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

傅莹

自序

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本书共收录了40篇文稿，分为九个篇章，包括秩序、格局、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以及亚洲问题等。
人在往前走时不太会想到丈量脚下，隔了一段时间回头看才发现，原来已经翻过了那么多座山，趟过了那么多条河。
中国是在用改变自己的方式改变世界的，也需要通过更好地阐释自己来让世界信服。一个大国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阻力，我们需要多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以赢取更多的了解和理解；不主动讲，谬误就容易越积越多。赢得理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的许多主张需要多讲、反复讲。

世界秩序

从年初到年中，西方国际研究学界中出现了一种观点，担心亚洲出现紧张甚至冲突，认为中国有点像“一战”之前的德国，经济高速发展，民族情绪高涨，军备快速增长，对中国是否会走上地区扩张道路有许多议论
“伊斯兰国”组织（ISIS）——一个组织优良、目标明确、手段狠辣，而且有西方教育出来的年轻精英参与其中的极端恐怖主义势力。
尤其年底油价持续下滑，突破了所有人预期，更显得当代世界大事的游走方式扑朔迷离。
国际控制力和治理能力不适应新的环境，世界主要国家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失误、处理失策、应对失序，往往导致问题的扩大化和复杂化。
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搞双重标准和以己划线的做法对其形象是很大的损伤，也不适应世界和平发展总趋势的要求。
对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凡事若放到共同利益的盘子里去考虑，通过谋求共同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阻力会更小些。当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时，有时可能舍小利益来维护大利益，比争小利益毁掉大利益要好。

进入21世纪的“秩序”争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是第一代成长中没有遭遇饥饿的中国人。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减少了欧洲民族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催生出支撑现代国际关系的法律和机制框架
这个世界新秩序包括三个支柱。一是作为道义制高点的西方价值观；二是作为安全基石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三是以美国制定的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和制度安排为基础的全球经济。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面临的一大考验就是，能否根据形势变化做出调整，能否与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力量合作而不是对抗。
中国所认同和支持的国际秩序，是指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联合国框架和围绕这个框架形成的一系列机制，认为它是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根基，它所秉持的国家之间平等相处的基本原则和规范赋予它国际公认的合法性。
令美国深为担心的是，中国早晚会挑战它的世界权力和对国际事务的掌控。而美国的矛盾在于，它希望继续领导世界秩序、主导世界事务，但又不愿意至少是部分地改变其秩序当中排他性的属性。
英国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古拉斯·博伊尔发现，在过去5个世纪当中，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所发生的一些大事会影响整个世纪发展的轨迹，如17世纪的三十年战争、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们都是以冲突或者战争的方式实现权力的再平衡的结果。
秩序也好，体系也罢，说到底还是人与人的沟通和理解。各国之间需要开展更加广泛的沟通。中国作为新兴的大国，更需要学习如何将自己的政策和战略意图及时和清晰地传递给世界，从而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共同的屋顶下——中国的全球秩序观

在中国，关于秩序的讨论更多是围绕如何改进国际秩序、完善全球治理。
奥巴马总统说“如果我们不制定世界贸易的规则中国人就会去制定”
美国自恃发挥领导作用的“世界秩序”是一个包括现行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以美式价值观和全球军事同盟架构为支柱的全球霸权秩序，西方世界是其主要构成和获益者。
不管是“世界秩序”，还是“国际秩序”，都不足以应对人类目前面临的复杂挑战。
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而中国人希望走在前列。当然这个改革不是摒弃或者取而代之，而是改进和完善，也许可以说是秩序的“重塑”。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一是保障世界和平，二是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三是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争议问题。
一个新型秩序也许就需要在这样的碰撞和摩擦过程中产生。
中国需要逐步积累参与国际治理的经验，需要学习，并且是快速地学习。同时，中国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这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础。

失序与秩序再构建

请允许我借用雷蒙德·卡佛的一句经典句式：当我们谈论秩序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权力的分散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现实
世界常听到中国领导人讲，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需要澄清的是，此处讲的“秩序”指的是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组成的“国际秩序”，也包括国际法原则。它或许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有重叠，但不完全重合。中国对这个由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有很强的归属感。中国当年参与其创立，现在是受益者、贡献者，也是改革者。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来讲，中国的意图“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
当美国上升到称霸世界的地位之后，将重点转向海洋，美国学者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提出“边缘地带”理论，主张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运。
这个国家是在首都被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之下跌跌撞撞进入20世纪的，在其后的一个多世纪屡遭外敌入侵，中国人民对遭受强权欺凌的屈辱经历记忆深刻。也正是基于此，政府和人民始终对涉及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抱有极强的敏感性，绝不会允许历史遭遇哪怕在局部重演，也是为此，我们需要足够的军事防御能力。
在考虑未来秩序时，也许我们需要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调、多边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都包容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全球格局与中国角色

自从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围绕如何维护和平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人类进入21世纪能否学会珍惜和平？大国在格局变革的进程中能否守住和平？
英国剑桥大学的尼古拉斯·博伊尔教授，从国际关系500年的历史中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似乎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总有改变百年走向的大事发生，例如战争、冲突或者和平安排
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都将聚焦于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富裕的努力奋斗中，我们需要、也必须保障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并将不断为此付出努力。这一点，我们要让外界更清楚地知道。
冷战期间美国将投入的重点放在欧洲，“9·11”之后转向中东，现在正重新调整，要把重点放在亚洲。
今日的言行将构成明日的历史，正所谓，史乃势使然。

百年后的回顾——反思两次世界大战

讲史离不开论今，人们聚焦“一战”“二战”，折射的是当代的疑虑：21世纪是否会发生新的战争？当今世界的战争风险源自何方？
回顾“一战”历史教训，不应忘记的是，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争夺势力范围和殖民地而发生的利益冲突。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实现统一后，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需要通过地理扩张进行转嫁。垄断集团需要获取新的原料产地、工业产品销售市场和资本投放地，以实现利润的持续增长。
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受害者，也是帝国主义发动的不义战争中的觉醒者和奋起反抗者，正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国际格局动荡和殖民体系瓦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摆脱外侮、结束内乱的重要机会。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生产国际化不断递进，大部分生产要素都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战争和地理扩张不再是获取利润增长的主要和适宜方式。
根据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公元1000年至1820年的全球经济重心在东方，之后用了90多年时间转向西方，在整个20世纪，全球经济重心都处在美国主导的西方发达世界。但在21世纪头10年的短短时间内，世界经济重心又向东方快速回移。
冷战后许多涉及国际介入的国内冲突，都与西方输出其政治模式有关。西方对全球化的希冀不仅在经济层面，更企图实现全球政治西方化。
作者认为，在特定历史阶段，重要国家对一些问题梦游般地不经意处理，相互误解和无意中释放的信号叠加起来，就可能将局势引向原本谁都无意走向的战争。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老框框内”
“二战”后的亚洲受到冷战的影响，对日本的战争罪责清算不彻底，导致日本国内至今仍存在严重的历史认识问题，令人对其未来走向存疑。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
在当今国际环境下，和平和安全的建立和维持仍需要实力来保障。
如何能够在全球确立更加鲜明的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共同立场，如何能够在国与国之间树立更加公正、公平和公道的交往原则，如何使国际法、国际准则和国际机制等公器切实为人类共同利益服务。

在世界变局中构建中国责任

中国进入了物质消费的时代，致富和快乐几乎成为普通家庭的中心话题。有人用“小时代”来定义今天的中国
30多年前邓小平先生对世界大势做出重要判断，人类进入和平发展的年代，不能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首先，恐怖主义对文明世界的挑战成为年末最引人注目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各国人民对非传统安全作为当今首要威胁的认识，越来越清晰
美国在亚太的核心关切是“权力转移”，担心被中国“挤出去”，所以从地缘政治出发，开始介入中国与邻国的争端，由此引发领土主权之争转变为战略竞争的风险。
美国的复苏是“吸入性”的，以欧洲和新兴市场衰退和资本抽逃为成本，事实上会削弱全球复苏的潜力。
第四是在人文层面，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了交往的自由和便利，但现在这种开放受到质疑，文明分化与文明交融两种趋势都有。
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对传统结构带来冲击，有人称之为现代碎片化现象，包括热点分布的碎片化、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人类认知的碎片化等等。“碎片化危机”成为国际关注的重大课题之一。
这是一个应该风险共担的时代，重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责任缺失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挑战。
说到世界秩序变革问题时，大家纷纷对美国提出批评。基辛格耐心听完后，反问：“年轻人，如果现在把领导这个世界的权力交给你，你对世界秩序的构想是怎样的？”

国际秩序与中国作为

所谓“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有三个支柱：一是美式价值观，也被视作“西方价值观”；二是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构成美国在世界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安全基石；三是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机构。
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我们支持现存国际秩序，不过中国人使用的词汇是“国际秩序”，而不是“世界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机构。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归属感，既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
中国人讲“定力”，就是要有耐心，看准时机和条件再做判断。最重要的是办好自己的事，也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增进人民福祉。

大国需要培育信任

关键不仅在于对秩序的改革和调整缺乏共识，更重要的是大国之间缺乏信任。
纵观历史，信任一向是大国关系中的稀缺产品。
美方要维系的是它独享领导权的“世界秩序”，在政治上秉持美式价值观，排斥其他意识形态；在安全上维护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不顾及同盟之外国家的安全需求。
中国人认同的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全球化也暴露出缺乏治理的弊端，发展和财富的分配不均衡，资本的流动缺乏管理，区域一体化出现退潮。
如果存在一个共同秩序，那么它应该是更具包容性的秩序理念和构架，最大限度容纳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各种支柱和环节，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于其中的“屋顶”。

在充满不确定性形势下看经济全球化

2016年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获得通过震惊世界，被视为“黑天鹅”事件。
2016年11月8日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出乎美国媒体的意料，被视为更大的“黑天鹅”事件，美国学者称之为政治大地震，是底层民众的一场革命，因为他们的疾苦得不到关注和解决。
美方是否会对双边贸易不平衡采取更激进的惩治措施？是否将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在网络安全防范上是否更加严格？在南海是否加强军事活动？在朝核问题上是否对中国提出更多要求？
但显然，美国现在还无法面对更深层的属于资本主义制度财富分配不均的固有矛盾，只能在现有基础上修修补补。
西方倡导的全球化包括：一是政治上推行“普世价值”和西方民主政治，二是经济上推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体系，试图实现全球在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按照西方模式标准化。
现在的情况是西方的上层操弄了全球化，而社会底层的“革命者”却把打击目标对准了全球化和中国这样一些成功者。
全球化不是错在方向上，而是存在缺乏管理的问题，这个弊端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导致了不平衡。
中国曾是世界上最闭塞和落后的国家之一，几次与世界发展的潮流失之交臂，能有今天的赶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经历了很多曲折，也在逆境中炼就了对信仰和目标的坚持。现在的世界更加复杂，我们需要冷静观察、站稳立场，积极主动应对挑战，积极主动抓住机遇，做世界中更加成功的中国。

全球的变革与中国的角色

“国际秩序”指的是以联合国为主体，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相关国际机制构成的国际框架。
美国的“世界秩序”概念是一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霸权体系，而且不愿受到以联合国为主体的国际秩序的约束，尤其在安全等问题上经常绕开联合国及其倡导的国际关系准则，自行其是。
在热议的全球储蓄与消费失衡问题背后，是更深层次的失衡——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
要解决好各种全球性挑战，根本出路在于谋求和平、实现发展，“必须攥紧发展这把钥匙”。
他还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四个“发展”：公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全面的发展，创新的发展；五个“坚持”：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坚持绿色低碳等等。
中国对全球化有取有舍，尤其对西方强行输出价值观、主张所谓“全球西方化”保持警惕，坚持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保证了内政稳定和政策延续。
1997年白宫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扉页上写着“为了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明天，今天必须领导世界”，这是美国对自己世界角色的权威总结。
美国赖以维系“世界领导者”地位的支柱是：干预全球局势的超强军力和盟友体系；支撑世界经济运转的雄厚实力和广阔市场乃至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标榜的“普世价值体系”。
中国再怎么强大也不可能统揽天下事，这个世界上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各国商量着办
中国是要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将要开创全球性大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先河，因而有责任、有必要构建这样的能力，去推动整个世界沿着和平发展的路径走下去。
全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外延，参与国际治理需要以良好的国内治理作为基础。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总体上保持了和平与发展，其主要保障因素是国际秩序的构建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联合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主导设计的，体现了民族国家理念和多边主义的“世界政府”理想，西方发达国家在培育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合作安全的观念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本质是非扩张和求稳定、基于道德和道义的政治理念，例如心怀天下、崇尚和平、注重防御、文武并用、先礼后兵等观念。现代中国外交讲究守护根本利益，以对话协商、互利合作的方式解决安全难题，主张即便战争不可避免也要有充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
但美国领导的同盟协作模式本质上基于零和思维，它无限扩大成员国的安全利益，挤压非成员国的安全需要，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不惜削弱甚至剥夺对手乃至别国的安全，也就不可能带来人类社会的普遍安全。
发展是安全的必要条件。
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估计：到205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达到80%以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要义就在于“百舸争流”，允许各国以不同方式和路径迈向文明、民主、繁荣的共同目标。
2017年3月1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自此进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是实行大陆法系国家司法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中美关系

当前，在国际关系研究上有两个大课题：一是如何看美国，焦点是看美国如何适应新的、更加多元的国际环境，如何调整和选择政策；二是如何看中国，焦点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新变量，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的走向。
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值为9.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8%，比排在后面的四个国家——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是第六位，1.2万亿美元，只是美国的1/9。
国际学界为什么总有人误读中国？原因之一恐怕是源于西方传统的逻辑，即：一个国家强盛起来后，必然寻求重新划分世界权力、试图取代现存强国的地位。
关键是我们要共同解决问题，而不能被问题牵着鼻子走

探索中美之间的相处之道

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存在美国对中国深层次的失望：一是美方所期待的，“中国实现现代化必将带来政治制度变革”的情况没有发生，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出现，相反，中国取得的成功和增强的自信使中国道路更加不可逆转。二是融入国际体系之后的中国，并没有成为屈服于美国意志和利益需求的辅从，而是以更加主动的姿态参与设计和塑造国际和地区事务的方向。三是中国经济进入改革的深水区，美国一些大企业长期在中国获得高额利润的好景不再，它们有些不适应甚至抱怨。
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大国之间通过协商而不是战争而建立起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关系和秩序，好像还没有先例。
在亚太安全问题上，美国强调同盟体系，但是美国统领的军事同盟不涵盖所有亚太国家，仅仅依靠同盟这个小圈子、只保障同盟成员的安全利益，如何能维护亚太整体的和平与秩序？
第一，中美需要开展更加有效的沟通。
第三，对中国来说，我们需要更快地适应新型大国的地位，学会及时和清楚地向世界阐明自己的想法和意图。

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理解与误解

世上有些事儿，对有的人如此显而易见，却会让另外一些人出乎意料。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突出的表现是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成见和否定，会影响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判断。
我从这件事学到的是，凡事都有缘由，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不能随意地政治化。
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的新因素源于美国感受到中国崛起带来的冲击。
中国不是有帝国扩张历史的国家，我们不认可搞强权政治和势力范围的逻辑，我们在周边坚持的是平等相待、和平合作的政策。
中国人所追求的是在现存规则框架内获得与国家力量和利益相符合的话语权和空间，阻挡这个自然的进程是不明智的。
美国是一个热衷于并很善于推介自己的国家，而中国在这方面并不那么擅长。所以，中国人需要思考如何更好地构建自己的叙事方式，让外界更多了解我们。

中美之间，重塑共识？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需要同时处理好两大难题：其一是如何在现存秩序内与美国共处，打破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冲突的怪圈；其二是如何推动现存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南海问题的本源是围绕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权益之争，是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间历史遗留的局部争议问题。
现在的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相互接纳、相互尊重、重塑共识的准备？

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2015年10月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
最后，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诚然，南海有重要的国际通道，航行自由对各国都重要，最重视南海航行自由的莫过于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和航运大国。
南海浩瀚辽阔，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试图打造绝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结果只会导致地缘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可行之道恐怕还是力量、利益和规则的共存共融。
大约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出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战争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无法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冲突的风险。
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使双方分歧难以化解，但中国已强大到外力难以撼动其政权和制度，双方可以避免挑战彼此
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的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
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管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

对话基辛格（一）：美国因高估中国而对华焦虑

说到挑战，中国的困难在于，突然被推到一个更高的平台上，被各方赋予更高的期待，我们许多人对此还没有完全适应，就像上了舞台却背对观众的人，常常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看客。
中美两国都有自身特殊性。我们这里有着“美国特例论”，认为自己独一无二，实力超群，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中国则有文化优越论，从历史角度看，中国很长时期以来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中华文化优于周边其他国家，因此要求别国俯首称臣。所以，中国未来到底会如何？许多人是持保留看法的。
在1815年到1915年的100年间，世界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希望和平相处，他们通过定期会晤、谈判等方式解决了战争风险，维护了世界的和平。

对话基辛格（二）：中国的选择影响全球新秩序

美国外交界有很多人对我书中的观点并不认同，绝大部分美国民众坚持认为美国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就外交政策而言，他们普遍认为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
中国的战略是，将美国军力推向尽可能远离中国边界的地方，并且在开发这样的军事能力，这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理性的政府都会这么做。
不会，美国人习惯了，对他们来说，世界就该是这样组织的。外国人好像总以为，在美国的什么地方有个大方案，由政府来执行，实际上从来不是这样，美国政府的运作方式是，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中国人很不一样，你们的方式是概念化的，善于讲动机、讲思维方式，而我们这儿不考虑这些。
我最担心、思考最多的，是当今世界秩序所发生的变化。19世纪以来世界秩序的中心在欧美，21世纪世界秩序的中心在亚太。亚洲最大的变量是中国在未来20年的持续增长，中国的选择将影响和改变世界。美国必须考虑还有多少时间、多少空间可以维持现存秩序，并且需要构思未来的世界秩序。

对话基辛格（三）：世界秩序和中美关系

首先，在当今世界，彼此孤立的秩序同时存在已经不太可能了；其次，通过战争实现“权力转移”也不大可能了；第三，世界上有许多全球化带来的新型挑战。结论是，也许应该构建新的全球秩序。
因此，我认为中国将会有一段困难的时间，我更多担心的倒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民族主义因素的上升，会迫使中国领导人做一些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
与其说争夺全球霸权，不如说中国是想把美国挤出亚洲，比如中国人讲，“亚洲是亚洲人民的亚洲”。
一国看待另一国时，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往对方身上套，这是一个问题。

对话基辛格（四）：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

实际上美国自身很矛盾，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从来未有过全球性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体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和试图退出全球事务之间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伤疤。
美中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是美国人相信，可以通过教化，比如传教，来改变其他国家的价值观，而中国人更相信以身作则，从未派传教士去外国。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

与福山谈话实录

的主要观点是：特朗普现象不是偶然的，它代表了美国的一个重要社会趋势。全球化、科技发展、移民和去工业化导致劳动者阶层地位持续下降，如果不是身处这个阶层，很难理解和注意到，美国的衰落已很严重。这
要看到特朗普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希拉里不是。
美国建立了现有的全球贸易系统以避免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但如果美国自身开始大规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很快就会做出反应。
我不认为美中关系会因此而受到损害，因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贸易合作和民间往来基础之上的
特朗普现在传递的美国外交政策是1940年后主流候选人很少再提及的，他强调的是孤立主义，限制美国动用自身力量参与外界事务。

中俄关系

中俄关系内容丰富、基础牢固，是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
2008年，两国和平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领土争议，划定4300多公里的边界线，从根本上消除了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大隐患。
沙俄于19世纪末抢占中国大约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事在中国评论界仍常有议论。
双方既有共识，也有分歧，但双方能承认和有效管控分歧，同时不断扩大共识。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所言，中俄关系是一条对外交往的新路，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他说，“我们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人们应摈弃你输我赢、零和博弈旧观念，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理念。中国发展好了，对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发展好了，对世界和中国也有利”。
中俄两国应该坚持结为战略伙伴而不是盟友的原则。

亚洲和平

中国还提出，应摒弃以缔结军事同盟、武力展示、军事威慑、强权政治为特征的零和博弈的陈旧安全观念，共同培育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型的安全观念。
一个区域的安全感往往取决于安全链条中最脆弱的那个环节。毋庸置疑，朝鲜半岛存在极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在此情势之下，弱势的一方很容易缺乏安全感，而单纯施压和遏制只能增强其被威胁感，引发激烈反弹，如此周而复始，深陷“安全困境”，使问题更难解决。
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数量最多的国家，拥有14个陆上邻国和8个海上邻国。
新型大国关系不是搞中美共治，而是优势互补、全方位合作，为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和平与安全犹如空气，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

东亚能否坚持区域合作的方向？

如果说欧洲一体化走的是制度模式和价值体系类同的国家超越分歧步步深化联盟的路子，那么东亚区域合作走的则是一条跨越制度和价值鸿沟而进行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路子。

朝核问题的历史演进与前景展望

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为一方，以联合国军总司令为另一方，双方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定，而非和平条约，也就是说，相关国家虽然休战了，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朝鲜半岛局势长期以来稳定不下来的重要根源之一。
奥巴马采取的是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其内涵就是，无论朝鲜怎样显示姿态，美国就是不对朝鲜的安全关切做任何实质性回应：你想接触我就跟你接触，但不会谈出什么具体进展，你要对抗我就强化制裁。归根结底是要通过不断地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政权垮台，即所谓以压促变。
第二种局面是朝鲜政权垮台，这是美韩最期待的。美对朝政权长期采取不认可和敌对的立场，“政权更迭”一直是其对朝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战略忍耐”政策的重要立足点。

朝核问题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吗？

不可否认的是，中美也存在分歧。一是中方不认可军事手段。二是中方视制裁是推动和谈的手段，主张聚焦核问题。三是中方反对美国及其盟友部署“萨德”等损害中国安全利益的行为。

南海局势

因为中国作为主权国家，有权选择解决争议的方式，这是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利。

南海局势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南海是西太平洋地区最大的陆缘海，北靠中国大陆和台湾岛，东接菲律宾群岛，南邻加里曼丹岛和苏门答腊岛，西接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总面积约350万平方公里。南海是连接两洋三洲的要冲，东北部经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等众多海峡和水道与太平洋相连通，东南经民都洛海峡、巴拉巴克海峡与苏禄海相接，南面经卡里马塔海峡及加斯帕海峡与爪哇海相邻，西南经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相通。南海还蕴藏着丰富的渔业、油气等资源，对各沿海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国的政策困境是，虽然基于道义和国际法理应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但另一方面由于反共和亚太战略的考虑，美国又不情愿让中国大陆占有这些岛礁，更不愿因此损害与菲律宾等盟友的关系。
考虑到维护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稳定的现实需要，中方沿用了对东海钓鱼岛争端采取的方针，一方面坚持主权立场，另一方面向东盟国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插图] 避免争议干扰周边稳定与合作的大局。
2012年4月发生的黄岩岛事件可以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突破了中国政策和忍耐的底限。
2013年，美军确定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艇、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
美国作为一个南海域外大国，其加大介入和立场的调整变化是2009年以来南海局势复杂化的主要肇因。
第一，中国南海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一向是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第二，中国的南海政策也需要关注到维护航行自由和航道安全。
第三，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南海的最大公约数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第四，中美在南海的共同战略利益是航行自由和安全以及南海周边地区的繁荣稳定。

一带一路

历史上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既有海上的，也有陆上的。中国复兴古代丝绸之路的理念旨在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我的理解是，习近平主席所倡议的是一个互联互通的规划，既是亚洲区域内的，也是亚欧之间的，既要惠及内陆，也要惠及沿海区域，既是加强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也是打造贸易、通讯、金融和文化交流的高速公路。
中国的西部在地理意义上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如果向西向南发展则有条件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
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这正是中国成功的要诀之一，中国愿意与各国分享经验。
其三，最终还是要由企业和市场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走和而不同之路

但是人们是否感觉更加幸福了呢？这倒不一定。以80后为例，他们是中国吃饱饭的第一代人，但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老了，每天疲惫不堪，在高房价、工作竞争和生活费用上升的压力下苦苦奋斗。
中共十八大为国家发展设定了“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GDP和人均收入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第二个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会怎样影响世界

习近平主席讲中国要有正确的义利观，其要义就在于此。讲义是讲道义，讲究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顾及他人利益，甚至有时需要予他人以利、自己取义。

中国的改革发展让亚洲和世界更安全

中国梦是要让13亿中国人过上好日子，劳有所得，少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要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权利和条件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是中国梦的吸引力所在，也是中国发展成功饮誉世界的魅力所在。
习近平主席提出“亲、诚、惠、容”的睦邻新理念，
与一百年前相比，今天世界最大的变化之一是全球化带来的扩散效应，资金、技术、市场和资源等从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中心地带，向长期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扩散，一批又一批新兴国家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全球几十亿人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

如何看中国的国际地位

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变量，所谓：“世界最可预测的是中国的不可预测”。
中国的成长最重要的是搭上了冷战后全球化的快车
我说中国许多人对取代美国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结果会上的人们都笑了，说谁能相信呢？我只好反问：“难道国际社会真的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吗？世界需要再出现一个美国吗？”这回大家又都笑了。美国代表有点不快，说：“美国怎么啦，美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她补充了一句，“乔治·布什除外”。
国内的事情都没处理好，为什么千里迢迢跑去援助别人？

中国的成长与“秩序之争论”

作为家长，需要传递给后代最重要的价值是同理心，能换位思考，设身处地去认识世界。
1949年中国终于重获和平，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当时的国家满目疮痍，经济近于崩溃，人均寿命不足35岁，文盲率达到90%以上。
西方媒体的中国报道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中国太大——人口多、城市大，中国人买什么什么消量就猛增。二是中国太坏——好像中国总是在做错事，看不顺眼。三是中国太怪——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行为方式，例如广场舞。
我常常阅读美国政治家撰写的回忆录，美国对世界事务的深入和有效参与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也时常感叹于美国人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如此热情和强势地介入。
对中国人而言，我们经常感受到的是在标准上的不一致问题。例如，在西方国家，当有人滥杀无辜时，他们被视为恐怖分子；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就被看作是民族或者是政治问题。当中国的邻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挑衅的姿态时，美国不置一词；而当中国捍卫自身权益时，就常被说成是咄咄逼人或者胁迫别国。

关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叙事

“十三五”规划的核心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更加突出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存。
中国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得到更多发言权和更多尊重，但在许多国际事务上又强调自己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他说中国不能又想做世界大国，又对国际责任躲闪。
第三，中国人需要逐步走出苦难和悲情的心态和表达方式，在中国叙事中不断增加阳光、自信、包容的色彩，更加坦荡地阐释中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意图。
中国叙事正是需要解决中外认知的巨大落差，用更加系统完备的理论，更加直白和有说服力的话语，让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相信我们。如此，才能为实现两个百年的目标构筑更加平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构建完整和有效的中国叙事，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中国学的现代课题。

和平最符合人民利益、最有利于人类发展

追求自己快乐，与他人分享快乐。
我想讲的第一点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眼下最重要的还是走好自己的路，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改革发展目标，落实好“十三五”规划，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不断完善法治建设、提高综合治理能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中国要准备好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更大贡献，为人类的未来承担更多责任，我们的社会需要培育这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其他

有今日如此认真和严谨的态度，多亏了导师近乎苛刻的严厉。她有意识地矫正我的随意性格，出现任何小的纰漏都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我真是怕她了，也是因为怕，才凡事都一核再核，培养起好的习惯。

后记

习近平主席告诫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我们是仍处于艰难爬坡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距离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身改革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仍需要聚焦国内发展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