需要托之于天，假手于不可见、不可知的冥冥主宰，以杜绝野心者的非法觊觎。
- 这在一方面说，是家族政治化，在另一方面说，又是国家家族化，伦理政治的神髓就在此。
- 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教义，就成功为“三位一体”了。
三
- 封建贵族的固定身分制度的实践伦理学说，一变为自由地主阶级向残余贵族争取统治的民本政治学说与集团国家理论；再变为取得社会统治地位地主阶级之帝王之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孔子遂由此成了神化的伟大人格；三变而拥抱道教、佛教，孔子又变为真人至人及菩萨；四变而道士化；五变而禅学化；六变而孔学之经世济民的探讨失败，所留存者，伟大的孔子，为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集团之保护神
- 明主所以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曰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戮而利庆赏。
- 礼义道德都不外达成治化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 董仲舒、刘向父子之辈把自然界各种特异现象，拿来作着政治的附会解释，无非是想藉此补充当时三纲五常教义尚未深入化和普遍化的缺点。
- 于是，心性之学，特别昌明于宋、元明诸代，朱、程、陆、王分立门户，道问学，尊德性，由无极而太极，由寡欲而无欲，禅意盎然，然任谁都未忘记援引经典，以明其说之有据。
四
- 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第七篇 官僚贵族化与门阀
- 所谓官僚的贵族化，乃表明官僚取得统治地位，即使没有完全把当时官制要求的诸般条件丢开，却至少在某种限度，反而藉着其中的学识那一项条件的帮助，把“生成的”作用加大了；血统、家世、门第愈来愈变得重要了。
- 第一，就是由于皇家或皇族虽然自成一个特殊优越的体系，但他们究不能和一般“人间”隔离。
- 皇族拉着大官僚贵族化，大贵族又拉着中小官僚贵族化，任何开明的专制政治，都是不可能贯彻“选贤任能”的用人尺度的。
- 第二，王位继统法的推广，即由帝王推行到他的臣下，而成为所谓宗统，更会加强上述的贵族化倾向。
- 竟反而变为造出特殊身分的武器。这知识的封锁，同以上所述诸原因连同作用起来，就相当补强了官僚贵族化在经济上的比较薄弱的条件。
- 专制官僚社会统治者对其臣下，或其臣下对于僚属所要求的只是“忠实”，不是“清廉”，至少两者相权，宁愿以不清廉保证“忠实”
二
- 方壮猷先生曾对此有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 然则我们御用史家们吹嘘的“汉唐盛世”，应当不是指着这些在他们看为污浊寒酸的光景，而是就其对极的“豪人之室”、“连栋数百”、“奴婢千群”（见《后汉书·仲长统传》）的阔绰场面说的了。
- 就一般通例看来，商业资本活动的强化与扩大，理应促使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促使农奴从原有土地束缚上解放出来。但农奴解放，是以容纳农奴到产业方面的前提条件逐渐成熟了才有可能，如其那种前提条件不存在，则因官僚、豪商兼并，而从土地上、从小农或佃农地位游离出来的比较获有形式上自由的农民，结局，不干脆变为官私奴婢，就得以更不利的条件，再依附于土地，而转化为私属或道地的农奴了。
三
- 结束这中古封建变局的后事，就统治者内部来说，在一方面是围绕物质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田制税法的变革，在另一方面是围绕着精神生产手段争夺战而展开的科举制的采行，而这两方面的大成就，就是中国古典封建专制官僚制向着更高阶段的发展。
第八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
- 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而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
二
- 封建社会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
- 门阀或强豪对赋税多一分的控制，那就不仅意味着中央经济权力的削弱，且意味着政治离心局面的造成。
- 有许多事实证明，隋代王朝的短祚，正如同秦代王朝的短祚一样，都是缺乏统治新局面的经验，在秦，我们已指明它是太不善应付新起的官僚，而在隋，则是太不善应付新起的贵族。
- 官家或中央政权所注意的，并不是人民的死活，而是“威福分于豪强”。
- 均田制是在豪右占有以外的荒瘠地面上，依劳动生产力的大小而配给以可能耕垦的土地数量，而由是获取可能提供的赋税定额的田制和税法，所以，除一定的永业田而外，还授田的主体并不限于主男，有劳动能力的妇女、奴婢乃至耕牛，都在其例。
三
- 所以，为了适应这两种客观情势，唐代统治者体验到维持统治的最安稳、最聪明办法，不在垄断土地分配权，以长期控有赋税源泉，而在承认既成土地所有关系，以改进赋税收入。这即是代替均田制及其租庸调体制而出现的所谓杨炎两税法。
- 首先，两税法在税制本身上比之前此系统化了的租庸调更简单多了
- 其次，两税法“不问主客，以居者为簿，不问丁中，以贫富为差”的规定，至少在形式上是合乎赋税平等负担的原则的。
- 两税法都分明是建立在一种事实上，即中央政府统制土地所有权的分配为不可能，乃不得已而从赋税方面予以限制。
- 像这样一面听任土地为王公、官僚、豪强占有，或干脆由专制君主任意赐予他们以大土地庄园，同时又多方加以阻制，在形式上、法令上，不让那些大土地所有者享有欧洲庄园领主所享有的“不输不纳”（Immunity）特权，仿佛是非常矛盾的。但这却正是中国官僚社会长期存在并发展的强点或韧性。且进一步予以简括的说明。
四
- 封建社会的经济重心仍是土地，土地如其不可能由国家统制分配，又不可能使它不流通、不买卖，而土地的买卖流通，又必然相应引起人民的转移变动，结局，这个社会的政权，便随时要感到根基不稳固或太不安定的危险。
- 让他们这批人分途占有大量土地，形成各种各色的庄园，把“浮游的地客”用各种各色的方式和条件束缚在他们的大地产上、庄园上，那就无异为这种社会的整个统治，平添了一些安固定着的力量。
- 官僚社会的矛盾的本质，在任一场合，都会加强讲形式，不肯过于认真，不能过于彻底的官僚作风。
第九篇 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
- 说明离开了或失去了赏罚的运用权力，就等于说是降低或削除了专制帝王乃至官僚们维持威信的手段。
二
- 所以，把仕途向庶人开放，决不是基于什么平等或民主的观念，到了唐代那个历史阶段，要完成集权的专制官僚统治，是不能不采行一种比较稍有融通性的官人方法的。
- 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忠诚。
三
- 为了使应试者答论不离题太远，特别于经义考试的文体格式，曲加限制，是谓制义；制义规定文字须逐段相对，又名八股。八股起于明，而更严于清。
- 清代以异族入主中国，特别需要利用圣人之言的经典，利用统制思想与仕途的科举制，利用热衷科举或利禄的知识份子，而达成其统治的目的
四
- 如其我们不否认科举制也希望能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但它的更大目的，却在使人的思想拘囚于一定范式中；在使人的意志集中到一定目标上；在以形式平等的文化手段，朦糊智识水准逐渐提高了的一般人士的种族或阶级意识。
- 科举制像从外部为中国官僚社会作了支撑的大杠杆，虽然它同时又当作一种配合物成为中国整个官僚体制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第十篇 士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
- 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
- 从现代比较上轨道的市民社会来说，做士人，做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固不必说，就是实实在在做了官，乃至做了像样的官，也不过是一个职务，并没有何等特殊利益可言，而站在图利的观点，也许还不如经商或从事某种企业经营
二
- 地主经济的成立，是以土地得自由买卖为前提。
- 始终在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三
- 历史家昌言中国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史，但从另一个视野去看，则又实是一部贪污史。廉吏循吏在历史上之被重视与被崇敬，乃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稀罕。历代对于贪污所定法律之严酷，更说明这类人物该是如何的多。
- 官对人民的特殊差别表现，特别在官职不曾职业化而是被看作一种特权的行使的情形下，首先是从物质的享受上具体显示出来的
- 综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
- 地方官要在地方发财，不得不贿通京官；京官要通过地方官发财，又不得不敷衍地方官。
四
- 以地主经济为基础的专制官僚统治，既然如前面所说，一定要造出官、商、高利贷者与地主的“四位一体”场面，又一定要造出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更又一定要造出贪赃枉法的风气，而这三者又最可能是息息相通、相互影响的，它们连同作用起来，很快就使社会经济导向孟轲所预言到的“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的大破局。
第十一篇 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 社会经济生活
- 官僚的封建社会就是官僚与农民构成的社会，或官民对立的社会。
二
- 我们如其能洞察中国官僚封建社会进步里面的退步、隐在形式自由后面的压制，假使允许农民自己选择所属封建体制，他们也许不会怎样热心于我们国粹学者所渲染的“国粹形态”罢。
三
- 任何经济榨取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
- 大概每个新王朝的最初几代君主官僚们为了收拾人心，特别是为了增加生产，以裕税源，还多少能保持一点戒慎恐惧的精神，留意人民疾苦;对于其下属乃至农村豪绅土劣的各种压榨人民的非法活动尚可予以防范或拑制。等到安而忘危、积久玩生或者消费贪欲逐渐随着经济恢复生机而增强起来，官场腐败、贪污横行的现象就不期然而然的发生；不幸，每逢这种场合，又是对内对外大张挞伐的年头。在以往的社会，耀武扬威往往是当作一种政治权力的炫示，或特殊消费排场的演出，但由此制造出的贪污机会与藉端敲诈的口实，就成为一般人民被损害与被勒索的生死关头。
- 中国农民困苦的基因，与其说是由于正规租赋课担太重，毋宁说是由于额外的、无限制的、不能预测到的苛索过多、繁多。
四
- 中国的农民原是以具有极坚强的忍耐性见称的。然而他们的那种忍苦耐劳的强毅精神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宗法社会组织、伦理教义，以及一再再生产出来的那种同形态的统治方式，把他们教训、锻炼成的。
- 又其次，农民是在土地上生根的，一切伦常教义，一切“安分守己”、“安土重迁”的大道理，是要他们能继续在土地上生存下去才能发生作用。他们一旦因着四方八面的压迫榨取而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而变为所谓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便不再对他们发生效用了。
二
-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其土地最沃，其耕作最优，其人民最繁多且最勤黾。然而，许久以前，它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及人口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客居于该国之马哥孛罗的报告，殆无何等区别。若进一步推测，恐怕在马哥孛罗客居时代以前好久，中国财富，就已经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之极限。
- 把中国“停滞于静止状态”的原因，归之于中国财富早就“达到了法律制度所允许的极限”，显然是一种极有意义的提示，
- 但亚细亚社会，却毫无变化，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不因政治风云的惊扰，受丝毫影响。
- 中国的专制官僚体制，是把农民的无知、孤立、被束缚于宗法社会组织和对政治的不关心，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
三
- 他把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归纳为以次八项：（一）战乱频繁；（二）封建力役；（三）封建剥削；（四）宗法遗制下聚族而居的村落公社；（五）封建的政治机构；（六）农民阶级不能担负新生产方法；（七）科学不发达与儒教学说的影响；（八）地理环境的影响。
- 他认定社会的发展取决于资本积累与生产方法进步两件事。
四
- 统一政治权力固然会在交通、市场、税制、货币诸方面便利商业，但那种政治权力集中在专制者手中，也极可能在这些方面打击商业。
- 中国过去较为普遍、较有一般需要的有利事业，如盐业、铁业、酒业、碾米业，乃至后来的印刷业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变为官业或官僚垄断之业，而它们由此等事业所获得的赢余，显然最可能转用在不生产的消费上；同时，商人或—般商工业者不能把积累用以扩展本身事业，不能“自由”找到有利事业经营，自然更加要敦促他们去购买土地，去接近官场。
五
- 建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中国官僚政治有着无比的包容性与贯彻性，它不但动员了中国传统的儒术、伦理、宗法习惯等等来加强其统治，并还把可能而且在社会史上必然要成为它的对立物的商工市民的力量，也给解消同化在它的统治中。
- 与其说是由于农民不能单独担任新生产方法，不知道爱惜旧社会可资利用的生产手段，不如说是由于当作新社会之主导者的市民阶层，根本把他们的历史任务歪曲了，他们不论是扮演官僚的配角，抑是转化为地主豪绅的伙伴，都只能在农民战乱过程中成为没落王朝的殉葬者，而无法以新社会领导者的姿态出现。
- 同时也才知道为什么中国现代化开始这么久了，传统的官僚统治仍不肯让新社会好好抬起头来
二
- 不论是革命也好，战争也好，都能把旧社会或封建社会母胎内已经孕育好的新生产力帮同解脱出来。假使那种新生产力，或者采行新生产方法的贮备条件，根本不曾在旧社会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随即被破坏摧毁了，则政治上的变乱或战争都将从开始就改变其性质。这是中国过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变而迄未出现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
- 特别是在元代统治下的南方，因为商人在各种新兴都市中，支配着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又因为他们依基尔特或行会的组织，逐渐取得了控制都市方面的力量，他们对异族的、封建的、军事的压力，第一次表现出了带有相当浓厚的市民性质的反抗。
三
- 鸦片战役之不同于以往对外战争和它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决定的影响，就是由于战争双方当时各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条件使然
- 这次战争从较远观点去看，实不只是两国有关鸦片贸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为东方专制的官僚的封建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首次决斗，或东西文化的正面冲突。
- 等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外人得在中国利用廉价劳力与原料自由开厂制造，而同时国内的新式纺织业亦在种种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中国旧式家庭工业乃至独立手工业的悲惨命运就已经濒于破灭境地了。
四
- 我们自然没有理由忽视国际资本或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所加的妨碍与束缚，但敢于正视现实的人，应相信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发生的阻挠破坏作用，都是通过我们封建官僚统治者的那种自私自利的便宜打算而进行的。
- 它们对于一切落后国家也发生两种极相矛盾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破坏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方法，以便它们的商品得以推销、原料的取给得以实现；同时又希望落后国家的新生产方法不要成长，因为落后国家的大商工业发展起来，它们对市场与原料的要求就不免要落空了。
第十四篇 传统的旧官僚政治之覆败
- 大体说来，中国现代官僚政治曾经历三个演化阶段：第一阶段是由鸦片战役到辛亥革命，我称此为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第二阶段是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发生以前，我称此为新旧官僚政治的推荡接续期；第三阶段是由抗战直到现在，我称此为新官僚政治的成长期。
三
- 太平军革命——反满清，不反对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
- 太平天国的“哈谟雷特”的结局，显然是由于那些发难的首脑人物只知道要推翻满清的异族统治而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政治，不但无意去推翻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且进而想建立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来与旧有的相抗衡。
- 中国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本身竟变成了销毁、镕解一切反对势力或革命力量的洪炉。
- 第一个反对力量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离心运动的抬头。
- 第二个反对力量，即“洋务运动”的发生。
四
- 戊戌政变——反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不反对清室。
- 一切坏的东西，一定要让它找机会坏个痛快，它才肯罢休的。
第十五篇 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
- 一句话：就是官民对立之局，官绅以特殊社会身分驾凌于一般农民之上的社会阶级生产关系还或隐或显的存在着；亦就因此之故，名义上的皇帝虽然被革去了，而为一簇或一团有特殊社会身分的官绅或官僚阶层所托命所恃的首脑，无论是谁，只要他接受他们的依托，他就无法在实质上不成为最大、最高特权的化身。
二
- 民国以来，一般求知欲很盛，大学及专门学校设立很多，产生多数毕业生，而且多半是学政治及法律的，这是因为中国产业不发达，学生所求得的学问，不能在实业方面发展，不得不倾向于政治方面。但是，因为士大夫阶级的阶级封锁，不能偿他们的宏愿，于是投入国民革命的队伍里，加入国民党，成为一种新型的官僚阶级。
- （一）中国学生承继几千年来官僚阶级读书人的气味，把做官当作一种最好的赚钱手段，所以，国民政府下的官吏，贪赃枉法，更甚于清朝。 （二）国民政府内部，残留了不少旧官僚阶级的余孽，所以内部有很浓厚的士大夫阶级的气味。 （三）依附于北方政府的旧官僚，目睹国民革命是一种不可轻侮的势力，恰如明朝的官僚投降于清朝一样，都舍弃北方归附南方，因此在国民党中流入许多旧官僚阶级的份子。
三
- 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旧政治重心虽然仍在北方，而新经济动态却一直愈来愈显现在南方。旧政治与新经济的不调和、不适应的演变，日益使北方成为旧势力的堡垒，南方成为新势力的策源地。
- 有关新官僚政治形成的几件事体逐渐出现了：
第十六篇 新官僚政治的成长
- 新的官僚政治体制一经依着买办财政金融的补强与支援而确立起来，它一碰到政治权力可以集中运用的战时机会，就很快的造出了全国的前所未有的官僚经济形态，而由是反过来把它自身安置在更为广泛的基础之上。
二
- 要农民透过多重压迫与束缚的关系看出民族的利益，要他们在土豪劣绅的多方捉弄下，向民族战争贡献其生命和仅有的资产，那自然是更不容易了。
- 就是无论由农村到都市，通通是由一部分人或一部分有权有势的人，强制另一大部人，为民族、为战争贡献出他们的生命和仅有的财产，而强制者自己，却不但藉此保全了生命、财产，且还藉此捉了发财和扩大权势的机会。这样一来，动员工作及其范围每推进推广一步，它自己所造出的社会障碍或社会隔膜也就无疑要加大、加深起来
四
- 内战并不是偶然从外部投进的怪物，而恰好是由那种统治在现世界、现中国必然要招致的后果。
- 首先，在新官僚政治下，官僚资本既然主要是利用政治职权，而制造出来的，那么，那种资本的拥有者就怎么也无法遮盖其贪污不法的伎俩。愈是拥有大资本的人，都愈可能是一些大有权势的人，上行下效，他们将有何理由阻止其下属的不贪不污呢。
- 其次，贪污的横行与财阀的统治，定然使整个社会陷于无是非、不振作的状态中。其在经济方面，一定造成浪费，造成无效率，造成各种脱节现象；其在政治方面，又一定会引起内部组织的松懈、散漫，各立门户，分派系，互斗意气；一临到一己小派利害关头，大家相率把国法、党纪、政治原则丢在一边，毫无顾忌的闹个痛快。
- 最后，动乱发生了，战祸扩大了，平素被杂多资产、胡乱消费及内部斗争弄得失掉了警觉性的官僚们，特别是那些拥有大资产的官僚们，不但不肯牺牲自己“既得利益”，藉舒民困，而为统一内部意志、集中内部力量，作一示范的表率，却一仍旧贯的用恶性通货膨胀，依强制征集，把战争以内，乃至战争以上的沉重负担、全加在那些已经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民身上；“为渊驱鱼”的教训，不肯去体认，“官逼民反”的老戏，就愈加弄得不易收拾了。
第十七篇 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
- 谁能担保不出现一个假民主的官僚政治形态或准官僚的民主政治形态呢？
二
- 即官僚政治（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在中国现阶段是否还可能继续存在的问题，我的答复是否定的，
- 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
- 处在这种社会动荡过程中的人民，一般的讲来，也许是更贫困，也许是更痛苦，但却不会是更愚昧。
- 人民的时代决不能容许任何特权性的任何名色的官僚政治的存在。
三
- 真正的历史主义者决不是宿命主义者或进化主义者，而必得是革命主义者。
- 因为他们如其不是根本看落了中国官僚政治的封建特质，就是不明白世界现阶段铲除官僚政治之封建根基的民主革命步骤，早已不能像近代初期那样，由都市工商业主或启蒙知识份子领导去做，而必须由工农大众自动起来推动他们一道协同去做。
- 官僚政治既然是当作一个社会制度，当作一个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而又极有包容性、极有贯彻性的社会制度客观的存在着，我们要改革它，要铲除它，就不能单凭自己一时的高兴，也不能单凭外面有力的推动，甚至也不能完全信赖任何伟大人物的大仁、大智、大勇或其决心与作为，而最先、最重要的是要依据正确的社会科学来诊断它的病源，参证当前世界各落后国对于根绝那种病源所施行的最有效的内外科方术。
- 在科学的时代不相信科学，在人民的时代不信赖人民，即使是真心想求政治民主化，真心想还政于“民”，那也将证明他或他们的“好心”、“善意”、“真诚”以及“伟大怀抱”与多方努力，会在历史的顽执性前讨到一些没趣，或导演出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滑稽剧。
- 中国的官僚政治，必得在作为其社会基础的封建体制（买办的或官僚的经济组织，最后仍是依存于封建的剥削关系）清除了，必得在作为其官与民对立的社会身分关系洗脱了，从而必得让人民、让一般工农大众普遍的自觉自动起来，参加并主导着政治革新运动了，那才是它（官僚政治）真正寿终正寝的时候。
一、 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
- 一般而论，官僚政治是由封建政治向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过渡阶段的产物。
二、 中国官僚政治顽固不化的经济基础
- 儒家文化可说是官僚政治的精神支柱。各大家比较，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官僚干预；墨子讲兼爱、重平等，不利于官僚专制；唯独孔子儒家讲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最合君意。
- 马克思曾说：“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过来，它的统治就会越是巩固，越是险恶。”
三、 中国官僚政治是如何阻碍社会进步的
- （一） 官僚政治的工作重心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上。
- （二）做官发财，徇私舞弊，贪污成风。
- （三）官、商、高利贷者、地主四位一体的集权的或官营的经济形态，严重侵蚀和消融工商资本。
- （四）官僚政治的“现代化”中，官僚资本妨碍现代工业发展。
四、 冷静科学地看待中国官僚政治
- 1950年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彻底铲除了地主经济，任何官僚政治再无支撑的经济基础。虽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其腐臭还会熏染少数人，但毕竟已是灰飞烟灭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