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

项飙

序一（修订版序） 让他们看到饱满的自己

• 自下而上的社会变化是可能的，由此形成的社会自主性是应该被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
• 为什么一种可能性最后抑制了其他的可能？今天是否还存在多种可能？我当初为什么会形成那种期望，今天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期望的落空？
• 读“目录”像是在远处看房子，你看见房子有几层、占地多大、大概是怎么搭建的。索引则通过关键词，展示了书里涵盖的具体话题，比如社会网络、地方政府行为等。
• 作为人口管理对象的项飙现在有了一个明确、连贯的记录，但作为作者的我，不得不对我四十多年来的文字生命说一声沉重的再见。

序二 正规化的纠结：北京“浙江村”和中国社会二十年来的变化

•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政府允许农民流动，但是不允许在城市定居。城乡分割有所松动，但是流动人口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被分割，即流动人口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卖劳动力，但是他们的社会权益，比如医疗和子女教育等，需要回到农村才能实现（当然是非常有限的）。流动人口在城里只是劳动力，回家才是社会人。
• 这既反映了土地资产化条件下他们对土地的敏感，也说明了工人地位的进一步边缘化。不受任何保护的廉价劳动力是企业利润的关键来源和其正规化的重要基础。
• 大人物身上的从草根威望到体制光环的变化，也意味着现在人们怎么赚钱、怎么做人，和怎么获得正式的认可，各自的原则是分离的甚至是矛盾的。劳动和财富之间的距离、威信和权力之间的距离、日常生活中的意义和意识形态宣传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拉越大。一个人可以在不做好人的前提下过上体面和有尊严的生活，有时候甚至必须不做好人才有体面和尊严。这可以理解为经济上的“分割—攫取”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影响。
• 浙江村”正规化的最大受益者是占有土地的政府和各类公司化了的基层政权。他们受益，靠的不是对资产的掠夺，而是靠那些创造了价值的人的社会主体性的消解。

序三 2005年英译版序言（节选）

• 任何提高社会自治的措施有可能降低犯罪率，但是在长期也可能引起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当政府面临选择：是靠“压”来解决突发性问题，还是进行结构性的调整时，政府总偏爱前一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
• 为一小部分人打破边界，往往意味着剩下的多数人要面临更多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那些受政府欢迎的成功经济人士的流动，促使大城市的房价激涨，意味着一般的流动群体的生活更加艰辛。

第一章 引论：从日常行为的角度

• 在我看来，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奇怪”的社区

• 人们的“不可思议”，不仅仅是少见多怪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因为“浙江村”这个事实和我们对社会的普遍的认知模式不相符合。在这个意义上，“浙江村”有可能给我们带来新的认识。

现代和传统

• 边缘和中心的真正分工是，边缘地带为中心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由于边缘地带的经济是非市场化的，因而养活劳动力的费用极低。当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时，其实也带入了大量的隐蔽价值。当这些劳动力衰老的时候，他们却又回到农村。劳动力的生产和使用被分割开来，这就是中心地带能不断获得经济剩余的秘密所在。

总体和具体

• 凸生事实。这个概念让我们意识到，社会不是分散的个人的无机组合，而是一个超越个人之上的事实。

第二章 走进“浙江村”

• 一是注重对“过程”的描写；二是注重对日常生活中的中介性概念的挖掘。

创造中的社区

• 人类学认为，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社会事实”，人总是在他所理解和构造的意义世界里生活。

系

• （一）最早来的6户人家，是怎么衍生出现在这套复杂的体系的？（二）“浙江村”怎么用它看起来落后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给自己打出这片天地？
• 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环境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不可及环境”，另一个是“可及环境”。不可及环境指超出个人的操作范围的场景，如法律、国家的政策、“社会形势”等。可及环境指行动者能直接参与、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场景。可及环境又有两个层次。一是即刻的，完全以在场形式表现的具体场景，如说话办事在办公室和在家里不一样。另一个不是以完全在场的形式表现的，而贯穿于个人基础的日常生活，我们所说的“人际关系”的环境是这种场景的典型体现。

在互动中认识对方

• 如果你要调查一个社区的历史，那要找老人；而如果你要看一个社区的活的生活，你最好找在社区暂时还没有固定位置（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的年轻人聊一聊。
• 顾问是“介入”和“超脱”之间的角色。它的好处是让我更多更深地感受到社区内的隐蔽的关系，比如一个新人的崛起会不会给其他人带来威胁，彼此又会采取什么对策等。

“温州的大学生”

• 调查者要了解被调查者，而被调查者对调查者也是有认知能力的。你在对方心中如果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你很难真正清晰、深入地了解对方。

本书的写法

• 民族志写作，大凡会碰见如何协调三个逻辑间的关系的问题：（一）事实本身的逻辑；（二）研究者发现事实的逻辑（过程）；（三）作文的逻辑。
• 在对他们生活细节的描写的背后是三个变量：时间安排，空间格局，和基本的关系网络。
• 我在“浙江村”调查的时间越长，其实我对精确性的追求也越低——我们对生活的真正理解其实从来不是靠技术意义上的“精确性”达成的。

第三章 周家一日

• 这种混杂并没有使两种管理力量相互强化，而往往是互相推诿，出现了行政管理上的真空。

两拨人

• 新兵的报道手续往往能显示出一个兵营的规则，对初来乍到的一户人家的观察，也将使我们集中看到社区的内部生活。

住房、设备和投资

• 在政策性的支出中，税收员的“小动作”是免不了的。大姊和我说：“猫儿碰见腥哪有不吃的。他们收你200，票就开100。你要是跟他认真，他就马上要收你400。你有什么办法？然后他说这是照顾你了，让我们可别跟别人说。”

一天的生活

• 这时候，人们已经不根据“在北京的商场里好不好卖”来决定做什么衣服。“在‘浙江村'里好不好卖”，比“在商场好不好卖”更为重要。

两年以后

• “浙江村人”认为合作中出现矛盾是必然的，这也是他们“能分就分”的行为的心理基础。
• 做衣服的生活不像你们读书那么难，有几次看下来心里就有数了。”
• 江苏客一走，大姊夫就数落大姊：“你这么说，传到阿生那里怎么办？说我们抢他的生意了。他们宁可把拿衣服的人得罪了，也会气我们这么说的！”

小姊夫家

• 布料不像服装那样是就地进货，摊主需要有固定的搭档在浙江或者广东发货，随时都要做好账。人们的一般评价是，搞布料的人赚得多，轻松，但是要文化程度高。要控制得了这远程的、大批量的生意。
• “人总是喜欢和讲得来的人在一起。但是生意也是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关系和亲友关系既重叠，但又可以分得很开。
• 直接用“朋友”这样的称呼来称呼别人，并不符合温州人的习惯。传统的乡村社会中更是几乎不存在“朋友”的意识。但在“浙江村”的青年人中间，它成为基本的社会用语。

第四章 1984：来到北京

• 一是在“文革”后期，以“师傅带徒弟”或者“先走带后走”带出来的。
• “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混乱给人们提供了自发外出的可能。
• “师徒”是中国农村中由来已久的关系。各种手艺、行当因此得以传承。人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利用这一关系，使老一代能够把他们在手工业合作化以前所积累的资源（包括在过去的流动中所得到的经验、信息和资金等等）重新动员起来，成为在国家之外的，资源组合的一个渠道。
• 外地人如果被抓住一次，他们就觉得好像白衬衫上滴了墨一样，不得了了。但我们无所谓，年轻人谁能挣钱谁有本事。在外面做生意被送回家里，谁也不会看不起你。大家都差不多。我被抓住了，在那些‘官’面前我可老实得很，叫干吗干吗。傻瓜才和他们‘顶’。等出了他们的地盘，接着来。”
• 第三种流动形式出现于“文革”之后，改革开放的初期，即温州著名的“供销大军”。
• 一个温州的中层干部曾这样概括这批供销员的行为轨迹：“开始是千山万水，到处乱跑，推销产品，组织原材料，甚至倒买倒卖。后来跟外地的企业、用户搞熟了，关系紧密了，跑的方向明确了。这叫‘跑业务’。再后来市场开放，重点转到一般的市场开拓上来，在自己有把握的地方坐镇开拓市场，可以把它叫作‘做销售’了。一步一步，由‘游商’变成相对固定的‘坐商’。”
• 在三种流动中，“关系”的利用、建立或者改造，都是它们的核心环节。但是在前两种流动中，关系的发展有某种“内向”的特征，即不管是师—徒关系，还是修建社的工友关系，流动群体内部的网络是很重要的。而供销员的关系完全是“外向”的。顺着这样的差别，由师徒带出来的和随修建社出来的人，更倾向于聚在一起，成为日后“浙江村”的主力；而当年的供销员依然坚持各自经营上的独立性。

哥伦布的故事

• 勤劳、内向、精明，这样风格的人在“浙江村”并不是多数，却是“浙江村人”所最认同的。因而，记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认同的，不同因素互相作用，强化了“浙江村”的主流结论。
• 我们走的这6户并不都是最近的亲戚，主要看观点是不是一致。没有义务跟所有老乡老在一起。跑到更好的地方赚钱去，不管是家里还是外面的老乡都不会说你。

来到北京

• 但我这里强调刘、钱、姚三帮人的作用，是因为他们的三个支成为“浙江村”社区的源起。从那三个“支”里发出了不同的“流动链”，引发了“链式流动”，把新的经营者引带到北京，奠定了“浙江村”的基础。

松紧两条链

• 我们没有这种心理，说自己赚了钱，就想主动把别人带来。他上来要是不赚钱呢？生意的东西是不敢劝的。除非是在家里有困难的，真想帮他忙。还有亲属，亲兄弟姊妹，那可能会主动和他们说。当然了，特别有能力的，你想和他合作的，这会劝。这是为自己好啊。
• 这条链的主要功能是信息传播和加强心理上的安全感，实质的关系很松。
• 链上的原有关系固然是亲戚乡邻，但是使得这条链出现，并且能拉得动的，却是彼此间的经济关系。此时的流动链是一个隐性的劳动力市场。

一起干

•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早期“浙江村”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在作坊内部，家庭成员即是雇工；作坊和作坊之间（也即亲友和亲友之间）紧密团结，互相帮忙，但是没有形成分工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摆地摊—游击战

• 几经“疏导”不解决问题，最后西城区于1980年前后开辟了百万庄、成方街、德外、展览路、动物园等市场。（以上资料见时宪民，1992:51—53）这是外来人口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撕开了铁板一块的城市流通体制，使自己有了合法依托。很显然，这场“游击战”为后来的“浙江村”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

第五章 1986—1988：站稳脚跟

• 1986年以来普遍出现的“包柜台”（“浙江村人”对租赁柜台的称法）对“浙江村”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使“浙江村”的产品开始占据城市核心的商业领域。

进攻

• 在包柜台中，经营户通过和商店的租赁关系，把商店推到接受政府管理、和政府讨价还价的前台，而“浙江村”则隐身其后。避开自己身份的合法或非法的问题，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开始直接影响、乃至部分地改变城市社会的经济社会体系。
• 令改革的设计者始料不及的是，经理们并没有把新获得的自主权用于对原来业务的经营，而是转向了对所占铺面的经营，即以各种名目出现的柜台出租。

联手：出租和引厂进店之争

• 但在事实中，包柜台是按“出租”还是用“引厂进店”的名义，区别在于两点。第一是租金的收取方式上不一样。出租是定下固定租金，而“引厂进店”是商店提成营业额。第二是手续上不一样，搞成引厂进店，承租者和商店的联手更为紧密，而工商部门的管理也更加困难。
• 交往的增多并不必然导致“融合”；但是不融合也不一定对交往造成障碍。

执照

• 比较普遍的方式是借或者租温州老家乡镇企业执照的副本，这也是温州本地私营企业发展中的老办法了。
• 政策上怎么说？我们不知道。应该是不允许借吧。那一套我们不管，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再想办法。
• 另一种比较普遍的形式是向江西、陕西等相对落后的省区的厂家租借执照，一年给几千元的管理费。
• 出具执照是国家政策的要求，“浙江村人”则通过自己的网络关系来解决这一问题。执照作为一种资源在社区内流转，使朋友亲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密，也使像梅建光这样的提供执照的人的威信提高，成为日后亲友圈里的权威。

发明代销

• 这种以代销关系为基础的生产者和销售者“各自拉着一张辐射网”，就是我所说的“系”的典型结构了。

“无本生意”

• 代销方式使“浙江村”的产品以极低的成本进入正规市场。而且在加工和销售两个环节之间几乎没有障碍，“只要互相认识就行”，早一天结账晚一天结账也不计较，甚至丢了整一个月的账都没关系。用流行的经济学术语说，是“交易成本”极低。

能人、自己人和永嘉人

• 人们一方面依循流动链聚合，又必须不断地向外部市场扩张。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扩展市场的能力，你也就很难聚合到社区中来。
• 所以当老司，既是在学习技术，也是在学习如何进入社区内的经营网络。

“不宜久留”

• 也是在1986年这一年，“浙江村”开始成为北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范畴”。什么叫一个“范畴”的出现呢？在这个时候，政府和城市社会开始意识到了这帮人的存在，意识到自己多了一个互动对象。
• Massey（1987, 1988）提出，当一个迁移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它会反过来维持和促进迁移行为，使迁移行为逐渐独立于外部的经济社会因素，形成自主性的结构。

第六章 1988—1992：扩张

• 包租柜台使他们进入了城市的中心商业领域，而皮夹克使“浙江村”开始形成对一种新产品的垄断，不仅登堂入室，而且坐镇一方。
• （一）不管是什么技术，什么新样式，总是先传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然后到同村（指老家的村），最后则扩散到全“浙江村”。也就是说，人们最早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获得新的创新成果。（二）越到后来，信息和技术的传播越快。最重要的原因是“朋友多了”，不同的圈子之间出现重叠。

定销

• 我们亲眷和亲眷之间没有包销的关系。从来不会说你的东西都由我卖，都靠自己心里有数。你亲眷上门来了，我给你便宜的，没货了我尽量赶。但你不来，我也不会给送过去，或者说我自己（主动）留起来给你。”

老外进村和发包

• 老外进村导致“浙江村”里加工户和加工户之间又出现了新的关系。过去加工户是埋头加工，等着包柜台的来取货；现在他们自己出来拉生意。有时拉来的生意自己又吃不掉，于是便“发包”给别的加工户。
• 后来有的时候我就一分钱不加。如果他本来的价就不高，我就该多少就给亲眷多少。人要想在这里赚钱那今后还怎么做生意。我主要还是靠自己做来赚钱，分给亲眷做也就是为把生意拉住。
• 发包人一般是做得比较大的（只有这样才能接到大的订货），他们从发包关系中获得的经济利润有限，但是由此提高了他们在亲友圈中的地位。

批发点

• 万挺光又转头告诉我，真要收，4000件也能给他收起来，但看得出来他着急，所以乘机把仓库里的一部分存货给推出去。
• 万挺光恳切地让我充分表现出我是来做社会调查的，问这位经理的种种情况，最后又拉着热情合影，以留下这人的有关信息。
• 万挺光靠两层网络关系来运作他的公司。第一层是他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是股东。他所以要对外声称公司有10个股份，有好几层用心在里面。首先是为了使自己的声势更大，人众财多，容易赢得信誉。同时也是为了给这些帮忙的“面子”，出去说起来在公司也都有一股。第二层关系是外围，包括他所说的这两个后生，也包括他自己培养起来的提供货源的圈子。

打通：“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的形成

• 这种“扩散式流动”，即从一个流出地流向多个目的地，对温州人来说不是新鲜事，人们老早就全国满天飞。
• 第一种合作关系是外地市场的经营者和北京的加工者长期联系，随时根据外地市场情况决定加工。这种情况最为普遍。
• 如果异地交易的量很大，又比较经常，双方合作者往往会找一个中间人。
• 第二种合作关系更为紧密，是把核心系的关系扩散到了两地。
• 连定路哥俩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们当时都没成家，成了家的兄弟间合作就不那么容易了。
• 这种关系已经类似于“代理”关系。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明显的，它使加工者和销售者处于最充分的沟通状态，不仅保证了利润，而且保证了利润在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的公平分配。
• 第四种合作关系是加工户之间的异地合作。
• 它封闭在自己的核心系内部，完全靠自己几个人来回倒，往往不能有效掌握市场动态。

为什么扩散

• 我们一般认为，“人往高处走”是人们流动的主要动机。我们还常常认为所谓“阶梯式流动”——先到近的地方，再到远的、更大的城市——是流动中的普遍规律。[插图]但我在“浙江村”发现，从80年代的后期开始，更多是在“往低处走”。先到北京、石家庄、成都等省会；然后转到万县、宜昌等地级市；再往下面的县级市和县城转，呈现出强烈的多向的“扩散流动”趋势。
• 当温州人在一地聚居到一定程度，由于他们从事的产业很雷同，竞争势必加剧，为降低竞争、保持利润率，就要开拓新的领地。
• “浙江村人”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就跟火车站人挤人一样，不用你自己用力，抬着你就走了”。而有了一定的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
• 我和前一个朋友仍然很好。没有什么矛盾。但是合作都不能太长的。一两年到头了。该换换地方，换换人了。做长了就容易有矛盾。
• 从“浙江村”来看，关键不是信任谁不信任谁的问题，而是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辅料市场

• 一方面，生意圈和亲友圈在分离（马温富三个人的销售量里，亲友买的量不到十分之一）；另一方面，亲友圈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核心系是沟通这两种关系的一个关键。

劳务市场

• 在外经营的老板趁春节回家招工人，所以正月初五到元宵节是介绍所最忙的时期。
• 从我的调查看，虹桥建立劳务中心，特别是中心的一系列管理办法效果不错。成功的关键，在于抓住了这个劳务市场的“网络”特征。比如控制带班人，强化带班人和介绍所之间的稳定关系。这是值得重视的经验。
•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自发形成的经济网络是如此伸缩自如。

资金市场

• 判断两个人在不在一个亲友圈内，用一个标准就可以：他们之间能不能借钱。
• “浙江村”资金体系的特点在于，其功能完全在于帮助资金的流转，而不在于融资。

“家”还是“家乡”？

• “集体流动”这一概念最早大概由彼得森提出（Petersen, 1958），意指当某地区少数人开了迁移的先河之后，这一迁移行为将在该地区半自动地持续下去。在集体流动中，决策并不来自个体对成本—收益的计算，而来自一种“社会惯性”（social momentum）。
• 有意思的是，这个村的村委会主任（村长）和村党支部书记也在北京。
• 一个乡土社区，多少代人生于斯、长于斯又埋葬于斯。就如同在一个篓子里，装满螃蟹，它们相互纠缠，形成自己的一套牢固关系。如今，这篓螃蟹大多到外面去了，是不是这个社区也便成了一只空篓？是不是“村”只是作为地域的概念而失却社会学的意义？
• 不管是在外面碰上坏事还是交了好运，都要在老家做总结，企求改变命运。
• 从事实上看，人们很难再返故土，但大家在观念上还是念念不忘“要回来”。房子盖在家里，积极发展家里的公共事业，只有在这里才感到在真正地生活。流出地对他们既不是“家”，又不是“家乡”。是意识中的“家”，但在事实中又更像“家乡”。这一事实与观念的脱节，怕也是当今中国人口流动中的一个特色吧。

改造家族

• 家族对流动的影响，不仅在于其大，也在于其结构。
• 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形成，增加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 这一办法，保证了在人口大量外出的情况下，社区的传统仪式能顺利进行，并且防止了外出户和留守户出现彼此的文化隔阂。
• 人口外流和家族的关系，与它和社区的关系相似。家族为流动提供了关系网络；同时，他们毕竟需要操作一些文化仪式来强化他们流动中的关系，毕竟需要一些仪式来表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于是家族的“印”又成了他们的依托。我们固然不能说流动使家族消失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流动使家族强化了，最重要的，还是他们“再造关系”的实践过程。

生活体系

• 他所说的这种情况，基本代表了海鲜类的经营方式。以亲友关系组成共同的“进货小组”，成为他们在北京的核心系。亲友是他们的固定顾客，但主要的主顾还是陌生人。
• 有意思的是，“浙江村”内的总体消费水平都要高于外部市场上的价格。这是不是和他们高效率的资金流通方式有关，我无力解答，但这个现象却也分明显示出“浙江村”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格局。
• 一个“浙江村”的年轻人一年的生活开支平均大概要7万到10万元左右。明白了他们的消费，也就自然理解了这“美发美容厅”的兴旺。
• 是他成功的更重要的经验，在于他广交朋友。按卢连德自己的说法，朋友有四个重要意义。一是要通过朋友去打广告，为理发店树立形象。二是朋友带朋友来，扩展客源。三是信息，哪里又开什么新理
• 不管是饭馆、理发店，还是后面我们要说的“大人物”的行动，只要所经营的事情有一定的公共性，他们都有很强的“要有一帮人去抬你”的意识。要在具有公共性的事业上做得成功，他们的主要精力也都放在和大家的关系经营上。
• 不管信哪一派，他们很少关心教义的内容，信教只为了获得保佑，“有事相求”。没有哪种宗教对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

居住格局

• 在“链式流动”中，人们决定流动、租赁房屋，都离不开先来者的帮忙；在经营中，这样的链条依然是人们的信息获取的主要途径。
• 所以，“浙江村”里一方面由于亲友圈的关系，而使居住分布和各自的流出地形成直接对应的格局，另一方面由于生意圈的关系，又使各部分连在一起。这种分离居住的格局和生意上的交叉，是协同发展的。
• 这些互相的想象，有这么两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它不是人们互相区隔的产物，而正是生意和生活的交往中形成的，所以，一方面，这些想象加固了人们核心系内部的团结，另一方面，它也不影响不同地方人之间的交往。（二）所从事的行业越简单、经济上和别人交往越少的人，这种想象越强烈，而且对他的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小人物正是因为这种想象，更稳固地居于大人物的“系”中。大人物在观念中并不摈弃这重想象，但这并不影响到他和其他地方来的人的交往。把总体上的想象和具体的行为分开，这是大人物维持地位的重要一招。

纠纷的解决

• 人们生意圈和亲友圈的分离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要和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做生意，这势必使社区内的纠纷增多。
• 叫人打，直接导致了帮派的产生，而“叫人讲案”则促进了大人物的形成。
• 在农村的传统社区，维护家族关系本身可能是人们的目标；而在“浙江村”，关系是不断变化和建构的，发展才是目标。

“打天下”

• 芝加哥学派在对城市社区，特别是对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提出著名的“侵入—替代”的概念。即当新的群体侵入一个社区的时候，原来的居民会逐渐离开这一社区，它从而成为新来者的天下。这被视为城市地带移民聚居区形成的基本过程之一。
• “凤翼”折戟，此事在“浙江村”内外影响不小。当地居民意识到了温州人利用关系解决问题的能力。

房东和房客

• 房东和房客之间的隔阂，恐怕并不是所谓“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各自关于社会的想象中，国家和体制有着不同的含义。
• 温州人和房东的两张皮关系，只表明了他们和普通市民的交往有限，而温州人与对他们的利益有更大影响的那些部门和群体，其交往热情是很高的。

逃跑

• 从1986年开始，几乎每年的8—9月份，当地政府都要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清理”。用“浙江村人”的话来说，是年年要刮“政治台风”。那么，人们又怎么面对这一压力呢？
• 逃跑，是“浙江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策略。这一策略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不放弃对权威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
• 这一态度看似是典型的“弱者”的心态，事实上却把国家摆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由于对方并不采取对抗姿态，国家不能直接惩戒甚至粉碎它，只能继续驱逐。而“驱逐”需要很高的成本。用刘世明的话说，这是看“谁挺得长就算谁赢”的马拉松赛跑。驱逐者和逃跑者在拉锯战中的成本显然是不对等的。政府要下很大决心才能来轰赶一次，其行为只能是“战斗式”的，“挺”不住。逃跑者难免一肚子怨气，但“挺”多长都没问题，你赶我逃，你撤我回。
• 我们曾关注到的策略是三种：表达、变通和退出。表达被认为是西方社会中的典型策略。包括辩论、游行、呼吁，乃至激烈的对抗，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团结成“压力集团”，使国家改变政策。显然，表达发生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有明确的分野。变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特产。人们对某一政策心存不满，却并不叫喊，而是私下里找领导或政策执行者“商量”，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改变。Hirschman（1970）提出了“退出”的概念，指当一个人对某种物品供给、组织或制度安排感到不满时，他就离开它。大量的退出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能维持，从而导致资源分配及制度安排的调整。如果有关的制度、组织等涉及国家，那么退出也就可以成为改变行动者和国家的关系的策略。这种策略的先决条件是“有处可退”，得事先存在替代性的物品、组织与制度。

第七章 1992—1995：乱里挣钱

• 拉关系、钻漏洞和“规范化”并不是必然矛盾的。
• 卢建发和我谈他和北京经理的交往哲学：“这东西和谈恋爱一样，没有说两三句话就说定的。靠磨。北京人跟我们那里的人不一样，不喜欢你讲得太直了，太直了说你看不起他。第一次见面，我不送东西，就吃顿饭，送点小东西。北京人爱说，就让他说，我们听。把他的底摸透，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什么脾气，在商场里说了算不算。……到第二次就要送大宗的。看准了一送就要送‘到’（到位、够量）、送‘倒’（发挥作用）。接下来细水长流，过年啊、五一啊、八月十五啊，四季八节关照好。”
• “关系这东西，不能有用就去找，没用了就不来往了。”
• 工商、税务、派出所的。他们不能送钱。大家都是要面子的嘛。……平白无故收了钱，别人感到你这个人贪，别人不就看不起你了吗？面子、钱、感情、尊重，都需要。让他感到你有东西，不是瞎求，但又是在求他，把他看得重重的，才能办事。缺了哪个也不行。”
• 不管怎么说，增值税制的实行又是强化了“浙江村”和全国其他地区的联系。

大转包

• 它不仅在于中间人能“攻”得下有关的关系，而且“关系”是一种耐用消费品，一次购得，长期受益。零租柜台，经常变动，关系利用的效率自然不高。

营业员

• “浙江村”在生意上差不多事事觉得是自己温州人好，唯独营业员不找温州小姐。工资高倒在其次，一口温州味的普通话就把柜台的出租性质全抖搂出来了！

“京温”故事

• 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对稀缺资源的掌握，人们将不得不和管理部门发展各种关系。人们在继续依赖政府管理部门。
• 其次，“浙江村人”和具体政府官员的交往，主要是以就事论事的态度进行的。“浙江村”的拉关系，是“以我为主”的。其“交换”或者说“利用”的成分大于“依附”。
• 政府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京温服装批发中心的兴建把“浙江村”的发展又带入了一个新阶段。（一）它给了“浙江村人”这样的暗示：你们可以在这里长做！京温市场的摊位刚招满，“市场热”“大院热”迅速兴起。“浙江村”在资产上迅速“扎根化”。（二）它使市场内移入社区。于是，“浙江村”不仅是生活和生产的社区，而真正成为一个辐射全国的强劲的生产和销售基地。

市场热和摊位热

• 摊位成为可流通、交换，并有巨大的增值可能的商品，人们纷纷来“炒”它。买摊位不是为了经营，而为了能以高价倒手。此即所谓“摊位热”。
• 做“房地产”，最关键的不是资金，也不仅仅是关系，而是内部有效的“合作圈”。
• 多数市场往往是经历了教训之后，才意识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
• 合作圈的第三个有意思的特点，是它的“二层股”结构。几个股东之间按股份分配，同时，每个股东又可以拿自己的股到亲友圈里分成小股，即所谓“散”股。

新招数

• 招商开始刚半天，他们就对外宣称2区摊位已满。到第二天下午，贴出通告：招商顺利结束。其实头个半天他们才招了2区一半左右的摊位。但是一说没了，市面上形成“摊位饥渴”，剩下的一天半里，1区80%的摊位和3区的60%全有人要了。
•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系”的层次上的特征。“系”不仅是一个平面，对大人物来讲，“系”主要在纵向上发散。

保护人

• 市场“场主”和摊主基本上是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关系，但也形成一定意义上的“保护人”关系。
• 这是真话，我靠他们，他们也靠我，就这关系。

生意圈的扩大和竞争的加剧

• 正如Granovetter所指出的那样，关系的紧密既能提高效率，也会增加风险。大量市场的出现既刺激了“浙江村”整体上的生产效益，但也使每一户觉得赚钱比以前明显“费劲”。

多人合作和多向投资

• 盖大院必须要有这样几方面人的组合：一是要和北京的当地社会有关系的，能把地租下来；二是要有势力，能保一院之平安；三是在“浙江村”能拉得动一帮人的，不仅方便招租，而且便于管理。
• 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大人物在成为大人物之后，他们的关系网络和普通人的“系”有所不同。普通人的“系”是平面上的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的重叠，而大人物的圈子的纵向结构更为明显，有一个类似“核心系”的合作圈，下面是不断发散出去，又互相有交叉的亲友关系。当然，大人物的网络是以普通人的系为基础的。

自卫组织和公安系统

• 虽然社区内有一些“大人物”，但这些大人物都是“嵌入”具体的关系之中的，他们很少享有相对独立和超脱的“权力”，很难去真正有效地建立并领导一个组织。
• 至少在1995年以前，不满和不信任，是“浙江村人”对这里公安系统的基本态度。
• 当正式的机构实施其功能出现障碍时，人们就只能寻求“替代品”。“替代品”只有三个：一是自己挺身而出，但效果并不好；二是借助于帮派；三是请人“做大人”。后两种方式我们稍后再谈。但不管是哪种办法，都使得社区更不安定。以乱治乱，进入了“乱”的恶性循环。

帮派组织

• 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吸毒对帮派的维持有重要功能。一个人成为帮派成员，也往往起源于他的吸毒行为。
• 他们吸毒时的神态令我永远难忘：浑身瘫软，两眼惺忪，舌根发硬——说话都是呜呜作响，咳嗽、吐痰、呕吐。蜡黄、瘦削的脸上哪还有青春的神采！
• 可是像我有什么办法？谁不想往岸上爬，还自己往水里跳？可我的朋友、身边的朋友都是这个样子，你想爬还爬不上去！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干吗，眼前就是白茫茫一片。
• 帮派本身的目的，并不是抢劫。他们聚在一起首先是为吸毒、共同享乐，抢劫、敲诈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所以抢劫不是不可克服的顽症。
• 帮派在“浙江村”得以长期存在，并不在于它对维持社区生活有什么“功能”（像我们过去常用的解释那样），而在于它走进了一个自我循环的道路，它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市场。
• 不同帮派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争斗[插图]，也强化了帮派内部的组织性。

帮派和大人物

• 最后，在“浙江村”形成规矩，出了什么事，双方赶快尽可能找厉害的大人物，调解干脆就让两个大人物坐下来商谈。如果两边叫的人物势力悬殊，那么商谈都没有必要，弱的一方直接认输了事。有理没理并不重要，和大人物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 在“浙江村”，帮派产生在前，大人物产生在后。或者说，他们是依循着各自不同的路径发展起来的，然后结合在一起。
• 成人化的帮派头儿一般没有多少资金，经营能力更是平平。经营大户和他们合作，给他们股份，纯属为保平安的一项开支。如果政府能利用大部分大人物的力量，同时秉公执法，不让“掮客”发挥作用，人们对帮派的需求将下降，成人化的帮派头目不再吃香，帮派的发展才能得到遏制。

联络处和联防队

• 异地设置联络处，上无“帽”（没有和现在的行政框架契合的名义，参与流入地政府管理的资格），下无“腿”，这一政府介入办法至今没有得到实质性效果。
• 丰台当地的一个公安人员和我说：“这样的事（指组建联防队）我们是再也不干了！你来北京，就得服我的管。”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政府部门敢提“两地协调共管”。

第八章 1995：波折和回潮

• “浙江村”出现了社区内第一个正式组织：北京市京温服装批发中心爱心小组。我所说的“正式”，是指它和帮派等相对而言，指它有一定手续，合乎基本的法律程序。但就性质来讲，它是彻底的民间机构，或者说是“非政府组织”。
• 大家都很明白，越是民间，越要挂靠。

“搭架子”和合同策略

• 借用社会工作界的术语，这次会议体现的是典型的“合同”的策略，即社会和政府双方，先抛开潜在的冲突不谈，而是努力建立互相认同、合作的关系。

对弈策略的挫折

• “对弈”相对于“合同”而言，指社会方不以与行政管理者达成“一致”为首要目标，而要达成“制衡”。
• 按道理，“对弈”策略要比“合同”策略更能激发人们的内部团结，而京温爱心小组的情况则相反。“合同”时，大家热情不低，而当要对话时，却形不成力量。这件事和1994年的罢市的不同在于，1994年的罢市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而且是一个突然的“事件”，大家可以一哄而起。而现在是要用一个组织的名义，和管理者进行理性协商，目的是要带来日后长期互动格局的变化
• 在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只靠“合同”而无“对弈”是不能达成真正的整合的。

刘家大院

• 第一项是自我管理体系的建设。

突然的变化

• 清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宣传动员，调查摸底；第二阶段，“动员自拆”；第三阶段，“强行拆除，全面结束”。
• 最后提出三点对策。一是继续观察；二是积极找记者、律师（找了来干什么没形成意见，反正先找）；三是时刻要让浙江方面的政府机构了解事态进展。

自拆阶段

• 他们质问这清理的合法性的主要问题是：“拆了到底有什么用？”这务实的逻辑让他们尤感北京的行动匪夷所思。
• 工作队同时指出“群众欢迎治理整顿”。“群众”指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概念相对。
• 刘世明的合作伙伴姚信安大骂：“别再跟他们商量了，商量有个屁用！两次开会，都说是我们组织的，压力全给我们。”各院院主之间建立同盟的可能性彻底丧失。

强行拆除

• 11月22—25日。我本人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和“浙江村”的联系暂时中断。
• 北京市上报“初战告捷”的报告。国务院主要领导批示：“说明北京的党和政府各级组织是有战斗力的。”北京市主要领导批示指出，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是：对我们北京市的最大支持、最大爱护，迅速传达到火线全体同志。
• 村民见我便叫道：“你给反映反映啊。要么赶快把这儿划成市区，我们上班去；要么你还得让浙江人住回来。你说这地空着干吗使？我们上哪儿吃饭去啊！政府真要看着我们饿死啊！赶来赶去，折腾什么呀。”我问他们：“浙江人来了治安这么乱，你们不怕吗？”回答：“治安乱你得管啊。送点钱就放出来，能不乱吗？我们总得吃饭呀！”

3个月以后……

• 大清理中，“浙江村人”的去向基本有三个：一是去其他城市的“浙江村”，二是回家，三是去河北燕郊镇。
• 我的预测完全失败，在于两个“估计不到”。一是估计不到投入了巨大财力、人力的政府行为会是这样“一阵风”。尽管万佳友等人早就告诉我：风来得越猛的，退得也越快，没有例外。但我还总觉得他们心存侥幸，对形势估计不足。事实证明，错的是我。二是我多少过高估计了大人物们的力量。大人物的威望主要体现在“影响力”上，人们把大人物的行动当作自己的重要参考；但是，大人物并没有形成对一般人的直接控制。你可以“顺势推进”却很难“逆流而动”。毕竟，大人物的基础是各系之间的重叠，而非一个严密的行政化的等级体系，大人物也把充分尊重各人的自主选择当作自己办事情的前提。

大院卷土重来

• 第一个办法是，村里盖大院，请温州人帮忙。
• 第二个盖院子的办法是和北京人直接合作，组建公司。
• 在北京的多年生活使人们也得到了这样的知识：由于行政区界的不同，一街之隔，往往政策就大不一样。

新热点

• 代理制的基本安排是：（一）加工户和销售户之间是经销关系，价格由加工户定，但销售户的意见也有重要作用。加工户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让自己的代理商不赚钱。（二）在代理商和非代理商之间，加工户要首先照顾代理商的利益。比如说在销售旺季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要先把货给代理商，在价格上也要优惠。（三）代理商应该以销售这一品牌的服装为主，或者专卖一种产品。代理商做得越专，他将在加工户那里得到越大的优惠。这是因为，加工户希望通过这一办法，使自己的产品在该地区打出品牌，占领稳定的市场。四，代理商应该经常向加工户反馈信息。
•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浙江村”里“打官司”的意识非常强，但这种意识基本只限于和政府部门的纠纷之中，如果是经营户内部的矛盾，则极少人会想到“打官司”。

第九章 讨论：关系丛

• 总之，“浙江村”最基本的结构特征是，通过每个人的相互连接、重叠的小网络撮合和扩展，它有很强的“平面发展”的能力，却没有被组织的基础。“浙江村”的大户也纷纷看清形势，顺应社区的基本结构，不做“中心”而提供“场所”（市场）。

大小相配——社区的基本格局

• 最后，和其他华人社区很不一样的是，从本质上看，“浙江村”是“大主内，小主外”，社区日常的对外交往，是小户各自完成的，大人物做的是给社区内部提供大院、市场等公共场所，调解内部纠纷。像刘世明，他和外部的交往就相当有限。而在一般的唐人街（其他移民聚居区也是如此），对外来往完全是精英的特权。这也正反映了“浙江村”在本质上是开放的。

“锁住”

• 所以与其说骗子们是在骗取人们对他的信任，倒不如说是骗取被骗者对自己的“制服”能力的信任。
• 在我看来，建立一个稳定关系的实质意义，在于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个制约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对方“诱之以利”，让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甚至依赖，这可算作“软制约”；二是“硬制约”，使对方的行为不敢轻易超越某一界线。

亲友锁客户

• “浙江村”里亲友关系和生意关系之间的互动，正是人们运用亲友关系来“锁住”生意关系。

关系丛

• 我们过去一讲“关系”，往往把它理解为两个点（行动者）之间的连线，而我认为，任何长期、稳定的关系都不能只从关系的两端来理解，它同时包括许多“不在场的参与者”，应该从一个更大的行动单位来看。当人在建立某一关系的时候，他是带着大量已有的关系来的。他和现在的一个互动者要建立什么关系，以及怎么去建立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眼前的互动者和自己原来关系网是什么关系。你和我的既有的关系网是什么关系，这才是你我之间关系的实质。
• 费孝通教授（1996:25—6）在谈及功能主义历史观的时候提出了“多维的一刻”的说法，指出人们用当前的话表达出他对过去的记忆，而且包含了他对未来的期待。

关系中人

• 社会规范中的“角色”，只给人们提供一个行为的“底线”。关键的内容是由行动者来创造的，而这个创造来自既存的关系。
• （一）人的行动是在关系中形成的，但人又是有主体性的，能把握、计算和创造关系。（二）我们反对个人主义的个人观，但又强调人的行动和意识有统一的一面。这两点概括起来，我所要强调的就是：行动者本身是在和关系的互动中不断被塑造的。塑造自己，编织关系，和塑造社会是同一个过程。

比较：开放下的聚合

• （一）“圈子”的概念往往强调内部成员的同质性，志同道合者才构成圈子，而“系”的成分则要多样。（二）圈子的内部结构是简单的，“平面性”是它的特征，它正要靠这种互相的平等、无拘束的往来而维持，而“系”则远要复杂。特别是在大人物的系里，不仅他们几个人内部会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等级，特别是，他们各自原来的亲友跟着他们走，会形成多级的结构。（三）用库利的概念，圈子应该属于“初级群体”，在现代社会中，它的主要功能是感情沟通等；而“系”既不能说是初级群体，也不能说是次级群体。和次级群体相比，它没有正式的形式化的规则，它强调的是具体的人；但是和初级群体相比，它的内部关系又不是完全开放的，可以说，它是以初级群体的面目，在承担着很多次级群体的功能。总之，“系”的特征在于它是多种关系的综合，是具有社会建构能力的，即它在内部能衍生出新的关系，在外部能通过不同系的重叠生成更大社会单位。
• 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却越高。
• 移民聚居区经济理论反映了现在的一个理论动向，即强调传统的、特殊主义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仍有它的合理性，仍然能够以各种方式存在。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些关系不仅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是现代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因素。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界限。

第十章 未来：新社会空间

• 在有关中国社会里“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最关心的是非正式关系和正式制度形成了什么关系。
• 可以认为，“关系—混合”模式已成为当前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范式。在这个范式中，国家、市场、社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同的社会领域通过个人间“关系”整合在一起。
• 在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新格局正在生成：“体制”更多的是在制约体制内的人，而在体制外的反而赢得更大自由。

“套”

• 四、“套”。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策略。
• “套”是对方对自己有某种义务感，不能轻易拒绝帮忙。“套”里也有“交换”的因素，但不像交换策略那样是即时的，它强调长期的稳定关系。但这个长期又和自己人互相帮忙不一样，它是不得不“从长计议”，因为和行政人员的即时的交换代价较高，“成交率”低，所以只好把线拉长。

跨越边界的社区

• 既是与社会的各个部分紧密相关的，又是在既定的总体社会秩序之外的，这便是我所说的“跨越边界的社区”的含义。

后记：理解的知识

• 人类学的理解更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别的交流之上，以往报告中的“我们”“他们”这些“代言人”是不真实的。
• 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并不是建立在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能力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如果我对这个概念没有理解错的话）的基础上的，最简单地说，就是“人和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这一预设之上。“这个世界上最难以理解的事情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而人和人是怎么可以互相理解的，也是同样具有魅力和挑战的问题。“人可以理解世界”这句话可以看作自然科学的出发点，“人可以理解人”可以作为人文思考的缘起。

致谢

• 借用我本科论文“致谢”中的一句话，他们是社会发展的真正推动者，我只是实践者的再蹩脚、无能不过的秘书。怎么把这个秘书当得少蹩脚一点，是我终生的任务。