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珍闻录

白云涛

所谓“陈独秀问题”的来龙去脉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陈独秀连续五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连选连任届数最多的最高领袖。
给陈独秀扣上了“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等九顶帽子。
毛泽东在1942年、1945年先后明确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五四时期历史地位的评价出现了曲折的复杂的变化。
台港学者强调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我们则强调李大钊和鲁迅。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打破陈独秀研究禁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通过创办《新青年》发动起来的，陈独秀通过在组织上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而领导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鲁迅当时是一位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领导下“听将令”行事的优秀战士。
进入21世纪，“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提法开始得到广泛认同。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观点逐步被各界人士接受，并且反映到各种党史、现代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甚至中小学历史复习题中也出现“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填充题，正确答案当然是“陈独秀”。
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是非颠倒，黑白不分，陈独秀不但成为“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还在“评法批儒”中被说成是“尊孔派”加以批判。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与有关同志谈《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时，提出不要再提路线斗争，并说：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
萧克将军还特别提出：在中共党史研究中，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
胡耀邦提出：写陈独秀这样对革命有过很大贡献的历史人物，要像鲁迅写章太炎那样，有一种深远的历史眼光，采取厚道公正的写法，这样才能正确地评价前人，深刻吸取历史教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后人受到教益。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党的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但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人。
之所以陈独秀在建党中的作用“应属首位”，是因为陈独秀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新青年》为阵地，完成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建党准备；二、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完成了理论上的建党准备；三、亲自创建党的早期组织，完成了组织上的建党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定思痛，认为失败原因主要是莫斯科的瞎指挥所致，提出中国的革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领导，不能由外国人领导。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几乎全部推给陈独秀。
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自组“托派”的分裂性质，二是反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策略。
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独秀出狱后，拒绝到国民党政府做官，拒绝成立“新共党”，拒绝离开抗战区远走他乡，拒绝回到上海重整托派组织，却主动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
如果由润之来谈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不如候周恩来南下后，约他一同去谈，成绩或者会圆满些。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王明带着康生等人从苏联回到延安，立即把局搅乱。
陈独秀痛斥王明、康生道：“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1942年5月25日，陈独秀背负着汉奸的罪名，因突发性心脏病而离开了人世。
思想的先行者总是孤独地走在时代前列，引领着时代前进的方向。

关于井冈山时期的“朱毛之争”问题

朱毛红军即是工农红军第四军，因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所以，根据地的群众亲切地称呼红四军为“朱毛红军”。
南昌起义的“铁军”瞧不起秋收起义的农军的“土气”，秋收起义的农军看不惯南昌起义“铁军”的“流气”；“铁军”打胜仗多，人多枪好，不愿意拿出来武装“农军”；“农军”占乡据村，筹款筹粮有优势，也不喜欢“共”出来资助“铁军”
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特别强调实行“从上而下的民主”，即军队决策权归党的一把手。
这样一来，毛泽东是集党、政、军、地、财权于一身。陈毅后来在给军委写报告时，有毛泽东“喜欢揽权”一句。朱德和下边干部的意见说得更严重，说毛泽东实行“家长制”。
而陈毅则认为刘下车伊始就对红四军内部的一些分歧问题哇里哇拉，乱发意见，有欠妥当，且影响领导人之间和党内团结，曾提醒他应该作一番调查研究再说话。但刘安恭听不进去。
刘安恭把军委排除前委领导之外的做法，使毛泽东顿时产生“枪要指挥党”的危机感。于是，毛泽东决定起而抗争──“共产党不要争个人的兵权，要争党的兵权”。
毛泽东撂挑子，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前委扩大会议在决定召开红四军党的七大解决这个是非的同时，干脆就讨论起毛走之后谁干的问题了。
随着革命的发展，逐渐成熟起来的毛泽东等人，把“党管理一切”完善成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一切工作归支部”演化成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指导员支配军官”改善成为“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党委会分工负责制”，等等。这样，既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政工作也有明确职责，就容易被人接受了。
决议对毛泽东批评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因有以上错误，使同志们怕说话，造成个人信仰，使小团体观念加重。
七大口号为“闹个人意见的滚出党内”即指毛
面对外敌，朱、毛忘记了前不久的内部争论，很快确定了一个由朱、毛各带一支部队、兵分二路的扰敌计划。
走了毛泽东、陈毅，这次会议就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了。会前前委并未准备方案和中心意见，会上意见纷纷，莫衷一是。各纵队领导都为本纵队说话，为调人调枪问题吵吵嚷嚷，争论不休，结果讨论终日谁也说服不了谁，朱德一人又调和不过来。故此，有人讥讽说前委会成了“纵队联席会”。
朱德请毛泽东回来，毛泽东说必须打倒“陈毅主义”
然而毛泽东却回信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当“八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我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毛泽东表示：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不打倒“陈毅主义”，我不能随便回来；再者，我身体不好，就不参加八次大会了。
10月20日，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史称“冒进东江”。
陈毅后来感慨地说：“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毛泽东不在，政治领导没有确立，这过了头的“民主”也着实害人不浅。我挂帅，的确不行。
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人们往往需要突然登上一个高得多的视点，才能看清自己走过的道路。
毛泽东抓住了关键，抓住了纲，抓住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不错，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打胜仗，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红军有不同的质，那就是它反抗对群众的剥削压迫，全身心地服务于群众。这就是政治。在政治和军事的辩证关系中，尤其是在红军初创、旧的军阀部队的思想作风还未很好改造的条件下，只能使政治成为主导方面。
陈毅检讨道：朱毛之争伤了感情，自己有很大责任，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朱毛的优点，没有开好红四军党的七大，也没有指出正确的路线。同时，陈毅表示自己回去带头检讨，捧了中央的“圣旨”去做好工作。
看到这些文字，不由得不让人对这些磊落坦荡的革命家肃然起敬！
陈毅很痛快地回答：自己摆的摊子自己捡，我应该回红四军去。代表大会没有开好，我有主要责任。我应该回去挽回不好的影响。还有一件事没有办好，没有把毛泽东请回来，等办好这件事再考虑工作问题。
陈毅看完，哈哈大笑：“我赞成这封信。这封信是对的，我陈毅七次大会是犯了错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误，七次大会削弱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助长了错误思想。我这次回来，准备向他作检讨。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
三人越谈越是畅快，彼此隔阂，一扫而空，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鸡叫二遍，仍在畅谈。
光明磊落的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倒了自己的“陈毅主义”。朱德的豁达大度，宽人严己，促进了红四军领导阶层的团结。
《古田会议决议》的九个部分分别是：1.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2.党的组织问题；3.党内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
毛泽东后来对朱德有个很著名的评价：“意志坚如铁，度量深似海。”

中共中央从上海秘迁瑞金始末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1927年7月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白色恐怖笼罩各地。
特委由三人组成，即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央常委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中央委员顾顺章，实际决策人周恩来，掌管日常工作者顾顺章。
曾任顾顺章副手（行动科副科长）、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
何成浚给徐恩曾的电报正巧落在周恩来安插在徐恩曾身边，深受徐恩曾信任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手中。钱壮飞连夜从南京赶往上海，向周恩来报警。
顾顺章带领特务抓捕了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陈绍禹到苏联后更名王明，成为博古推行“左”倾路线的后台。
赵容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赵容到苏联后更名康生；
周恩来抵达瑞金后，就任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
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党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到苏区，结束了党中央机关远离革命根据地遥控指挥的局面，为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长期以来的党中央“左”倾领导创造了客观条件。

王明是如何上台的？又是如何下台的？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于是，不满27岁，回国后从事基层实际工作尚不足两年的王明，进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选人名单。
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7月，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明代理总书记。
在接下来的肃反中，红20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20军番号被取消，余部被编入红7军。
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改由项英重新担任此职务。
项英还提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不了解工人阶级，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他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项英甚至指责毛泽东讲话很少引用马克思列宁，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
1933年3月，反“罗明路线”之风刮到了江西，开展了批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反“江西罗明路线”运动。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被撤销。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不得不迁入中央苏区。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贺子珍回忆：那时，任何人都不敢同毛泽东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党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它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王明把持中共中央长江局，独断专行，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与中共中央公开分庭抗礼，人称“第二政治局”，从而形成王明在长江局贯彻得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支持的统一战线路线，而毛泽东在延安贯彻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局面。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要经过战略退却、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王稼祥回国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又同王稼祥和任弼时谈了话，指出：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再争了吧！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
自此，王明不再独当一面，宣告了王明与中央分庭抗礼时期的终结。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王明错误作出正式决议：王明、博古宗派及其机会主义路线，自四中全会篡党开始，至五中全会达到顶点，使白区损失十分之十，苏区及红军损失十分之九。此一错误路线虽经遵义会议开始克服，但在1937年12月会议至1938年9月六中全会期间，这个宗派又利用长江局进行其反党活动。“王明的投降主义，实质上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表，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是帮助国民党，瓦解共产党的腐蚀剂。”
王明和法制委员会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这部婚姻法一直沿用到1980年。
1956年1月底，王明第二次赴苏治病。此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风波

1921年7月在苏联召开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23岁的瞿秋白对列宁进行了简短采访，成为中国记者采访列宁和介绍列宁直观印象的第一人。
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的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
事件水落石出：出卖瞿秋白的首先是万永诚妻子招供，其次是郑大鹏指认，之后周月林、张亮也曾向敌人说明林琪祥即瞿秋白，周、张二女并非完全无责。
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这正是瞿秋白的伟大之处：虽然痛苦，虽然忧郁，虽然厌倦，虽然自己知道不是一个称职的领袖，虽然遭到政治迫害，虽然信仰有所怀疑，但是他有常人所没有的骨气的，宁可失去生命，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宁可失去生命，绝不出卖自己的组织。
宋希濂还说：“我有直接的感觉他是个文化人，一个气质素质都具备且心胸坦然的文化人。”
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共两党争夺人才的较量

身为北大校长亦曾担任国民政府要职的胡适，位列“抢救计划”第一人。
毛泽东主席也通过胡适的朋友传达口信：“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的图书馆馆长。”出于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不信任，胡适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争取无动于衷。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乘机南下后，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临时主席，肩负起了“护校”的重任。不久，冯友兰宣布，清华大学脱离国民政府。
1958年，台湾清华大学建成，梅贻琦再任清华大学校长，因此被称“两岸清华校长”。
蒋介石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恐难奏效，便起身告辞。张伯苓送到门外，二人站了很长时间，相对无语。蒋介石无可奈何离开张家，因心烦意乱，上汽车时，一头撞在车门框上。
茅以升担任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只有十天，但就是这十天，他利用这一合法职务，尽其所能，为保护上海工矿企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国共的几次秘密接触

一个月之后的６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改变了以往不支持台湾的地缘政策，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使台湾问题变得复杂化、国际化，也使中国人民收复台湾的进程遇到很大的障碍。
特别是台湾回归后“一切可以照旧”的设想，隐含了“一个中国”原则下“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思想内容。
1958年8月23日，海峡两岸发生著名的“金门炮战”事件。
“一纲”：“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总裁(指蒋介石)与兄(指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包括：“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事安排等悉由总裁与兄全权处理。第二，所有军政及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总裁与兄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人进行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然而，正当此事进行之中，“文革”爆发，一些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受到冲击。蒋介石得知这些情况后，对中共的政策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六项条件，由此中断了与中共的联系。
五、第三次密谈：章士钊再度赴港带信，蒋介石密约毛泽东访台
但是，正当陈立夫积极努力寻求与大陆沟通之时，蒋介石却因病于1975年4月5日去世。一年半之后，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梁漱溟顶撞毛泽东始末

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
随后谈到治理四川，梁漱溟夸赞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年轻能干，治理有方。毛泽东笑着表示赞同：“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无奈梁漱溟是一个不甘蒙屈和好强逞能之人，他还想再寻觅机会在大会上复述自己的观点，让公众来评议。
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你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毛泽东是非常善于抓典型促全局的。

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始末

一、毛泽东说：中苏分歧要从1954年算起
一件事是赫鲁晓夫不肯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援助中国。
这件事，赫鲁晓夫有点出尔反尔，近似儿戏，毛泽东当然有看法。
赫鲁晓夫讲道：“关于毛泽东，有一点我是能够肯定的，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爆发出一种急不可待地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他的计划首先是统治中国，然后统治亚洲，然后又是哪里呢？中国有七亿人……”
二、1956年：斯大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时也意味着对斯大林在世期间苏联共产党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在美苏冷战和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仍在对峙的情况下，西方舆论界趁机贬低和丑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一个世界范围的反苏反共浪潮。
3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苏共二十大问题。他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
三、1957年：毛泽东二次访苏，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歧明显了
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不论毛泽东本意如何，说什么东风压倒西风，从俄国人的习惯来说，只有西风才能够带来雨水，东风带来的只是干燥的空气，对农作物不利。说东风压倒西风，难免让人想起成吉思汗带来的“黄祸”。
第一，苏共为了同美国缓和，极力鼓吹“和平过渡”，而中共对此大泼冷水；第二，苏共要千方百计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而中共的态度是既要争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战争，即使是核战争也用不着怕。正是在这些理论问题上的分歧，为后来的中苏大论战埋下了种子。
1958年夏：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事件，中苏两党产生裂痕
赫鲁晓夫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提议触及了这个曾长时期受到外国征服者统治的国家的敏感事情，触犯了中国的主权，也伤害了毛泽东和他的民族感情。
1958年秋：炮轰金门事件，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尤其是，炮击金门前两个多星期，即7月31日至8月3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以致西方有人估计，炮击金门是中苏双方在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共同商定的。赫鲁晓夫解释也不是，不解释也不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外交战略的不同，实际反映的是国家利益的不同。
所以，学者们大多认为，1958年是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的一年，而中国炮击金门是中苏破裂的导火索。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开展起来。
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是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当还没有为此创造好经济条件，没有达到物质财富的丰裕以及人们还没有养成按共产主义精神生活和工作的习惯的时候，过早地过渡到按需分配，就会损害共产主义建设事业。
最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于1959年6月13日访问苏联和东欧八国归来的彭德怀，在7月初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是时间上几乎与赫鲁晓夫同步，二是观点上与赫鲁晓夫也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毛泽东虽然没有同意给彭德怀定下“里通外国”的重罪，但讽刺彭德怀“在国外取了些经回来了”，认为彭德怀在国内反对搞人民公社，赫鲁晓夫在国外反对中国搞人民公社，两人“内外呼应”，赫鲁晓夫就是中共党内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总后台。于是，我们看到了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彭德怀的悲剧人生。
七、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中苏北京吵架
赫鲁晓夫卸掉“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苏共为中心”包袱的目的，是为苏美会谈铺平道路。
为了进一步铺平访美道路，赫鲁晓夫做了两件损害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事情。一是于6月20日致函中共中央，借口现在苏联正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日内瓦进行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作原子弹的技术资料可能会受到西方的指责，决定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二是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在印度污蔑中国侵略，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情况下，苏联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对中印边境发生的事件表示“遗憾”，说中印边境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而且还进一步说这件事情“使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同志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互相访问前夕的局势复杂起来”。
中国领导人由此得出一个刻骨铭心的重要教训：在关系战略全局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上，是不能指望别人的，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1960年：赫鲁晓夫讥讽毛泽东是“老套鞋”，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
“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旧的套鞋一样，只能把它们放在屋角去供老年人欣赏。”这就是国际共运史上著名的把毛泽东比喻为“老套鞋”的讲话。
九、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较量，中苏两党冲突公开
赫鲁晓夫甚至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的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苏共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之中。
十、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破裂边缘握手言和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周恩来提前离会抗议，中苏两党关系降至最低点
第一件事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的急剧恶化。
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少在人民中间露面，几乎没有迎接和欢送过任何人。他能够来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被人们评定为是打算显示对周恩来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行为的支持，这给周提前回国的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
赫鲁晓夫的这个举动引起毛泽东的最大反感。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赫鲁晓夫如此待遇，像赫鲁晓夫这样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
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那句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

毛泽东刘少奇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1939年7月8日至12日，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发表影响深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长篇演讲，并因此被誉为“党内理论家”。
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定下来，全党高级干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共识。
中共七大还选出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中央书记，时称“五大书记”。
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为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对刘少奇也极为信任和支持，两人是互相支持和信任的亲密战友。
二、分歧缘起：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国内主要矛盾问题
当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出现不可避免的贫富分化现象时，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毛泽东与***发生了意见分歧。
***之所以如此重视并反复批评山西省委的观点，是因为在他看来，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应该分两步走，先实现工业国有化，尔后再实现农业集体化，主张先让农村个体经济发展一个时期，富农也允许其存在、发展，不应急于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
在土地改革尚未完全结束，农民刚刚获得土地的情况下，毛泽东把农村中的贫富分化看得过于严重，开始改变自己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初衷，主张发展农业合作社，动摇私有制，直至消灭资本主义使其绝种，显然是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的。
紧接而来的分歧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进度上的分歧。
接下来的分歧是关于国内主要矛盾问题上的分歧。
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并把它视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向左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为此后近20年的失误种下了祸根。
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的小范围说过：我的接班人，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
1959年4月18日至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
在发动“大跃进”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并无意见分歧。分歧是在出现严重危害后对这段时间工作做如何评价。
1962年1月11日至2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因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
1967年4月12日，江青讲了这样的话：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可以看出，和刘少奇的讲话相比，毛泽东更愿意强调是因为缺乏经验，更愿意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还有待继续认识。
***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这些话，说得很重，也颇有些无奈又不满的意思。
五、“包产到户”问题，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陶铸生气地回答说：“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饭、死人！”
刘伯承还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后退，反映了落后群众的要求。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毛泽东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是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刘少奇情绪激动地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也激动地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各种问题，是毛泽东的法宝。
主张“三和一少”的是王稼祥，主张“三自一包”的是刘少奇。毛泽东认为这两个主张是使中国社会主义改变颜色的“歪风”，那就不是工作上的不同认识问题，而是思想路线上的问题了。
两个人的分歧，有一定程度的个人上的恩怨情结，主要的还是思想路线上的分歧。
六、“四清”运动，毛泽东***走向分裂
毛泽东知道后，在几个省讲：“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
过去一年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毛泽东抓的。***挂帅不久，就作这种否定性的结论，毛泽东是很难接受的。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所以，实际上，《二十三条》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毛泽东、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是两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路线问题的分歧。
在1966年8月4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小会上，毛泽东大发脾气，严厉批评***害怕群众。***当面顶撞：“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毛主席又批评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运动搞专政，***又当堂抗辩：“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而且***决心抗到底：“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
刘源曾经讲道：这不是“相逢一笑泯恩仇”。这场历史悲剧给我们最大的精神遗产，就是使我们懂得，只有团结和谐，才有幸福美满，才能繁荣富强。如果分裂内斗，“穷折腾”，必然是灾难重重，悲剧无穷。

中共“理论家”陈伯达政治沉浮记

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对问题进行两重性分析的高手，陈伯达对孙中山思想的两重性分析，很对毛泽东的胃口。
毛泽东提议，陈伯达当然照办。但令陈伯达意外的是，几乎他的每一次哲学讲座，毛泽东都去听。毛泽东去，许多人当然也跟着去。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声名鹊起。
三、调任毛泽东身边，31年政治秘书生涯里地位不断攀升
自此至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陈伯达政治生涯结束，陈伯达给毛泽东共做了31年秘书。其间陈伯达飞黄腾达，“文革”中一度跃居中共第四，起点也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个岗位。
陈伯达后来回忆说：是毛泽东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了现实生活。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明确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俗称“五大秘书”。
他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
新中国成立以前，除《评〈中国之命运〉》之外，陈伯达还撰写发表了另外三篇影响巨大的政治著作，即1945年出版的《窃国大盗袁世凯》、1946年出版的《中国四大家族》、1948年出版的《人民公敌蒋介石》。
此书出版正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之后，此书文辞犀利，如刀枪匕首，实际上是讨伐蒋介石的动员令。
有人说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从历史事实看，陈伯达在共产党“笔杆子”打天下中，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据记载，陈伯达倒台被抄家时，个人藏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各有3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这是陈伯达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的基础。
最近的一些资料表明，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陈伯达提出来的。

《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修订与传播

对此，坚持“跃进”的毛泽东很有意见，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跃进”主张，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
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有了林彪的明确指示，从1961年5月1日起，《解放军报》在报眼位置开始天天刊登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中摘编的“毛主席语录”。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据统计，仅1967年一年，《毛主席语录》的印数就达到3.5亿册。
所以，国际上公认《毛主席语录》“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国外一些组织统计后还认为《毛主席语录》是全球历史上印量仅次于《圣经》的出版物。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
1970年2月，宁夏省会银川市“破获了一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其中一个叫吴述樟的银川二中1968年毕业学生，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被判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