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

版权信息

书名：昨日的世界作者：[奥]斯特凡·茨威格译者：徐友敬等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6

前言

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
他们一辈子过着单调的生活，生活方式一成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荡，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不易觉察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

引语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
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莎士比亚《辛白林》

太平世界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歌德
我们在一片安谧中长大成人，忽然被抛进大千世界，无数波浪从四面向我们袭来，我们对一切都兴致盎然，有些我们喜欢，有些我们厌烦，时时刻刻都在出现微微的不安，我们感受着，而我们感受到的，却被各种尘世的纷扰冲散。 ——歌德
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不过是阶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非他们的核心目标。犹太人真正的愿望，他们的潜在理想，是提高自己的才智，使自己进入更高的文化层次。“精神高于物质”是他们的至理名言，这反映了整个犹太民族——其中包括正统的犹太人——的优点和弱点。
所谓的文化难道不是用艺术和爱情编织的精品给粗鲁的物质生活蒙上一层最美好、最温情和最精纯的色彩吗？
艺术家只有在备受推崇和尊重的地方才能感到最舒畅、最受鼓舞；艺术只有在全民族生活中是一件大事时才能达到顶峰——文艺复兴就是有力的佐证。

上世纪的学校

按照那个时代的真正意向，学校的使命与其说是引导我们前进，毋宁说是阻止我们向前；不是把我们培养成有丰富内心世界的人，而是要我们尽可能百依百顺地去适应既定的社会结构；不是提高我们的能力，而是限制我们的能力，消灭我们之间的差异。
年轻人总想发现自己的诗人，并从中发现自己。
我们始终觉得，在前人足迹未至的道路上，必定有一种不可知晓的力量在神秘地引导着他。
我们这些小小的中学生的判断力和对富有生命力的事物的敏感力，远远超过公众和官方的评论
一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旦他在自己的领域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仅凭这一点，就永远鼓舞他周围或他身后的年轻人。
一个人的肌肉误了锻炼，以后还可以补上；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中那种内在的理解则不同，它只能在决定性的那几年里成型；只有早早地学会敞开自己心扉的人，以后才能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里。

情窦初开

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它总想方设法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哪怕是一条曲折道路。
这是因为，只有那些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越是禁止的东西，越能刺激人拼命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越少，梦幻中想得越多；人的肉体接触的空气、光线和日光越少，性欲集聚得越多。
一个以不诚实的态度压制人的自然本性而犯了罪的社会，总是最残酷地对待那些泄露了它的秘密并将之公之于世的人。
一座城市，地面上是打扫干净的道路，街道两旁是豪华的商店和优美的公园，而地下是泄泻污水的排水系统。青年人过性生活的地方，像城市一样，只能在社会道德下面的阴沟里进行。对青年人在这方面会遇到什么危险或落入什么人之手，则漠不关心。
似乎可以这样说，卖淫构成了资产阶级社会这座华丽大厦阴暗地下室的顶棚，在它上面竖立着纯洁的、豪华的、无瑕的门面。
把卖淫的行当从世界上清除出去，不是靠警察，也不是靠法律，而是由于需要日益减少。这种由假道德造成的悲剧产物，尽管还有一些残余，毕竟在自行消亡。
而恰恰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当一个年轻姑娘骑上自行车，就会遭到愤怒的斥责；当弗洛伊德用冷静的、清楚的、透彻的方式说出真相时，却不以为然。恰恰是这个如此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纯洁的世界，竟允许这种可怕的卖身，甚至组织并统管这种行业，从中渔利。
正如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所说的：“一会儿我们缺美酒，一会儿缺酒杯。”不管哪一代人，两全的事都是少有的。社会风尚给人们自由时，国家却限制他们；国家给予人们自由时，社会风尚却来奴役他们。

大学生活

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
我第一部诗集里的诗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它们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
这家报纸在指导全城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中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它的世界观是“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办报的态度是踏实、严谨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名字叫西奥多·赫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
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需要的人找来，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
犹太这个民族有各个层次，祖先不同，命运不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这里的人拥护社会主义，那里的人拥护资本主义。他们宁愿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也不愿有一个统一的权威
那种气氛，简直就像在战场上拿破仑将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中士胸前一样。
他的死引起千百万人民内心里巨大的悲痛，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孤独的人，他的思想威力给世界留下了多么大的激情和希望啊！
一天早晨，我告诉我的父母，下个学期我要到柏林去上大学，这使他们非常惊喜。全家人都尊重我的想法，或者更确切地说，由于我有《新自由报》副刊这块招牌，所以他们不好拒绝我的愿望。
正因为柏林缺乏真正的文化传统，缺乏几百年的文化历史，所以它吸引青年人来此闯荡。因为传统往往意味着阻力
她用清秀的斜体字把账目记得一清二楚，她做的每件小事也都记在账上。例如，她给我裤子钉上一个纽扣要三芬尼，擦掉桌上一块墨迹要二十芬尼，算到最后，总共六十七芬尼。起初我觉得有点可笑，可是过了几天以后，我不得不折服于这种普鲁士式的一丝不苟的精神，虽然这样会使人不快。
他从来没有钱，可从不为钱发愁。他四海为家，今天在这家寄宿，明天在那家做客；忘却尘事，淡泊名利，好像使他懂得了人生真谛。谁也不知道这位善良的林间樵夫是何时又是怎么来到柏林这座大城市的，也不知他来这里想做什么。其实，他什么也不想要，他不想出名，也不想显赫。他怀着诗人的梦想，只是想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在柏林生活下去。
斯坦纳的讲话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因为他学识渊博，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只懂文学的人来说更显得博大精深。听他的报告，或者有时同他私下交谈之后，我总是怀着兴奋又有点抑郁的心情回到家里。
现在，我今后的岁月里道路将如何走，我心里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多观察、多学习，然后再进行创作！不能让仓促写成的作品来见世界，而首先应该了解世界的本质。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像是回到自己的家；无论碰到什么偶然小事，他都会感到不亦乐乎，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崇高的习惯。他眉飞色舞，侃侃而谈，每一件事都讲得活灵活现。他讲第一句话就能抓住听众的心，因为他襟怀坦白，平易近人；他从不拒绝任何新人新事，任何人他都接待。他对一个初见的人会立刻抛出一片真心，就像那天我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一样。以后我经历过无数次他善待其他人产生的巨大反响。他并不了解我，仅仅听说我喜欢他的作品，就同我一见如故。
如果今天要我向一位尚不明确自己道路的年轻作家提出忠告的话，那么我首先建议他，他可以先作为演员或者翻译去啃一部大部头的作品。这样做虽然要作出一些牺牲，但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比自己的创作更有把握。每一个付出辛劳的工作都不会是徒劳的。
青年人的心理最容易受伤害。
从此，我的外在生活完全自由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都是为了取得同样的内心的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艰巨。
迄今为止的全部岁月，都是为了取得同样的内心的自由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在我们这个时代变得越来越艰巨。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你若要了解一个民族和一座城市的最隐蔽之处，绝不能通过书本，即使你到处闲逛无数次，也无济于事，只有通过了解或认识该城和该民族中最优秀的人物才能解决。要了解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真正联系，只能从活着的人的思想脉络中获得；从外部观察到的一切都是一种真实的草率的概念。
由于他拒绝和回避一切嘈杂，甚至一切荣誉——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荣誉是“围绕一个名字聚集起来的全部误会的总和”——那种好奇的空洞的滚滚巨浪只打湿他的名字，并没有打湿他本人的身体。
虽然这种善意在他的谈吐中、表情中显露得不多，但是这种透入到他心灵最深处的善意光辉，是多么炽热、多么神圣啊！
他爱书如命，就像把它们当作不会说话的动物。
对于阅历、根基浅薄的人来说，与大人物相见，必定获益匪浅；但是对我来说，我还应获得对我一生有决定意义的教益，而这教益却意外地降临在我的身上。
我得到的第二点教益是：伟大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是最朴实的。
因为在这一个小时内，我看到了一切伟大的艺术的永恒的秘密，也就是人世间一切艺术创作的秘诀：全神贯注，不仅思想集中，而且要集中全身精力；每个艺术家都要忘掉自我，忘掉周围整个世界。在这里，我学到了这点对我毕生有用的教益。
一个小市民的全部的诚实和正直，以及小市民的那种狭隘，这时统统暴露出来。
那个小偷有点低声下气地快步走到我的面前，说道：“喔，先生，您别拿，我把它送到您家去。”于是我在前面大步走，那个感激涕零的小偷拎着箱子紧紧地跟在后面。
这件事伤害了小市民的道德观。不仅旅馆里的人，而且是整个小巷，甚至全区的人，都一致起来反对，因为我“帮助”了小偷。到了后来，我没有办法，只好带着那只失而复得的箱子，离开了舒适的旅馆，好像我自己犯了什么罪似的。
一个真正的观察者，或者是一个有闲暇的人，如果他不能把一切繁琐无聊的小事抛开，去追求一种高尚的社交艺术，伦敦就会把他当作异己排斥在外。
威廉·布莱克
而这位天才突然以布莱克这个真正的星宿的形象出现在我的面前。在我热爱这个世界的众多理由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理由。

我的崎岖道路

人终究需要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以便漫游时有出发点和归宿之处。
我还是相信歌德的话，如果要完全理解一部伟大的著作，不仅要看到成品，还必须要了解这部作品的产生过程。
世间竟还有一个被歌德神圣的目光注视过的人！
谁要跻身佼佼者的行列，就必须严于律己和节制自爱，在文学创作时绝不能粗制滥造或者像新闻体那样一挥而就，因为在书上印着“岛屿出版社”的标志，就意味着它的内容质量和印刷装帧一样完美。
我年轻时最大的收获是我与当时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的交往和友谊，而这种交往却成了我在创作中的危险障碍。由于见得太多，我反而不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创作，不禁胆怯起来。
这个剧的排演经历让我确实学到了一点经验：在舞台上的帷幕尚未拉开之前，绝不能过早为这次演出而高兴
对我自己以及我的文学作品，我从来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看到这位临终的老人，心里很难过。他忧郁地向我苦笑：“亲爱的上帝还会让我演这个剧本吗？这出戏有可能会使我健康呢！”但是几个星期后，我们已站在他的灵柩旁。
如果把不幸关在门外，另外的不幸会偷偷混入。
虽说我没有任何过错，却总是被牵扯到莫名其妙的灾祸中。
后来我才知道，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走出欧洲

当时的时间过得好像比今天快，是否因为我们的青年时代充满了彻底改变世界的事件呢？
今天我心里才明白，过去我写的一切作品和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当年的一切抱负、忧虑、失望、怨恨，在今天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时代所发生的一切，必然改变我们的眼光。
他的从不休息的工作也许是一种鸦片，用来麻醉内心的烦躁不安和摆脱内心深处的寂寞。
随着离开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远，我心中的评判标准也在不断变化。过去我把某些狭隘的事当作重要的事来看待，旅游回来以后，我不再把欧洲视为我们这个世界围着旋转的永恒轴心。
任何一门学科，即便是军事科学，如果想博大精深，就必须跨出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
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贯伎俩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把自己极端自私的强权欲望虚伪地掩盖起来，“生存空间”这一概念为国家社会主义露骨的侵略意图提供了有哲学依据的伪装。
我可是那个时代清清楚楚地看到两个大海仍处于分离状态的历史见证人之一。目睹美洲这个最伟大的创造性的业绩，是我向美洲最好的告别。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如今，当我们心平气和地问自己，一九一四年欧洲为什么会爆发战争，我们找不出任何充足的理由，也找不出它的诱因；这次战争不是出于思想上的纠纷，也不是为了争夺边境的几个小地方。我认为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也就是说，战前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每个国家想从别国得到更多的财富，可是这些国家也想从别国得到财富。
我们坚信，欧洲的精神力量、欧洲的道德力量，将会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战胜一切。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在进步中必然产生的乐观主义，使我们低估和忽视了我们共同的危险。
“艺术能使我们每个人得到满足，但它对现实生活却无能为力。”
罗曼·罗兰之所以能在关键时刻在道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人，是因为他事先早已痛苦地磨练了他的心智
但是，世界很少关心这些文学家的宣言，而坚持走自己的险恶之路。
一般说来，根据经验原原本本地叙述一个时代的面貌，要比再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容易得多。人的心态并不存在于官方的事件中，而是最早存在于细小的个人生活插曲中。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在生活中间有许多秘密包围着我们，而我们对周围的人却知之甚少。
她一生中最大的功绩是唤醒了甘油炸药的发明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良知，促使他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弥补他发明炸药所造成的损害。
可是，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刹那间把一个我们在其中接受教育、栖身卜居、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击得粉碎。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初期

因为我很少经历如此美好的夏天，鸟语花香、繁花似锦，我几乎可以这么说，那是最典型的夏天。一连数日天气晴朗，蔚蓝的天空中飘着朵朵浮云，空气湿润，但不闷热；草地上，夏风多温和，芳草亦未歇；郁郁葱葱的树林遮天盖日。
皇储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在前往波斯尼亚军事检阅时，成为政治谋杀的牺牲品而丧生。
他们喊着惊人的标题：“奥地利向俄国挑衅”、“德国正在战争总动员”，以兜售报纸。我看到那些买了报纸的人脸色变得阴沉，不过，不出几分钟就恢复了常态。再说，多年来我们早已熟悉了那些外交纷争，它们在特别严重的最后时刻总能得到顺利解决。为什么这回不是这样呢？半个小时后，我看到报童们卖完报纸，也成了一群欢乐的儿童，噼噼啪啪踩着海水嬉游；风筝冉冉升起，海鸥翩翩飞舞；日有九光，普照一片和平的土地。
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也许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入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这些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我一生中从来不要求别人同意我的想法。只要能把我的信念清清楚楚地表达出来，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出于无限的同情和无比的愤怒给国界那边的一位朋友——官方意义上的敌人——写的这些信，无疑是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道德文献，做到这点，需要极大的勇气和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种并不是完全生活在荒漠的感觉给了我经常写文章的勇气，通过对一些事情作出回答和反应让那些与我们有同感的人从孤独和隐居中走出来。
永远不写一句赞美战争的话，也绝不贬低别的民族。
这些粗野又纯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大学教授和作家深刻多了：战争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一种不幸，对这种不幸他们束手无策，凡是陷入不幸命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从这一点上看，人是非常脆弱、极易被摧毁的一种生物。一颗小小的子弹在千万分之一秒的瞬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记忆、认识、喜怒哀乐一起击得粉碎。
在我对时代的一切“不满意”的时候，我却在自身身上找到了“满意”的结果。

在欧洲的心脏

由于无耻的中间商的盘剥，生活必需品之类的物资价格飞涨，食品日益匮乏，百姓生活困苦，而那些发战争横财的人却过着令人鄙视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我必须要强调这一点，尚有一股博取世界民心的力量。一个国家的道德基础和艺术创作在战争中还被视为有重大影响的力量，各个国家还都在争取人民的同情，而不像一九三九年的德国那样，一股脑用非人的残暴把这一切统统打翻在地。
“感谢上帝，您从来不属于那些愚蠢的战争叫嚣者之列。好吧，请您在外面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到底。”
赴瑞士途中，我在萨尔茨堡逗留了两天，在那里为自己买了一栋房子，打算战后居住。
要么以单方面媾和的威胁迫使德国进行谈判，要么在紧急情况下实现单方面媾和，这种想法是很有胆识的。
可是罗曼·罗兰始终坚持不参加任何组织，而只以个人身份、独立地为自己愿意献身的事业奋斗到底。所以，他不要求别人追随他的思想，自己也同样不愿受到任何约束。他认为，爱戴他的人同样也应该是不受约束的人。他要用自己独一无二的例子来证明：人应该永远保持自由，坚持自己的信念，天翻地覆也不动摇。
由于受爱国主义的迷惑，我们大多数老朋友已经中断了联系。人是需要新朋友的。
在天翻地覆的突变中，尤其在战争和革命年代，勇气和冒险在短期内往往比人的内在信念和稳定的品格更起作用，比人的内在价值和坚持正义的勇气更有意义。
凡是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的人物，在经过突然的升迁之后，最后还是要垮台的。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离开家后他就会喋喋不休；如果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
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精神上经历这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正在进行战争的国家里感受更深切，这是因为，在中立国里看战争更客观，完全不受胜利或失败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的影响。这里的人不再用政治观点来看待战争，而是用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能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势和未来。
一个生活在欧洲的人，越是把整个欧洲视为自己的故乡，就越会被这个要砸烂欧洲的拳头打得粉碎。
因为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只是相同的处境，而非共同的理想。

重返奥地利

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德意志共和国和奥地利共和国必须并存。对一个不愿意存在下去的国家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下去！”——这真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稀奇事。
延续了近千年的皇朝在这一瞬间宣告真正结束。我知道，我要回去的地方已是另一个奥地利，另一个世界。
我仿佛又回到战争的恐惧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
当时毫无名气的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人就住在我的对面）
我们在奥地利混乱的那几年里，反而更喜爱艺术，因为金钱的背叛，反而使我们觉得，我们心中永恒的东西——艺术——才真正可靠。
现在我已到了人生的中途，纯粹许诺的年龄已经过去，该是实现许诺和考验自己，或者彻底放弃的时候了。

又回到世界上

所有的煽动和仇恨的宣传只会使头脑一时发热，而从未触及欧洲真正的群众。
在善意的希望中，我们都常常欺骗自己，把我们个人的思想与世界的思想混为一谈。
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貌似最厉害的手段，可事后并无效果。
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的狂热崇拜。
我们欧洲的表面似乎是风平浪静的，可它的底下却潜藏着危险的暗流，这给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钟。
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这个使命不是他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
后来，我在照片中辨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的那条街，正是不久后暗杀者伏击的那条街，仅仅是由于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的历史事件的目击者。
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共和国本着理想主义的意图，既给人民以自由，也给敌人以自由。由于德国人民从来都是讲秩序守纪律的民族，所以对政府给的自由不知该怎么办，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来剥夺他们的自由。
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着他自然平衡的状态遭到了破坏。在一般的情况下，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标记，犹如雪茄的外壳一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体，它与真正的主体本来只有松散的联系。一旦这个名字取得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主体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各种强烈力量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左右主体并使主体发生变化的力量。

日落

我很喜欢一次又一次地回想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这段欧洲相对平静的时期，也就是搅乱世界的那个人——希特勒——崛起前的十年。
尽管后来希特勒从我身上夺走了许多东西，但是这种美好的感觉，在这十年里按自己的意愿充分享有内心自由的欧洲式生活，是他既不能没收，也不可能从我心中磨灭的。
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实验，俄国对一切有知识的人来说，成了战后最富有魅力的国家。有人热烈赞美它，有人疯狂反对它，但这两种人都没有真正了解它。由于宣传和同样激烈的反宣传，没有人清楚地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人们都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些全新的试验，不管这些试验是善是恶，它们很可能决定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形式。
我又一次认识到，十年时间在个人的一生中是一段颇长的路程，而在一个民族的生存中仅仅是一瞬间。
俄罗斯人不论对什么事情都表现出一种热情；那种煽动人心的秘密力量会在不知不觉中抓住每一个人，使得他们那种难以抑制的兴奋、情感和思想一起炽热地迸发出来。
这位不相识的人写道：“请您不要相信他们向您说的一切，请您不要忘记，他们向您展出让您看的一切，他们还有许多东西没让您看。您要记住，跟您交谈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把真心话告诉您，他们不敢，只是讲了允许讲的话。现在我们大家都受到监视，恐怕您受的监视更多。您的女翻译每天都向上级汇报您说的每一句话。您的电话被窃听，每走一步都有监视。
对我来说，和他在一起，就好像到了俄国，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也不是今天和以前的俄国；我看到了一个永恒民族的宽阔、坚强、深沉的灵魂。
我们与他们是多么不同啊。我们不是畏首畏尾就是激烈无比，但从来不能把握自己。
高尔基把在索伦托的疗养生活叫作流亡是不对的。
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就是折磨、迫害和孤单的不断升级和强化，也不会把一个人摧垮。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在马泰奥蒂这位社会党的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野蛮地杀害以后，心力交瘁的世界良心对这种暴行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整个欧洲都被激怒了
出于民族的尊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外部的压力下修改自己的法律。
墨索里尼大笔一挥，亲自批准了我的请求。实际上，那个被判刑的医生很快被赦免了。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像这封信那样给我带来如此的快乐和满足。如果说有一件文字工作曾发挥很大的作用，那么，我就会怀着感激的心情自然而然地想到这封信。
萨尔茨堡在这十年之内一直是艺术朝拜者在欧洲的圣地。
莎士比亚说得真好：“音乐是心灵的养料。”
毫无疑问，我从来不认为我是这些物品的占有者，而是那些物品在那个时代的保管者。我之所以不是占有者，是因为把收藏看作是一种艺术性的工作，而不是为了占有的欲望，据为己有的欲望，把一切珍品搜集到一起只是一种癖好。当时我就意识到，搜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要经历漫长的时间，所以说比我自己的作品更有价值。
在每个艺术家的心中都隐藏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矛盾：生活十分坎坷的时候他渴望安宁，可是当生活十分安宁的时候，他反而渴望坎坷。

希特勒的崛起

在那些决定时代命运的巨大运动开始之时，恰恰是历史本身阻碍了同时代人对它们的认识，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这几百个名字，就像发了酵的泥塘里泛起的气泡，既不会爆炸，也不会留下什么，只能发出一股恶臭，把德国身上尚未愈合的伤口里的腐烂过程清楚地显示出来而已。
一眼就能看出，从一开始，训练这支部队就是为了袭击、暴力和恐怖活动。
各阶层都迫切要求建立秩序，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力更重要。歌德也曾经说过，没有秩序比不公更令他厌恶。
理查德·施特劳斯是纯日耳曼血统的音乐世家伟大后裔中的最后一位了。这个伟大的世系，从亨德尔、巴赫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个时代。
他这种衡量自己的作法从来没离开过他，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他对自己的评价恰如其分，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多大的本事，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喜欢把自己和别人相比较，不在意自己比别人强多少，还是比别人差多少。他同样不喜欢知道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只有创作本身才能使他感兴趣。
出于好奇，我想试一下他是否能接受我写的诗句。两个星期以后，我把第一幕的稿子寄给他。他很快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一句歌唱大师的名言：“一鸣惊人。”他对我写的第二幕同样热烈祝贺，还寄来了他写的歌曲的头几句：“啊！我终于发现了你，我可爱的孩子！”
施特劳斯同纳粹共事，是有许多重要的打算的。但不同的是，对他这个真诚地信奉艺术唯我主义的人来说，哪一种政权都一样。
他们挖空心思和他们苦不堪言的绞尽脑汁的做法多么令我暗自高兴啊。
希特勒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像他和斯大林、莫洛托夫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一样，不是出于他的本意，而是在玩弄权术。
我必须向音乐评论家们表示我的敬意。他们中间有十分之九的人很高兴地利用这次机会，以便再一次，或许是最后一次表达他们内心对种族论的反抗。他们用尽美好的言词评论我写的脚本。
而德国人从此再也听不到他们自己的、当时依然健在的、最伟大的老音乐家写的那部令人销魂的歌剧中的任何一个音符了。
就连犹太人对面前发生的一切也漠不关心，好像剥夺医生、律师、学者、演员的自身权利的事情是发生在遥远的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只有三个小时火车路程的同样讲德语的地方。奥地利人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家中；他们开着汽车到处兜风，除此以外，他们还有一句口头禅式的安慰话：“那边的事不会长久的。”
可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我于一九三三年十月离开美丽的家园时，竟成了一种告别。
在那里，没有人把我看成外国作家，看成陌生人。我热爱那里的人民，热爱那一片土地，热爱巴黎。
英国作家和我们欧洲大陆的作家，彼此之间来往甚少；他们的民族传统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传统不同，他们不喜欢交往，喜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过一种独善其身的生活。
这位人道主义者尽管比专业的世界改造者更清楚地理解时代的荒谬，可是他却不能用自己的全部理智去阻止这种荒谬，这才是最可悲的。
于是，我在没有真正弄清真实历史的条件下，开始写作一本关于玛丽女王的书。为了写这本书，我有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离开图书馆。
从宁静安全的英国来到狂热好斗的奥地利，就像在七月里酷热的纽约，从一间有空调的凉爽房间一下子走到炽热的大街上一样。
那些标榜爱国的奥地利人，实际上正在用意大利提供的刺刀砍自己坐的树墩，可悲的是，他们自己并没有觉察。
莎士比亚的话：“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场暴风雨是不会放晴的。”
后来，我多次确凿无疑地发现了那种奇怪的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离发生事件的地方只隔着十条街的人，远不如相隔数千公里以外的人知道得清楚。
我既不知道那些卫兵为什么突然出现在街头，也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任务是什么。实际上，当时在郊外已经打了好几个钟头的枪战，可是在市内的人并不知道。
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回答他们：“我不清楚。最好还是买一份外国报纸看看。”
我觉得，人世间最重要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那种离别比离开家园和离开祖国的意义更深远。

和平的濒死状态

罗马的太阳已经沉没。我们的白昼已经过去。黑云、夜露和危险正在逼近，我们的事业已成灰烬。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恺撒》
我已经五十岁了，但又要重新开始，又要坐在写字台前当学生，早上疾步去图书馆——只是不再那么虔诚，不再那么热情罢了；头发已经灰白，疲惫的心灵蒙上了薄薄的沮丧。
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在战前我并未真正认识到英国最深沉、最内在，只有在最危险的时刻才能表现出来的力量。
威尔斯坚持自己积极的理想主义，憧憬着人类的美好未来；而萧伯纳则相反，他越来越用怀疑、嘲讽的目光观察未来和当代现实，以检验自己冷静的“愉快的戏剧”。
我外出旅行也许是出于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在航道上还能安全行驶，我就应该在更黑暗的时代到来之前多积累一些常识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去旅行的原因，也许还有那种渴望：我想亲眼看看，当我们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西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建设的；我甚至还有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感：我们的未来，我自己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西洋彼岸。
数千年来，文明不就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的吗？如果一棵大树被斧头砍倒，只要种子保留下来，就不愁它不会发芽、开花和结果。像大树一样，我们世世代代所创造的一切会一代一代传递下去，永不枯竭。可是，人们必须学会从更大的范围去思考，从长远的时间去衡量。我对自己说，不要单从欧洲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应该跳出欧洲来考虑问题；不要把自己埋葬在逐渐消亡的过去，而应该参与重建新的历史。
巴西给我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象，也给了我很大的希望。那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上有世界最美丽的城市；在那片广袤的国土上，至今还有铁路、公路，乃至飞机未曾到过的地方。
看起来，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几乎是凶狠的，当人类成功地用技术把大自然最隐秘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中时，技术反而扰乱了人类的心灵。技术带给人类最坏的灾难，莫过于阻止我们逃避现实，哪怕只是一刹那的逃避。
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像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非常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因为这个消息似乎有一点点真实，也就意味着奥地利开始完蛋了，欧洲城墙上那块基石会塌下来，随之欧洲也会崩溃
在列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刻，我就像《圣经》里的老祖公罗得一样，知道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和灰烬，一切都凝结成像盐一般苦涩的历史。
今天，我并不羞于说，当我老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时——当时我们把老母亲留在维也纳——我并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悲痛——这个时代把我们的心变得如此麻木、如此反常——而是相反，我感到一种宽慰，因为我知道，她再也不必遭受各种痛苦和危险了。
现在人们也许会理解：我为什么庆幸我母亲没有继续活下去。
我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陶冶我的心，让我的心作为一颗“世界公民”的心而跳动，但是没有成功。在我失去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这时我才真正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所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大得多。
可是今天，没有一个人说真话，企图否认我们当年怎样被那漂亮的言辞所迷惑。谁能相信一个吃败仗的人竟会凯旋式地荣归？
报纸出版了，上面的照片表现了张伯伦神气十足地大笑着站在机舱口，手里挥动那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向大家宣告了“为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我喜欢在那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到大街上转悠，以便更强烈、更形象地去感受那种气氛，去真正呼吸那个时代的空气。
伟大的希望之光破灭了，它虽然只照亮了一两天的时间，却温暖过我们的心。我不能也不想忘掉那几天。
他狂热地追求真理，但同时又清楚地认识到任何真理都有局限性——他曾经对我说过：“很少有百分之百的真理，就像没有百分之百的酒精一样！”
他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对此深为震惊；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残暴的行径一点也不觉得惊异。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观点得到了最确切的证实，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无法铲除的。
当人们误以为早已死去并已装入棺材的东西，突然又以相同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的时候，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一九三九年八月的英国和一九一四年最美丽的七月的奥地利，在我的脑海里完全一样：迷人又美丽。天空湛蓝，一望无际，像上帝的和平帐篷；太阳温暖的光辉依然照耀着草地和森林，大地上盛开着绚丽多彩的鲜花，世界上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而世上的人们却在加紧备战。
战争的影子将贯穿我们全部的时代，不会再从我这里消失；战争的影子将笼罩我日日夜夜产生的每一个念头；也许它的暗影也蒙住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可是不管怎么说，每一个影子毕竟还是光明的产儿，而且，只有经历了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兴盛和衰败的人，才算是真正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