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传
苏若群 姚金果
前言
- 他是一个成就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人。
- 1924年，他突然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在敌人的刑讯逼供下出卖了李大钊等人
第一章 走向马克思主义
-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恰逢校长蔡元培广纳天下英才，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影响下，他开始了崭新的人生追求。
萌发爱国之心
- 张国焘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插图]上栗区金山乡山明村
- 时事造英雄。国焘大伯的结局叫人遗憾和痛心。三伯国庶英勇牺牲，使我们感到惋惜和骄傲。看到自己平凡一生的父亲，我们感到满足。
- 1916年，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
追求进步与温和请愿
- 北京大学始建于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时称“京师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大学，校址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乾隆皇帝弘历的四公主府。
- 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是救不了中国的，温和的请愿是改变不了当局意志的
参与领导五四运动
- 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 这次集会和示威游行中，北京大学学生主导，张国焘则与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 这次会议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决定成立“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张国焘被选为干事之一，这使他有更多机会出现于学生运动前列，也使他成为不可否认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
- 据刘清扬后来说，她拒绝张国焘有两个原因：一是“觉悟社”规定社员不能过早考虑个人问题；二是觉得张国焘思想狭隘，既不善于团结人，又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这番话显然超出了一般同龄人的思想认识。
- 北京共产党小组刚刚成立，成员只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
南陈北李联络人
- 他后来才那么坚定地对共产党人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持反对态度
- 1920年初，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京赴津的路上，他们讨论了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的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
- 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了用来发动和领导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
- 在南陈北李筹备建党时期，像张国焘这样与南陈、北李均有直接接触，并受其深刻影响的青年学生，恐怕绝无仅有。在当时通讯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张国焘实际上是南陈北李之间的联络人。
第二章 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
-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正式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
- 1921年7月，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之一前往上海，参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并被确定为大会主席。
参与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
- 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八十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 这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对象也有了一定标准。
- 正式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并主编《劳动音
- 为了纯洁团的组织，1921年5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决定解散青年团。同年11月，重新组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
- 马克思认为：“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找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 这次成立的长辛店工会，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工人意愿的工会，它与帮会、同乡会不同，是由工人自己组织、为全体工人伸张正义的。工人们通过工会活动懂得了天下工人是一家的道理。
主持中共“一大”
- 6月3日，当他率领八校教职员索薪团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遭到军警殴打，头部被刺刀戳伤，因伤住院，不能去上海。[插图]
- 南陈北李均不能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这真是历史的遗憾！
- 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寄回上海。李汉俊对草案上所主张的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甚为不满，说陈独秀要党员拥护他个人独裁，作为回应另起草了一份党章寄给陈独秀，主张地方分权，提出中央应是个有职无权的机关。
- 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还有包惠僧。
领导劳动组合书记部
- 张国焘通过这个《宣言》，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指出工人们要争取解放，争取自由，就必须打破帮派观念和对黄色工会的依赖，树立普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思想。张国焘以极通俗的语言，向工人们发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召唤。
- 会上，马林表示：共产党人千万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官吏，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陈独秀担任党的书记，应该尽到责任，必须回来，由别人代替不行。
- 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而且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
首次莫斯科之行
- 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的张国焘，对于中国社会有如此详细的了解，且又有一定的理性分析，的确难能可贵，确有过人之处。
贡献于“一劳大”和中共“二大”
-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发挥重要政治影响的起点。
- 在确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走在了中国共产党的前面。因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决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
- 中国是一个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国家，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规定了中共应该联合其他革命力量共同奋斗。
第三章 受挫于国共合作之争
-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因国共合作问题张国焘与马林再次发生争论，成为他落选的重要原因。
影响深远的西湖论争
-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插图]，中共历史上七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此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折。让我们记住这七个人的名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 西湖会议决定了中共后来的命运。中共的重大发展始于此；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败也始于此。
- 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一起拜访了因陈炯明叛变而逃亡到上海的孙中山[插图]，正式向孙中山提出两党合作的主张，并建议他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时孤立无援的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他们的建议。
代理委员长
- 在革命的行动中，组织和发动人民是第一位的，军事行动是第二位的，只有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大众一边，革命才能成功，真正的革命政府才能建立。张国焘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 值得一提的是，张国焘有篇文章叫《还是赞助新蒙古罢》。文中主张应该支持蒙古独立，因为只有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才能使蒙古民族避免日本、恩琴白匪[插图]和中国军阀的压迫。既然中国人无法帮助蒙古人民脱离被压迫的境地，还不如赞成蒙古在俄罗斯支持下独立。张国焘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向导》第八期，时间是1922年11月4日。
- 张国焘和陈独秀都支持外蒙古独立，而且找了相同的理由。很显然，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都接受了苏俄政府的观点。现在看来，支持外蒙古独立可以指责为“卖国”。然而在当时受苏俄意识形态严重影响的情况下，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无国界的思想影响下，不仅是陈独秀和张国焘，中国许多先进分子对外蒙古都缺乏特别强烈的领土意识，而是以极为纯朴的感情认为只要外蒙古人民能够得到解放，过上好日子，独立出去是好事。
“三大”落选
- 与马林争论的败北和陈独秀公开对小组织问题提出的批评，使张国焘威信扫地。这一点在“三大”选举时明显反映出来。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张国焘才得到四十票中的六票，不仅没有当上中央执行委员，甚至连个候补执行委员也不是。
固执己见
- 孙中山先生本人一直坚持他的陈旧观点，认为革命进程首先是军政，然后才是训政阶段。他和他的追随者也都认为，首先他们必须掌权，然后再建党。
第四章 隐瞒背叛 危难受任
- 1924年5月，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的张国焘同他的妻子杨子烈在北京被警察逮捕。对于敌人的严刑拷打，张国焘起初还挺得住，后来写了自供状，并出卖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接着又供出了全国铁路各工会的共产党员七十一人。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释放政治犯，张国焘出狱后，隐瞒了这段历史。
牢狱之中
- 张国焘忍受不住敌人的严刑逼供，勉强筑起来的防线彻底垮倒，终于向敌人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弟及北京的共产党员等。
-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第二次直奉大战[插图]之际突然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由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随之倒台，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也被卸职。
- 如若不是建国后人们在过去的档案里发现了他的自供状和其他相关档案材料，恐怕世人至今也不知道他在1924年这段经历的真相。
再次进入领导核心
- 中共“四大”是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会议。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指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
- 五卅运动的一个可贵成果是将武装问题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
应对排共浪潮
难挽狂澜
- 3月21日，上海工人在1926年12月和1927年2月两次武装起义的基础上，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工人及纠察队员经过三十个小时的英勇战斗，击溃了北洋军阀驻军，占领了上海。
- 中共领导人绝不会想到，工人们浴血奋战夺得的上海，不仅为蒋介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筵席”，而且不久就要变成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革命人民的“祭坛”。
- 震惊之余，他们还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挽救危局的办法，将中国革命未来的命运紧紧地系在汪精卫这个并不可靠的所谓国民党左派身上。
- 除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和决议多么正确外，还批评中共在执行中的“严重错误”，最后指示中共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即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
受任于危难之时
- 7月12日的会议上，陈独秀被停职，并组成了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 由张国焘等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7月12日成立到八七会议结束，只存在了二十五天。
- 有组织地疏散干部是一项细致而繁杂的工作，却有着伟大而非凡的意义，为党保存了一大批精华和骨干，为革命的再度兴起准备了条件。
- 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处理纷繁的事务，所有同志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亲自经手。张国焘则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与同志们谈话上，鼓励同志们在艰难的条件下要坚定革命信念，要有胜利的信心。
- 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一个过渡性的领导机构，短短二十五天中，在党处于危难关头的紧急时刻，力挽狂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正确决定，使党避免了灭顶之灾，并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处分与分歧
- 或许已经意识到前途多舛，8月4日，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部脱离起义部队，带走四千五百人。这一变故引起军心动摇，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及第五团约700人也离开起义部队，投奔了唐生智。
- 瞿秋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确实与共产国际代表有关。因为当时中共领导人的任免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
- 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起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
- 他还将联共（布）内部对犯错误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带到了中共内部，开了过火斗争的先河。
- 另组工农党的意图虽未实现，却十分清楚地表明：张国焘虽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并没有严格的党性观念，一旦自己的意见与党不和，就会背离而去。这次由于陈独秀的反对，他没有付诸行动。但后来在长征途中，当他兵强马壮时，就有了与中央平分秋色的资本。在与中央发生矛盾后，他毅然决然宣布成立自己的“中央”；到了延安以后，感到自己政治上失意后，又脱离中共而投奔国民党。
争论于中共“六大”
- 一些中共党员开始消极、动摇，甚至逃跑、变节。加之国民党的搜捕和对起义的镇压，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由1927年5月的近六万人锐减至一万人左右
代表团风雨
- 米夫任中山大学校长后，支持王明等人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并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
- 然而瞿秋白等人没有想到，共产国际很快就改变了李立三问题是“局部的策略错误和组织错误”的判断，将立三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
辗转抵达苏区
- 不仅如此，5月初，中共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巡视条例》，建立了派巡视员指导各级党部的所谓“活的领导”体制。实行这种委派“钦差大臣”式的领导方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左”倾教条主义路线能够在各地“百分之百地执行”。
立威：整顿组织、解决粮食
- 张国焘决定首先抓两件事：一是整顿党的组织，搞好党的建设；一是解决最急迫的粮食短缺问题。
制定“肃反”政策
- “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
妄杀无辜
- 而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则收到了一石两鸟的实效：一方面消除了他们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也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 ‘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
- “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用鲜血和生命创建了红一军，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会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第八章 巅峰与跌宕
- 大家对张国焘的领导提出严厉批评和质疑。张国焘虽表示虚心接受批评，但日后对向他权威挑战的人进行了残酷报复
辉煌鄂豫皖
- 徐向前论及张国焘时曾说：“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皖当一把手”
四大战役
- 苏家埠一战，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建军以来最大的胜利。此役歼敌皖西“围剿”军及其援军共十九个团和两个警备旅共三万余人，生俘敌总指挥厉式鼎以下官兵两万余人，缴枪两万余支、炮四十三门、电台四部，击落敌机一架，解放了淠河以东的广大地区。
反“围剿”失利
- 根据黄柴畈会议的部署，陈昌浩率领先头部队开路先行。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剩余师团及总部直属各单位共约两万余人，分左右两个纵队，于10月12日夜行动，跨过平汉路，踏上了漫漫征途。
漫漫西征路
- 徐向前非常了解张国焘一到紧要关头就乱了手脚、往往瞎指挥这一弱点，认为在关键时刻不能全听他的
- 尽管张国焘在会上表示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但后来事实证明他对提意见的人极为不满。徐向前说：“张国焘对那些反对他的同志怀恨在心。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张国焘便借口‘肃反’，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逮捕或杀害，张琴秋也被降职使用。”
统战工作
- 三次进攻战役之后，新区、老区的群众纷纷参加红军，使红四方面军发展为五个军，共八万余人。
喜怒芦花镇
- 这次会议上对四方面军的批评，成为张国焘心中永远也忘不掉、抹不去的阴影。
波澜再起沙窝
- 在会上，他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周恩来退出军委，并提出要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委员及书记处书记。
另立中央
- “我再重复一下，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绝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南下是死路
- 百丈决战的失利，是南下红军从战略进攻被迫转为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标志着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
第十三章 曲折的北上路
- 10月10日，张国焘抵达会宁城。会宁会师，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艰难曲折的长征，也使张国焘从权力的顶峰跌入谷底。
西路军
- 据不完全统计，在西路军两万一千八百人中，除上述四百余人外，牺牲七千多人，被俘一万两千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六千多人，回到家乡者三千多人，经过营救回到延安者四千五百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一千多人。
第十四章 受批与叛党
- 12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同康生等人飞抵延安。王明在延安大讲反托派斗争，并告诉张国焘，李特、黄超是托派分子，已在新疆被枪决。得知爱将被杀，张国焘又惊又怕，遂决心脱离延安。
批评与检讨
- 贺龙的发言颇为激烈。他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我现在由土匪、军阀变成了共产党，而你则由知识分子、共产党变成了土匪、军阀。张国焘，现在请你和我比一比，你现在成了什么样的屁人物？”
反国焘路线
- 1937年前半年，是张国焘有生以来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在此之前，他虽然经历过许多挫折和失败，但都不如这次批判自己的运动所受的心灵冲击大。
- 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共四万五千余人。
-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便消极地隐居起来。后因组织并参与托派活动，于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一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于1937年8月23日被释放。陈独秀出狱后，面对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向中国共产党提出愿意回到党的领导下工作的要求。
另觅他途
- 每个人都要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总是处于寻觅之中的人，肯定是生活的不如意者。
- 我年岁大了，听听几个老同事的批评，我还可以接受，要是落到那些年青人手里，我实在受不了。人总是要面子的，这些人就专爱扫面子
- 对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张国焘认为，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有两方面考虑，既有哲学的思考，也出于权力的考虑，但主要是前者。张国焘说，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但他又是一位农民式的社会主义者，所以毛泽东有着一种对于“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他便想采取剧烈的非常规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也就是防止“变修”，这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外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